《易》为中华文化之源，为诸子百家之所祖；极其功也，亦为道统之所系，尤为中华圣道功夫之所系。由于邵子尧夫斯言，肯定孟子知《易》深于《易》与善用《易》，更证韩文公“轲之 死，不得其传焉”之断语，在指“易道”与“圣道”及“道统功夫” 之传承止于轲，其言之不诬也。尧夫，其深知孟子者也。五千余年来，能明白指出“中华道统传承止自孟轲”，且明白肯定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仅唐韩文公一人耳。文公而下，以迄于宋，能直接了当，肯定孟子为深于《易》者，及善用《易》者，仅尧夫一人而已矣!由此足证“立言难”，而“知言亦不易”也。 此庄子之所以有自谓其书于“万世之后，遇一大圣，知其解者，犹旦暮遇之也。”之叹！
尧夫力倡“先天之学”，曾谓：“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又谓：“神无所在，无所不在。至人所以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与一，神之强名也。以 神为神者，至言也。”原始道家重养神，其次养气，其次养心，其次养精，其下养形。盖以“养神为体”者，得乎老子道与先天道之体要也。孔子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尧夫谓“心为太 极”，又曰“道为太极”。其学是直承孔子而来。先孔子而言者，则为老子；老子直言“道为先天地生”，又开宗明义即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宇宙天地万物，皆原于一。至人能守其一，诚于一，而定于一，则自通于神。此乃 “至人与他心通”者，以其出于“一”而皆本于“一”也。由老子之“道生一”，亦即是皆出于“道”，而本于“道”也。至人之心， 寂然不动，虚明湛寂，一尘不染，空空如也。用能感而遂通，妙应如神。是故道通天地万物人神之统，故能先天地先宇宙而 知而明!以其知为自知，明为自明；自心自明，自性自见；以其 “本来无一物”也。故其通神若响，以其“与道合一”也。
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无一言非道，亦无一言不与《易》合；其言德者，道之德也，《易》之德也。老子为周守藏室史，尽得自伏羲、黄帝以迄三代以下中华文化道统之秘要!故孔子见老子，而兴“犹龙”之叹!今谓之“道在斯矣”，“统在斯矣”， 不之为过。了乎夫子序《易》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之教，即可望其能知乎《易》，了乎一，而明于道者矣!
孔子于《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一贯之学，历代百家圣哲，鲜能通其玄旨。良以理者，道之理也，天之理也 (《中庸》，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亦即《易》之理也。是以须“穷”，若作穷尽天地万物之理解，与“道”及“修道之谓教”一语，有何干涉?
其次，“所谓性者，天之性也，人之性也”。故《中庸》首曰 “天命之谓性”。能尽天之性，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赞 天地之化育，而可与天地参矣。佛家之“见性成佛”，不若“尽 性成道”远矣。最后一句，“以至于命”者，乃人之命也，人所得 于天之命也，亦即所以“神化人生”，而“与天合一”也。修人道以合天道，并合神道，而可与易道参矣。
故《道德经》五千言，无一言及《易》，而无不与易道合。极其大而通之，其道亦无不与孔子之道合。道“一”而已矣!岂 有多哉?分形骸而别尔我者，必是小人矣。执章句，分是非，立门庭，别尔我，甚至互相攻讦者，则实未闻大道，庄子所谓 “辩者之徒”者也。于此，余欲无言!余之《道德经圣解》，旨在欲通百家于一圆“○”，统万世于一途。且所以体道者，非体之于物，而体之于心也；且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神也；非观之以神，而在能“反观自神”、“反观自性”，则自“与道合一”矣。至此境界，神闲气定，独立天地无一事，一尘不染自清明。如此，则虽亿万世可知也!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尧夫诗不云乎：“廓然心境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人?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纶。”修道人，一至“我性即天天即我”境界时，则即以全宇宙予我，亦不足以动我分毫矣!心不动，神不动，意不动，念不动，气不动!全在“我性即天天即 我”一步“性天合一”功夫。千古来，谁能语此，谁能体此?此 乃“人道与天道同合”、“人德与天德同化”、“人爵与天爵同功” 之合一语也。《道德经》五千言之秘要功夫，归根一句，全在于此。孔子赞老子谓其“道之不可知也”、“犹龙”者，其玄要亦即在此!此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孔以至盂轲，一脉相传相承之道统圣脉也。
余尝谓：“老子得伏羲、黄帝、神农，以及夏商周三代以下 之遗文，而以道设教，以道垂统。”又谓：“以道总摄一切，圆融一切。言其大，万流宗海；言其高，千峰独露；言其神，变化莫 测；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如潜龙之首尾俱不可见!此孔子之 所以有‘犹龙’之叹也。”实则如能明其心法，弹指可通；得其玄窍，立地证道。岂多乎哉，岂难乎哉?余于本书《道德经指玄》 之“三宗九观法要”一文首云：“老子言道，一以‘有’‘无’立其 门户。故首章即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二语 开其教。”而为立三宗，即“有宗”、“无宗”、“玄同宗”(亦即有无 对立之统一律，亦即本体与现象、心与物、神与世界等传统哲学中之二元观念之统一)。接着更为之立“三乘九参法要”。 其下由“三宗”而复衍为“九观法要”以为纲宗，以改变“世界观”。其大要如下：
一、立“无有观”，以破有障，而遣有执。本来无一物，万有亦归无。由无起用，其用无穷。斯为无物之物，无用之用也。 待汝“心中无一物”时，便通大道矣。
二、立“无无观”，以破无障，而遣无执。无一物中生万物， 无一法中生万法。执有不可，执无亦不可；执法不可，执无法亦不可。尽顽空亦不可着也。
三、立“无名观”，以破名障，而遣名执。无名争亦无，名空利亦至。此虽只遣名执，而利实在其中矣。此名利双遣也!
四、立“无道观”，以破道障，而遣道执。道无法亦无，道空 法亦空。世之恒河沙数宗教徒，无不役于道，而死于道下；名利关已破，信仰关、宗教关亦须破。名利双遣后，道亦须遣，俾能“跳过龙门不滞水”也。
五、立“无相(象)观”，以破相(象)障，而遗相(象)执。心中无一相．无相相中见合相。今不但菩萨相、法相、心相不可见，即一合相亦不可见，则自可于无相中见真相，亦即见“本来面目”矣。
六、立“无生灭观”，以破生灭(死)障，而遣生灭(死)执。 人生于天地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即生即死，“死生不二”，一而已矣。如此则自可以之破生死观、轮回观、涅槃观矣。藉以改变一般人的生死观与世界观。
七、立“无知见观”，以破知见障，而遣知见执。人之所以 有利害观、是非观、得失观、毁誉观等，总皆“思想”为之祟耳。 并可由此为起点，而破世界之“思想战”!故老子力主“绝圣弃 智，绝巧弃利”，使人皆归真返璞，复归于婴儿，藉得其“本来面 目”，即与“真我合一”，而“天即是我，我即天”也。此乃新旧思想皆破之“世界思想观”，并可用以反对形式主义、教条思想。
八、立“无人我观”，以破人我障，而遣人我执。众生即我， 我即众生，民胞物与，人溺己溺，则我与众生一矣。我与众生无别，则“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基本思想，可以由此而建立矣。
九、立“无时空观”，以破时空障，而遣时空执。万古时空归无极，无今无昔复无空。时空不立，今古不立，有无不立，是非不立，外宇宙不立，内宇宙不立，中宇宙亦不立。尽古今彻乾坤为一“无尽道海”!大矣哉!尽观止矣!自老子以来，元人言及此也。
夫身在瓮外者，方能运瓮；身在天地外者，方能观天地；身在宇宙外者，方能通宇宙。“看山须从天外看，求神不向庙中求”，即是此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亦是此理。透出乾坤外，方识乾坤理!更是此理。贞一用二，贞有用无。圆而不方，行而不已。直至不为物惑，不为天惑，方能真见性，方能真证道。
世多谓余深于道，独得丹家之秘要，亦深有得于禅佛之神 用与易道。实则余“一无所得也”，“叩其两端而竭焉，空空如也”。以空空如也故，藉得栖身，藉得安心。不然，满街都是圣 人，满街都是博士；肥遁之不暇，岂敢妄逞口舌哉?今之为此 《道德经圣解》者，实不得已也，在欲藉此以自遁，且余不但身 在瓮外，且亦心在瓮外。故能运转进退自如，虽无颜子之“箪 食瓢饮”，而“乐亦自在其中”矣。以余于生死寿夭毁誉得失， 早已不动心矣。且以其所传者，无不道在其中也，而亦易在其中也。孔子不云乎：“朝闻道，夕死可矣。”余又何憾!
昔宋叶梦得氏曾谓：“伏羲、神农、黄帝，至于尧舜，世相传 者，不出乎《易》；质诸老氏，则与《易》异者无几。”余故常语人 曰：“究老子，宜先通乎《易》；不明《易》之全体大用，便不足以 参究老子；不通《易》，无以通老子，望其门而无入也。”何谓道? 宋邵康节谓：“《易》不云乎：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亦谓：“易以道阴阳。”丹经亦曰：“除了阴阳道不成。”正余所谓：“丹家有物先天地，乾坤一掷亿万年。”老子不云乎：“万物负阴而抱阳。”此最宜体认，道在斯矣。《老子》全书，无有不合《易》者。 宋邵康节有云：“老子为知《易》之体，孟子为知《易》之用。”余亦尝进而谓：“老子为得《易》之神，孔子为得《易》之髓，孟子得 《易》之用，邵子得《易》之体，周子(指濂溪)得《易》之几。”无逸子闻之曰：“富矣哉，其言乎!千古来，无人能见及此，乃尽天地一只眼之论也。”其言甚当!否则纵有独见，亦无足取。明哲之士，专家之徒，多若过江之鲫；余岂敢自是其是，而妄非人 之是哉?各是其是，而亦是人之是，两存之或皆并存之，俱是 矣，亦无论。否则自犯前举之“无道观”以破道障，与“无知见 观”以破知见障矣。执于道则死于道，执于知见则死于知见。 透出宇宙外，不落时空中，方能自在逍遥，而有少分相应，而得 “自心解脱”与“自性解脱”矣！说无说，序无序，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六月吉日文山遁叟病中于文山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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