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从而引起纸币的贬值,叫做通货膨胀。”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不仅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纸币贬值,同时也指出了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即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我们说造成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流通中的纸币量超过了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这与传统的观点相比较既有一致性,又有区别。其区别表现在:
(一)、纸币所代替的只是流通领域里的部分金属货币量
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纸币与金属货币在流通领域同时并存,而且金属货币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纸币只是代替部分金属货币量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国家中央银行向社会 (包括国家ZF机关、军队等各团体、各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各类企业和个人,在本文中统称为社会)发行的纸币量必须以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为依据。也就是说国家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应持有同等数量的金属货币准备金。这些准备金包括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和国家掌握的其它物资储备。其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金属货币税收和实物税收。(实物税收可看作是间接的金属货币税收)此外,还有社会上的金属货币存款, 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多,就可以向社会多发行纸币,反之,则少发行纸币。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多,说明社会上流通的金属货币量少,反之,则社会上流通的金属货币量多。总之, 在这一阶段,无论国家向社会发行多少纸币,也只能是代替国家中央银行所掌握的那一部分金属货币准备金量,而绝不是代替流通领域中的全部金属货币量。
(二)流通中的纸币量并不等于纸币的发行量
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国家中央银行以财政支出和发放贷款的方式发行纸币只有保证国家物资储备部门能按与金属货币的同等购买力供给实物,或者国家中央银行及其所属银行能随时兑换给等量的金属货币的基础上,纸币才能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并流通。当社会上向国家中央银行提取全部金属货币存款时, 原则上以这一部分金属货币存款为准备金发行的纸币就回到国家中央银行。当国家的财政收支持平,结余为零时,以财政收入为准备金以财政支出发行的纸币也会全部回到国家中央银行。这时,全部回到国家中央银行中的纸币就完成了它在流通领域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使命。由于国家中央银行已经没有任何金属货币准备金的保证,这时回到国家中央银行中的、也确实是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曾经代替金属货币执行过流通手段职能的纸币,就不再是流通中的纸币而成为毫无货币意义的东西,只有在国家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或国家中央银行重新吸收了社会金属货币存款时,国家中央银行中的纸币才能继续成为金属货币的符号重新流向社会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究竟国家中央银行中的纸币有多少可以算作为流通中的纸币呢?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国家中央银行所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的数量决定的。当国家中央银行有足够的金属货币准备金,纸币的发行量始终小于或等于金属货币准备金量时,国家中央银行内外的纸币都是流通中的纸币。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是一致的、相等的。当纸币全部流回国家中央银行,而金属货币准备金量为零时,不论纸币的发行量是多少,流通中的纸币量为零。当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大于零而小于纸币的发行量,国家中央银行以外的纸币是流通中的纸币,而国家中央银行内的一部分纸币就不是流通中的纸币。这时,流通中的纸币量就小于纸币的发行量。在纸币的发行量和金属货币准备金量相等的特定条件下,我们还可以根据纸币流回国家中央银行的途径来区别它是否还是流通中的纸币。如果纸币的所有者以购买国家公债、交纳税金和存款的形式流回国家中央银行,就仍然是流通中的纸币。因为纸币的流回并没有改变金属货币准备金量, 国家中央银行可以随时以发放贷款或财政支出的形式将其投向社会。如果社会上用纸币向国家中央银行兑换金属货币, 或者国家动用物资储备收回的纸币,就不再是流通中的纸币。因为这些纸币的流回相应地减少了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这部分纸币在客观上已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毫无货币意义的东西。当然,这些客观上退出了流通的纸币, 在新的条件下还是可以继续成为流通中的纸币。 一是当国家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或国家中央银行有了新的金属货币存款时,这些纸币会以足值的纸币重新进入流通领域。二是当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不增加时,国家中央银行主观上要继续使用这些纸币,它们仍然是流通中的纸币。但是,其结果必然会出现纸币的贬值现象。
总之,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分析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时, 使用流通中的纸币量这一术语比纸币的发行量较为确切。
(三) 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流通中的纸币量和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是影响单位纸币值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单位纸币值的变化只表现为纸币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或称为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与流通中的纸币量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由于流通中的纸币量和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的比例关系不同,会使单位纸币值处于稳定、贬值和增值的三种状态。
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最初,单位面额的纸币通常代表同名称的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当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等于或大于流通中的纸币量,能够保证随时以足额的金属货币兑换纸币,或者有足够的物资储备保证纸币在市场上具有同名称金属货币的同等购买力,这时纸币值稳定,社会上不存在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当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大大少于流通中的纸币量,无力保证以等量的金属货币兑换纸币,无力保证纸币在市场上具有同名称金属货币的购买力时,纸币处于贬值状态,社会上出现了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在社会上己经存在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的状况下,国家要努力制止通货膨胀, 通过税收, 借债等手段增加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逐步提高或恢复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比列及其在市场上的购买力。这一状况,相对于纸币贬值时期来说,单位纸币值呈增值状态;但只要这种增值在没有完全恢复到单位纸币能够兑换或具有同名称金属货币的购买力的条件下,又可以看作纸币仍然处于贬值状态。 这说明,在我们具体分祈、认识纸币值的变化问题时,应该强调时间的阶段性。在较长的阶段来看,纸币处于贬值状态,而在其中某一较短的阶段来看,纸币则又可以是处于稳定或增值状态。
一般地说,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成正比例,而与流通中的纸币量成反比例。
在社会上已经存在着纸币贬值的条件下,当流通中的纸币量不变,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增加,或者金属货币准备金量不变, 国家减少了流通中的纸币量,这样,国家就有能力提高或恢复纸币同金属货币的兑换比例,提高或恢复纸币的购买力,使单位纸币值呈增值状态。
当流通中的纸币量与所代替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以同等程度增加或减少时,单位纸币值则保持稳定状态。
在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等于或小于流通中的纸币量的条件下,当流通中的纸币量不变,国家中央银行减少了金属货币准备金量,或者在金属货币准各金量不变,国家中央银行增加了流通中的纸币量,这样,国家就无力保证原来单位纸币兑换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或具有原来的购买力,致使单位纸币呈贬值状态。如果流通中的纸币量增加,而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减少,不论程度如何,单位纸币值均呈贬值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增加和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的减少是造成单位纸币贬值的两个基本原因。
在上述的同等条件下,当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增加大于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的增加程度时;或者,当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的减少大于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减少程度时,单位纸币值均呈贬值状态。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出,不论流通中的纸币量和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是作同一方向变化,还是作相反方向的变化,只要是造成了流通中的纸币量大于或者说超过了它所代替的金属货量, 单位纸币就呈贬值状态,社会上就存在着通货膨胀。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流通中的纸币量超过了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是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二、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贵金属作为货币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和货币流通领域是纸币由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的标志。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单位纸币值的确定和变化都不再与金属货币发生联系。要回答如何确定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 要找出造成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原因,只能在纸币的流通总量及其流通速度和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额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进行分析。因此 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价段,正确认识纸币的发行和流通速度等方面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一)、纸币的发行不再以金属货币量为依据。
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不仅纸币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变化,而且金属货币的地位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一阶段,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主要是指数量较多、面值较小的一般硬币。(此外,还有数量较少面值较大的纪念金币。) 从表面上看,这些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仍然是价值实体, 但是它们却不再以其自身的价值量作为价值尺度的标准执行货币职能, 而是以大大超过了其自身的价值量按国家中央银行确定的面值执行货币职能, 其自身价值量的大小己显得无关重要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价值符号货币, 而不再是价值实体货币。在价值实体货币和价值符号货币的不同阶段,金属货币在形式上虽然没有显明的变化,但是在实质上却有根本区别。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金属货币和纸币在货币材料的形式上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作为价值符号货币这一本质特征上却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的。因此,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纸币应该具有更新更广的含义。狭义上的纸币是指货币材料上的区别。广义上的纸币是指价值符号货币,包括狭义上的纸币和以金属材料发行的价值符号货币——硬币。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以下讨论纸币的发行量和单位纸币值变化的原因问题时,我们所说的纸币就是指广义上的纸币。
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流通中(包括银行内外全部)的货币量,就是指金属货币量,流通中的纸币量是不必计算在内的。因为流通中的纸币无论有多少,也只是代替部分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有多少纸币流通,就说明有相应的金属货币量滞留在国家中央银行中。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是指广义上的纸币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发行的货币量与发行的纸币量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符号货币代替了全部价值实体货币执行货币职能。 即纸币代替了全部金属货币量执行货币职能。
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虽然在其职能范围上代替了全部金属货币量执行货币职能,但是,纸币的发行却不再以金属货币量为依据,单位纸币值的确定也不再与金属货币发生直接关系。这是纸币在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区别于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的重要特点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为人人所认同的。其表现为:
1、在理论上,认为纸币发行量要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依据的传统观念仍然作为科学理论在教育界和理论界占主导地位。
2、在实践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大量的黄金储备作为本国纸币的后盾,一些国家仍然规定着本国纸币的含金量。
因此,必须对纸币的发行不再以金属货币量为依据予以充分的说明。
第一、在事实上,各国的纸币发行已经没有足量的贵金属保障。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主要实行金本位制货币制度。现阶段,各国虽然还保持着大量的黄金储备,但是已不足继续作为纸币发行的物质保障。从下面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黄金储备、纸币发行量和国民收入三个方面的数量变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表一 各国黄金储备 单位,亿盎司
时期 国家 | 1970年 | 1980年 | 增减变化 |
美国 | 3.163 | 2.643 | -0.52 |
联邦德国 | 1.137 | 0.952 | -0.185 |
意大利 | 0.852 | 0.666 | -0.159 |
日本 | 0.125 | 0.242 | +0.117 |
英国 | 0.385 | 0.182 | -0.203 |
合计 | 5.635 | 4.685 | -0.95 |
表二 各国货币发行(期末)量 单位:亿本币
时期 国家 | 1970年 | 1980年 | 增长倍数 |
美国 | 2260 | 4040 | 0.78 |
联邦德国 | 1050 | 2450 | 1.33 |
意大利 | 31.18 | 170.94 | 4.48 |
日本(万亿) | 21.36 | 80.89 | 2.78 |
英国 | 96.35 | 388.9 | 3.03 |
表三 各国国民收入 单位:亿美元
时期 国家 | 1970年 | 1980年 | 增长倍数 |
美国 | 8790 | 22980 | 1.61 |
联邦德国 | 1668 | 7239 | 3.34 |
意大利 | 850.8 | 3562 | 3.18 |
日本 | 1763 | 8960 | 4.08 |
英国 | 1128 | 4600 | 3.08 |
(表中1970年和1980年统计数字摘自范慕韩编《世界经济统计摘要》)
从理论上讲,国民收入总量大的国家所需的货币量大。从表中统计的数字看,日本的国民收入总量是意大利的两倍多,而黄金储备却仅是意大利六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从理论上讲,随着经济的增长,需要的币量相应增加。从表中统计的数字看,美国10年间国民收入增加1.61倍,纸币发行量增加0.78倍,而黄金储备减少了0.52亿盎司,减少了16.7%。上述五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发行量、国民收入总量都成倍增加,而黄金储备量除日本有所增加外,各国均呈下降趋势。10年间黄金储备总量减少了 0.95亿盎司,较10年前减少了16.8%。如果黄金仍然作为货币,这种日趋减少的总量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这说明当今世界各国并不掌握着流通中实际需要的全部金属货币,纸币的发行不可能以金属货币为依据。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黄金储备,再与纸币的发行量相比较,问题就更加清楚了。以美国为例, 1970年黄金储备为3、163亿盎司,以美元计算为110、72亿美元,(数字来源同上)而1970年发行的纸币为2,26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为纸币发行量的二十分之一。
第二,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也无法用理论推算确定。
或许有人要说,在现阶段国家虽然没有掌握足够数量的黄金储备作为纸币的后盾,但是,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是可以利用计算公式求知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计算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公式。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待售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这一公式是成立的,它明确了流通中的货币量、 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三者的数量关系。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公式。一看就会明白,要求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必须是在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已知的条件下才能计算。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在不同时期是一个变量,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确定的,可以由社会统计得知。这就要求货币流通速度在不同时期必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而不是一个变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一国或世界范围内,由于经济危机的暴发,必然导致前后两个时期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急剧变化。如果说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变的,那么在危机阶段就意味着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急剧减少。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说金属货币量是相对稳定的,就说明货币平均的流通次数在危机阶段减少了。同样道理,在经济高涨时期,货币平均的流通次数增加了。这说明金属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不同时期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因为作为货币的贵金属本身就是商品, 它随时可以作为财富储藏起来或用于生产和生活消费。同时,无论是作为货币还是作为一般商品也会在国际间流通。就一国范围来讲,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也不会是一个稳定不变的量。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述公式中的三个因素在不同时期都是可变的。而且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不会影响正常的商品流通和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量。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确定的,待售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流通速度必然成正比例变化以完成正常的商品流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增加,货币平均流通次数增加;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减少,货币平均流通次数减少。如果待售商品价格总额不变,则由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例变化以完成正常的商品流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货币流通次数增加了,它的流通量就会减少;它的流通次数减少了,它的量就会增加。”(摘自«资本论»第一篇第三章·货币和商品流通)如果待售商品价格总额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成正比例变化,则货币流通速度不变。
综上所述,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贵金属作为货币已退出了流通领域,纸币的发行不再以金属货币量为依据,单位纸币值的确定无法与金属货币发生联系。 这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并且在理论上被人们所承认。“自1971年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就彻底崩溃了,信用货币的黄金后盾也被解除了。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承认黄金非货币化这一事实,黄金不再作为各国货币和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摘自改革出版社·刘鸿儒主編«新金融辞海»(上册)黄金条款)如果不顾客观事实的变化,继续把纸币的发行和单位纸币值的确定人为地与己不存在的金属货币量联系起来的任何作法都是错误的。
(二)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相一致
无论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纸币,还是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纸币,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由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流通中的纸币量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但是,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的纸币,在流通中的纸币量的计算上与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的纸币是有区别的。 作为金属货币符号低级阶段的纸币,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前文已经说明了的。即国家中央银行外的纸币是流通中的纸币,而国家中央银行内没有金属货币准备金保证的那一部分纸币则不应计算为流通中的纸币。而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的纸币,由于纸币代替全部金属货币量执行货币职能,纸币的发行不再以金属货币量为依据,也不承诺兑现金属货币,流通中的纸币量与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量是完全一致的。国家中央银行发行并已经投入使用的,包括以各种形式流回国家中央银行的纸币,都是流通中的纸币。即国家中央银行内外的全部纸币构成了流通中的纸币总量。
不难看出,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对流通中纸币总量的计算方法上与金属货币阶段对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的计算是相同的。无论是金属货币阶段还是价值符号货币阶段,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是指包括国家中央银行内外的全部金属货币量或全部纸币量。 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即代替金属货币或价值符号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辅助性货币均不计算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之内。在金属货币阶段,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纸币不计算在金属货币总量之中;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代替纸币——通货,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可开列支票存款,如旅行支票、活期存款及其它可开列支票存款是不应计算在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之内的。西方国家一般是要把可开列支票存款计算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之内的。 从表面上看,通货和可开列支票存款都不是商品,都不是价值实体。但是,从二者在货币体系中的主辅地位来看是有实质区别的。通货是主币, 它取代的是金属货币的位置;可开列支票存款可视为代替通货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輔助性货币,它与金属货币阶段的纸币地位基本相同。可开列支票存款是由各类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出的存款收据。可开列支票存款在流通领域中作为支付手段广泛使用,只是代替通货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具有货币的性质。但是,可开列支票存款回到银行是否具有货币性质;就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了。当可开列支票存款在银行作为贷款抵押或正处于流通的中间环节——某银行收到其它银行开出的存款支票时,仍然具有货币意义;当可开列支票存款作为最终清算手段或以直接提取银行存款的形式回到原始开出票据的银行手中时,它就象以贵金属货币兑换的形式回到国家中央银行中的金属货币符号的纸币一样, 成为毫无货币意义的东西。不过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纸币以兑换金属货币的形式回到国家中央银行, 虽然失去了货币的意义,但是,它仍然有重新作为金属货币符号投入流通使用的可能。然而,作为可开列支票存款以清算和提取现金的形式回到原始开出票据银行就不可能再次进入流通领域,或是归档保存,或是销毁。因此,可开列支票存款不断为各类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所创造,又不断为其开出银行收回注销。
我们说在价值实体货币和价值符号货币这两个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计算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国家在各个阶段对流通中货币总量的有效控制及其计算的准确程度上是有区别的。
首先,在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国家对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量的控制是有差别的。
金属货币本身是商品,是由贵金属生产部门生产的。贵金属最初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一部分会用于生产或生活消费,一部分会转化为货币。新生产的贵金属——金或银,在流通领域中有多少、在哪一环节、什么时间转化为货币, 国家是难以严格控制的。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是由国家严格控制发行的。在什么时间向社会流通领域投放多少纸币完全受国家中央银行的控制。
其次,在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国家对流通领域中已有的货币量的控制也是有差别的。
由于金属货币本身是商品,是价值实体,又因其生产困难,单位金属货币的价值量相对稳定。因此,在流通领域金属货币随时可以作为一般商品退出货币流通而用于生产或生活消费;也可以作为财富在私入手里长时间储藏起来,或者作为世界货币在国际间流通。这说明,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国家对国内一定时期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是无法严格控制的。
然而,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纸币本身不是商品,不是价值实体,纸币除了作为货币行使职能,一般地说没有其它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随时可能发生,单位纸币所表示的价值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样, 纸币既不会像金属货币那样作为一般商品移为它用, 也不会作为财富在私人手里长时间的储蔵起来,也就是说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纸币的储藏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纸币的所有者不能在个入的钱拒里实现货币储藏,否则,他会发现长时间保存大量的纸币,会因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发生,纸币的数量虽然一文不少,但是它所代表的价值量或者说购买力却大幅度减少了, 作为财富已被无形的手凭空抓去 , 不翼而飞。 纸币的所有者只能在流通领域里去寻求价值保值的储藏手段。暂时不用的纸币,只有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及其它有价证券,用以获得足以抵偿纸币贬值部分的最起码的利息或般息收入时,才能得到价值保值,从而实现财富的储藏手段。总之,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纸币一经投入流通使用,就会处于一种永不停止的循环流通运动中。因此,在一国范围内,流通中的纸币量与国家发行的纸币量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上述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国家既不能从贵金属转化为货币的入口控制货币量的增加, 又不能在流通领域中阻止货币量的减少,所以,国家难以准确掌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国家通过控制纸币的发行量,也就准确地掌握了流通中的纸币总量。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基本一致,只适合于对纸币流通实行严格管制的国家。 即国家既不允许外币在本国自由流通, 也不允许本国货币流向国外。 在那些既允许某些外币在本国自由流通, 也允许本国货币流向国外的国家,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纸币的发行量就不完全一致。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计算应该是:用国家发行的纸币量减去流向国外的本国纸币量的差, 加上在本国流通的外币换算为本国纸币量的和。
(三)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可知的
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国家对流通中的纸币量是能够准确掌握的。同时,在现代通讯技术条件下,国家对一定时期各种经济指标,如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 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都是可以及时统计的。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流通中的货币量公式来求知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即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流通中的纸币量。在社会经济指标中,一般很少统计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我们可以借用国内生产总值来代替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来计算各国纸币平均流通速度。
列表如下:
表4、
国家 | 年份 | 国内生产总值 | 货币发行量 | 货币平均 流通速度 |
日本 (万亿 日元) | 1958 | 11.34 | 3.18 | 3.566 |
1965 | 32.05 | 10.08 | 3.179 | |
1970 | 71.16 | 21.36 | 3.331 | |
1980 | 234.9 | 69.57 | 3.376 | |
法国 (亿法琅) | 1958 | 2450 | 757 | 3.262 |
1965 | 4890 | 1756 | 2.79 | |
1970 | 8038 | 2320 | 3.464 | |
1980 | 27549 | 6710 | 4.106 | |
联邦 德国 (亿马克) | 1958 | 2310 | 397 | 5.819 |
1965 | 4620 | 727 | 6.356 | |
1970 | 6870 | 1050 | 6.543 | |
1980 | 14889 | 2450 | 6.007 |
(表中国内生产总值、货币发行量数字来源,摘自范幕韩《世界经济统计摘要〉)
此表说明了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 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是可以计算的。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各国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不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1958年至1980年的20多年间,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日本增加了20倍,法国增加了8倍, 联邦德国增加了5倍,但是,各国在前后各时期的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基本不变。这绝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的。即在价值符号纸币阶段,纸币的发行量或流通中的纸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比例变化,而纸币平均流通速度基本不变。以此类推,流通中的纸币量与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或国民收入总额成正比例变化,其相应的纸币流通速度基本不变。
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正常的商品流通是由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两个因素来调节的。在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不变的情況下,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加快;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减慢。 在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增加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量不变,则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加快;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不变,必然要求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而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其内在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会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同题:流通中的纸币量和纸币平均流通速度是在各自的一个极点上。 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去分析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和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多少的问题。
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内 , 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的最大限度就是与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额相等。这时,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为1,这也就是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的最低极限。这就是说,即使社会上的贵金属有很多,甚至超过了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但是实际上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的贵金属最高价值总额始终不会大于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而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也决不会小于1。
在流通领域,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的最大限度与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的最低限度是一致的;反过来,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的最低限度与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的最高限度是一致的。作为货币的材料,必须满足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最起码的量,否则就不能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因有足够的金而实行货币金本位制;一些国家因黄金量不足,只能实行银本位制的货币制度。事实上, 在金属货币阶段,流通中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既不可能停留在最低极点,也不可能停留在最高极点, 而是分别在最高和最低极点的限度内不断地变化。
作为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的货币和金属货币阶段的货币运动规律有所不同。 从表中各国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的数字来看,都大于1。这表明不是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不论货币的发行量如何变化,各国纸币平均流通速度都基本不变,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不会增加。这表明纸币平均流通速度是处于最高极点。 由此可以推断出,流通中的纸币量应该是处于最低极点。但是,从一般的常识来看,这一推断好象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纸币的发行量有增无减,各国都存在着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 流通中的纸币量肯定会高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最低限度,究竟那一种判断是正确的算呢?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区别。要说明这一问题,还需要借助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进行分析。在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低级阶段,假设在金属货币准备金量不变,流通中的纸币量大大增加,超过了中央银行里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的同等条件下:从微观角度分析,这时纸币的绝对数量増加了, 单位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减少了, 单位纸币贬值了; 如果从宏观角度分析, 纸币在相对数量上没有发生变化——金属货币准备金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始终是代替着那不变的金属货币准备金量执行流通手段职能, 纸币并没有贬值。在金属货币准备金为定量的条件下, 无论流通中的纸币量如何増加, 单位纸币值如何变化,但是从流通中的总量来看,它始终代替着那一定的金属货币量,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纸币是代替流通中的部分金属货币量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纸币则是代替流通中的全部金属货币量执行货币职能。 纸币由金属货币符号阶段向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的过渡, 是由金属货币和纸币两方面的变化共同实现的。 从金属货币方面看,金属货币逐渐全部退出了货币流通而还原为一般商品,从纸币方面看,纸币逐渐由代替部分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到代替全部金属货币独立担负起货币的全部职能。 可以想象,当最后一部分金属货币退出了货币流通被纸币所取代的那一刻,纸币所取代的金属货币量只能是国家中央银行所掌握的那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上能够作为货币流通的全部贵金属量。也就是说,纸币所取代的只能是流通中所需要的最基本、最低水平的金属货币量。这时,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也就必然达到了最高极点。纸币代替流通中所需要的最低的全部金属货币量一经确定, 那么,不论往后纸币的发行量如何增加,单位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是否变化,然而,就全部纸币量始终是代替流通中所需要的最低的全部金属货币量的关系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从整体上说, 纸币也并不贬值。这时的纸币实质上己经由金属货币符号性质转变为价值符号货币性质。但是,纸币和金属货币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时的纸币仍然处于过渡阶段,然而纸币流通已经具有新的特点:1、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始终处于代替流通中所需要的最低的全部金属货币量水平的极点上;2、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始终处于最高水平的极点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纸币逐渐脱离了与金属货币的直接联系。如果不通过特别的计算,人们一般不会直接弄清流通中的全部纸币究竟代替了多少金属货币量执行货币职能,也不会直接说出单位纸币究竞是代表了多少金属货币量。纸币最终完成了由金属货币符号阶段向价值符号货币的过渡。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不再与金属货币量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与价值量直接联系。全部纸币量也不再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流通中的全部纸币始终处于最基本、最低的货币量的极点位置却是确定不变的,纸币的平均流通速度始终处于最高的极点位置也是确定不变的。这是价值符号货币阶段货币流通的特点。
这一特点,是所有使用价值符号货币国家的货币流通中普通存在的,是客观的。从流通中的纸币量来看, 各国流通中所需要的最低的货币总量是不同的,各国在不同的时期或同一时期的发行纸币的增长幅度也是有巨大差异的,但是, 各国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始终都处于最基本最低要求的货币量的极点位置都是相同的。从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来看,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以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和民国收入等不同经济指标计算出的纸币平均流通速度是不同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及其在不同时期,以同一经济指标计算出的纸币年平均流通速度却是相同的。这种相同不仅表现为纸币平均流通速度始终处于最高极点位置的一致性,而且还表现为具体计算数字的一致性。如果说,准确地以某一国的任何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出的纸币年平均流通速度为6.5次,也就可以确定该国家其它各年中纸币年平均流通速度是6.5次。同时,也就可以确定世界上使用价值符号货币的其它国家的纸币年平均流通速度是6. 5次。
关于这一点,还须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计算的纸币年平均流通速度,并不是单纯指具体的纸币——通货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直接作为流通手段的次数,而是包括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以纸币的各种代替物(即除通货以外的M1、M2、M3)进行支付的次数。此外,还包括直接的易货贸易和通过银行转账结算贸易。
第二,由于各国对流通中的“货币量”的确定范围不同,会造成计算的纸币年平均流通速度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把流通中的货币量定为M1,也有一些国家定为M2。这种把代替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輔助性货币与通货等同起来的作法,一方面,必然人为地造成了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另一面 ,也相应地造成了纸币年平均流通次数的减少。如果计算流通中的货币量为M1,是国家发行的通货数量的2倍,那么,纸币年平均的流通次数就会成反比例减少一半。
综上所述,我们说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纸币的平均流通速度,严格地说是纸币的年平均流通速度不仅是可知的;而且是稳定不变的。
(四)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符号阶段,流通中的纸币量和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是影响单位纸币值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阶段,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不再直接表现为它与金属货币量之间关系的变化, 而是直接表现为与它所表示的价值量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样,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仍然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即流通中的纸币量和它所表示的价值总量之间的变化。
我们可以利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计算公式来说明这一问题。
流通中的货币量= 待售商品价格总额\货币平均流通速度
依据此公式我们可以得知, 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待售商品价格总额。
我们知道,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是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货币表现。
所以待售商品价值总量=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平均流通速度。
这一等式的后半部分代表待售商品价格总额, 是前半部分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货币表现。
单位纸币值的计算公式我们就可以这样表示
单位纸币值= 待售商品价值总量\ 流通中的纸币量×纸币平均流通速度
= 待售商品价值总量\ 流通中的纸币量 × 1\ 纸币平均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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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论证了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高级阶段纸币年平均的流通速度是稳定不变的,是一个常量,它是不会影响单位纸币值的变化的。这样,从上面的计算公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和流通中的纸币量就成为影响单位纸币值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成正比例,而与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变化成反比例。
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和流通中的纸币量这两个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
第一、在一国范围之内,不同年份的待售商品价值总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处于增加或减少的不断变化之中。
第二、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流通中的纸币总量有极大的变化性。在纸币总量满足流通中所需要的最低的绝对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使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不断地增加。反之,在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增加的基础上,国家也可以使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不断地减少。但是,流通中的纸币总量最终不得低于最低需要的绝对量的界限,否则,正常的商品流通就无法进行。
由于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和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变化,必然导致单位纸币值在稳定、增值、贬值三种状态之间的变化。
当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与待售商品价值总量以同等程度增加或减少时,单位纸币值不变。
当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不变,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增加;或者当待售商品价值总量不变,流通中的纸币量减少时,单位纸币值呈增值状态。当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増加大于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增加程度,或者当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减少大于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减少程度时,单位纸币值都呈增值状态。当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增加,而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减少,不论程度如何,单位纸币值均呈增值状态。
相反的是,当待售商品价值总量不变,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增加;或者当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不变,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减少时,单位纸币值呈贬值状态。当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增加大于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增加程度;或者当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减少大于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减少程度时,单位纸币值均呈贬值状态。当流通中的纸币总量增加,而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减少,不论程度如何,单位纸币值均呈贬值状态。
综上所述,就造成单位纸币贬值的原因来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增加和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减少是造成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的两条基本原因。
从理论上讲,我们已经说明了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造成纸币贬值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认识水平上,而是要进一步说明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大量增加和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大量减少是造成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的两条基本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在价值符号纸币阶段,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离开了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这个指标是无法确定其是否变化的。
首先,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不能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
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用纸币表示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大小同样是由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大小决定的。这一点,完全与金属货币阶段一祥,不管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是否变化, 也不管单位纸币值是否变化, 用纸币表示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在任何时期都与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到反映不同时期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方面,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与价值实体货币阶段相比较是全然不同的。
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由于金属货币本身是商品,具有价值,并且其价值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由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决定,二者成正比例。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大,用货币表示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就大,反之就小。总之,在价值实体货币阶段,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
在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由于纸币本身不是商品,也不具有任何价值。作为货币,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纸币平均的流通速度却是稳定不变的。这样,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不是由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决定,而是由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变化决定。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与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变化成正比例。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并不具体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而是仅仅反映了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变化。关于这一点, 可以从上一问题㈢纸币平均流通速度的列表中得到印证。
当流通中的纸币总量不变时,用纸币表示出来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在不同时期是不变的,相等的。而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不能导致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只能导致单位纸币值的变化和单位商品价格的变化。这种情况还未被人们普遍承认,但是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成立的。具体表现应该是: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增加,流通中纸币总量不变,单位纸币值增值,而单位商品价格下降;反之,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减少,单位纸币贬值,而单位商品价格上涨。
其次,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也不能量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
在现实的经济统计工作中,经常使用不变价格的计算方法来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的増长或下降的变化程度。其实,如果真的要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各种经济指标的変化,采用不变价格的计算方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其中忽略了商品的价值量同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例,同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这一价值规律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社会产品总量也可称为社会待售商品使用价值总量随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例地增加,而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则随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反比例地下降,社会待售商品的价值总量则不变。这是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承认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实质上只是反映了社会待售商品总量,或者说反映了社会待售商品使用价值总量的变化,而不能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只有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特殊条件下,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才能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变,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与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一致,并且同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救的变化也保持一致,三者成正比例。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成反比例地显著下降。
以当年价格计算或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社会待售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化都不能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又不能自我表现。要计算并反映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从而计算单位纸币值的变化,只有联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这一可计算的数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决定的,商品的价值量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例。依据这些原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当代,就一国范围内而言,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多少,归根到底是由该国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多少决定的,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与就业劳动者人数变化成正比例。就业劳动者人数多,创造的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就多,反之就少。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里将有详尽的说明。在这里,应该强调这样两点:一是我们利用的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这一指标,既包括各种有形的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工农业产品的价值,又包括各种科研成果和直接的服务性劳动创造的价值;二是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这一指标,既包括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者,又包括从事日益发展的第三产业的劳动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成正比例,而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又是由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变化决定的,二者成正比例。从根本上说,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变化成正比例。这样,前面分析的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社会待售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成正比例,而与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变化成反比例的关系,也就可以表述为: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变化成正比例,而与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变化成反比例。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和流通中的纸币量也就成为影响单位纸币值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具体到造成单位纸币贬值的基本原因来讲,那就是流通中的纸币总量的大量增加和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大量减少。联系到我国现阶段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呈增长趋势,所以流通中纸币总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增长程度,是造成我国纸币贬值的根本原因。
三、造成通货膨胀的政府决策因素中的盲目性和自觉性
我们分析了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两条基本原因,一是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大量增加;二是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大量减少。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是否减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因而可以说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大量减少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客观因素。而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大量增加则是由政府决策——货币发行及管理政策决定的,可以说是造成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观因素。在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不变或日趋增长的社会历史阶段,社会上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货币管理政策及其对纸币发行量的有效控制上。只要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增长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增长程度保持一致,社会上就不存在通货膨胀;当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增长程度就会产生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
在当今世界上,从国家意志上看,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奉行无通货膨涨的货币政策。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通货膨胀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通货膨胀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可以说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各国之间一般不存在有和没有的差别,只不过是政策意图与客观效果是否一致的差别。我们把它称之为政府决策中的盲目性和自觉性的差别。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把通货膨胀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盲目性的通货膨胀和自觉性的通货膨胀。
所谓盲目性的通货膨胀,就是指政府旨在奉行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而政府具体制定和实施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政策却产生了存在通货膨胀的客观效果。其特征就是政府对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无预见性,表现为政策意图与客观效果的不一致性。所谓自觉性的通货膨胀, 就是指政府在制定和准备实行其货币发行和货币管理政策之前,就预料到必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其特征就是政府对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有预见性。
下面,分别就盲目性和自觉性通货膨胀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
(一)、盲目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
1、国家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实质及其表现的理解不科学,在奉行以物价不变为目标的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中造成的事实上存在通货膨胀的客观效果。
由于在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平均的物价水平上涨,社会上就存在通货膨胀, 社会平均的物价水平不变或者说保持稳定就是没有通货膨胀。这就把物价上涨同通货膨胀等同起来, 把物价水平的不变或稳定与纸币值的不变或稳定混为一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国家政府认为只要货币发行量的增长不会造成社会平均的物价水平的上涨,就是执行了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我国从1953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就是奉行这种以物价不变为目标的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分析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政府的货币政策意图与客观效果既具有一致性的一面,又具有不一致性的一面。一致性表现在国家实现了长期的物价稳定这一目标, 而不一致性就是国家并没有实现纸币值稳定这一目标。
从理论上分析,我国是严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程度的需要来发行人民币的, 同时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控制,这就为实现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上的保证。但是这种货币发行政策只能是使人民币的发行量的增长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数量的増长程度相一致,而不是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增长程度相一致。解放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实物指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例地迅速增长,大大高于人口或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增长程度。这样,人民币发行量的增长就大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增长程度,人民币必然呈贬值趋势。从另一方面看,在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产品数量增加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必然下降,其实际价格也必然下降。在这种状况下,单位商品的一般价格不变, 不能说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变,只能说用来作为价值尺度的单位纸币值减少了,纸币贬值了。
从通过对历史统计的数字分析来看,我国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変化如下:以1950年价格为100, 1952年为110.8,1978年为135.9 .(数字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81»)1978年与1950年相比, 物价总指数增长了35.9%,与1952年相比仅增长了21.6%,平均每年物价增长不到1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国家保障了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但是,这并不说明社会上不存在通货膨胀,事实上社会却存在着比物价水平上升程度高得多的通货膨胀。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国民收入总额1952年为589亿元, 1978年为3010亿元。全国劳动者人数1952年为20729万人, 1978年为39856万人(数字来源同上) 由此计算出。
1952年劳动者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为:
589亿元\20729万(人)≈284元/人。
1978年劳动者入均创造国民收入为:
3010亿元\39856万(人)≈755元/人.
计算数字表明,表示单位价值量——劳动者年均创造国民收入的纸币额,1978年大于1952年,纸币贬值了,社会存在着通货膨胀。1978年与1952年相比,通货膨胀率为:
(755元-284元)\284元×10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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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与1952年相比,物价上涨率为
( 135.9-111.8)\ 111.8 ×100%≈21.6%
二者相比较,通货膨胀率为物价上涨率的近8倍。然而,这种客观上存在着通货膨胀的事实,在制定货币发行政策之前是没有预料到的。甚至直到今天,说1952年至1978年期间我国存在着通货膨胀,也并不会被人们普遍承认。
2、由于国家ZF对作为价值符号货币阶段的纸币的发行规律认识上的错误,在奉行无通货膨胀政策中造成事实上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客观效果。
这种错误,表现在不懂得纸币在作为价值符号货币阶段和作为金属货币符号阶段的本质区别,仍然把国家中央银行掌握的黄金储备、甚至把某种外汇储备作为发行本国纸币的依据。
例如,法国在二战后,基本上是依据本国的黄金储备的增长来发行纸币的。这可以从法国的黄金储备、 国际货币基金和纸币发行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的比较中得到证实。请看下表。
表5
时期 类别 | 1955年 | 1960年 | 1965年 | 1970年 | |
黄金储备(亿美元) | 9.42 | 16.41 | 47.06 | 35.32 | |
国际基金储备(亿美元) | 9.7 | 6.31 | 16.37 | 14.28 | |
纸币发行 (亿法郎) | 597 | 958 | 1,756 | 2,320 | |
(数字来源·范慕韩編«世界经济统计摘要»)
从表中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法国对国际基金的储备控制不严格,总体看在15年间内其增长程度不大,而且具有不稳定性。而法国特别重视黄金储备的增长,除1962年至1967年法国黄金储备增加过多这一特殊情况外(黄金储备由1962年的25、87亿美元增至1967年的52、34亿美元), 从总体上看黄金储备呈稳定増长趋势。同时,法国的纸币发行与国家黄金储备的增长大体上成正比例。
1960年与1955年相比较:黄金储备增加了74%;纸币发行增加了60%。
1970年与1960年相比较:黄金储备增加了115%;纸币发行增加142%
1970年与1955年相比较:黄金储备增加了275%;纸币发行量增加了288%。
由此可以看出,法国ZF主要是按照国家黄金储备的增长来增发纸币的,是实行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的目的和效果同样具有一致性和不一致性两方面的表现,一致性表现在法国ZF实现了法郎与黄金、美元的兑换比例保持了稳定。这一期间,美元与黄金保持着固定的比例,法郎与美元的兑换比例基本不变。从1958年到1968年间, 一美元最多兑换4、952法郎, 最少兑换4、900法郎。不一致性或称为无预见性,就是法国国内客观上存在着通货膨胀。通过数字分析可以得到证实。
从法国零售物价指数变化来看,以1970年为100, 1956年为51, 15年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4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如果以1956年为100,则1970年便为200,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0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6个百分点。法国人均国民收入1958年为1,003美元, 1970年为2, 526美元。(以上数字均摘自范幕韩编«世界经济统计摘要») 我们可以借人均国民收入为劳动者人均创造国民收入,(因为劳动者人均创造国民收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倍数,不影响计算的准确性)计算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
( 2,526美元-1003美元)\1003美元*100%≈150%
12年间,法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8%
日本在二战后,基本上是以本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作为本国发行纸币的依据的。从下表统计数字的比较中可以得到证实。
表6
表中黄金及国际基金储备单位为亿美元,纸币发行单位为万亿日元。
时期 类别 | 1953年 | 1956年 | 1960年 |
黄金储备 | 0.18 | 0.23 | 2.47 |
国际基金储备 | 8.05 | 9.18 | 17.02 |
储备合计 | 8.23 | 9.41 | 19.49 |
纸币发行 | 1.93 | 2.71 | 4.42 |
(表中数字来源同上)
7年间日本的黄金储备由1953年的0.18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2.47亿美元, 为1953年的13、7倍。纸币的发行量1960年为4、42万亿日元,仅是1953年1、93万亿日元的2、29倍。显然,日本的纸币发行不是以黄金储备为依据的。然而从日本的黄金储备和美元储备之和的增长来分新,1960年为19、49亿美元, 是1953年8、23亿美元的2.36倍。这与纸币发行的增长幅度2、29倍基本相符。这说明日本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以本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作为本国发行纸币的依据的。这种纸币发行是得到国际上承认的。 因为这一时期日元与美元的兑换比例基本不变。1953年每一美元兑換360、8日元, 1960年每一美元兑换358、3日元。 (数字来源同上)
通过上述分析,说明日本ZF在1953——1960年间,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增长来发行本国货币的, 实行的是无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从日元与美元的兑换比例上看,日元对美元不贬值。由于这一时期美元与黄金有固定的比例,所以日元对黄金也不贬值。但是,ZF的货币政策意图以及本国纸币与美元、黄金的兑换比例不变的现象, 并不足以说明该国就不存在通货膨胀。因为二战后,在美国就存在着滥发美元的通货膨胀,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是由美国ZF强行维持的,事实上存在着美元贬值的深刻危机。直到70年代初,这种危机表面化。美国被迫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承诺。受美元贬值的影响, 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通存在着通货膨胀,当然,日本也不例外。
从生产力发展来看,日本在战后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是高,社会产品总量不断增长。与此相适应,商品的价格应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反比例的下降。而事实上,日本的物价指数却呈上升趋势。以日本零售价格指数变化为例, 1937年为100, 1952年为149, 1953年为158,1954年为168,1955年为167,三年间零售价格指数增长18个百分点,(167一149)平均每年递增6个百分点。(数字来源同上)这说明日本存在着通货膨胀。
从人均国民收入上比较,1958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284美元,1960年为417美元。(数字来源同上) 2年间,通货膨胀率为:
( 417美元-284元)\ 284美元*100%≈46%
年均通货膨胀率为20%。
这种从理论上乃至实践上ZF都是严格执行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但客观上却存在着通货膨胀的事实,只能说明在有关通货膨胀理论上的欠缺。由于对这种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理论界通常把这种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物价拉动或工资拉动的通货膨胀,那么制止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通过ZF行政干预限制物价或工资的上涨。孰不知物价上涨和工资上涨只能是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阶段,单位纸币值的变化与流通中的纸币量成反比例,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变化成正比例。这是纸币值变化的基本规律。在这一阶段,不论是依据黄金储备发行纸币还是依据黄金和外汇储备来发行纸币,只要是纸币的发行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就业劳动者人 数的增长程度,就必然会引起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在就业劳动者人数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变化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例,与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变化成正比例。当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程度时,通货膨胀就会直接表现为物价普遍上涨。在这种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时期,以工薪收入为生的劳动者群众必然要求增加工资。否则,不仅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 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物质消费品数量的下降。劳动者平均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反映为受剥削程度不变,在社会主义社会反映为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变,而不是反映在购买物质消费品的数量不变上。在社会上存在着通货膨胀的时期劳动者平均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变,其工资数额应与通货膨胀率成正比例增长。在流通中的纸币量的増长程度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程度相一致时,社会上存在着纸币贬值的通货膨胀,但是商品平均的价格水平不变。这时,如果劳动者工资数额不变,那么他所购买到的物质消费品的数量也不会变,但是他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就是说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用于个人或家庭消费的价值量与他全部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总量的比例减少了。总之,在社会上存在着通货膨胀时期,人为地限制工资的增长,必然会损害工薪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人为地限制某些商品价格的正常上涨,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损害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利益。
3、在国家ZF实行允许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的货币管理政策的条件下,即使本国ZF不增发货币,但是由于外币的大量涌入也会出现通货膨胀。
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中,许多国家允许美元等一些硬通货在国内自由流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勾,一度取得了与黄金一样的世界货币的统治地位。因此,美元在各国成为主要的外汇储备,同时许多国家也允许美元在国内自由流通。在允许外币在本国自由流通的国家,即使本国不增加纸币发行,只要外币进入本国流通领域的数量增加。实际上就会增加本国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这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增加程度一旦大于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的增长程度,就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包括本国的纸币和外币在内)的贬值,出现通货膨胀。从数字分析来看,英国就应该是允许外币自由流通的国家。
英国ZF1954年末发行英镑88.3亿,到1970年发行英镑 96.35 亿。这期间,仅有1962年为111.9亿,1963年为117.7亿为最高, 1964 年为78.5亿, 1965年为78.4亿为最低,而其它11年则徘徊在84、4亿至102、4亿英镑之间, 总差距为16亿英镑。1954年纸币发行量为88.3亿英镑, 1969年为88.12英镑。相距15年,流通中的货币量基本相同。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是少见的。这一时期,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呈增长趋势, 195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91亿英镑, 1969年为457亿英镑。196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5年的2、4倍。从理论上说,这种保持不变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是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计算数字的要求的。同时,这一时期英国仍然存在着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
1958年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 014美元,1970年为2, 037美元。 (数字来源范慕韩編«世界经济统计摘要»)。1970年与1958年相比通货膨胀率为:
(2037美元-1014美元)\1014美元*100%≈100%
12年间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为6%。
就零售价格指数变化来看1970年为100,1956年为62。
100-62=38, 38÷14=2、7, 14年间零售价格平均每年上升2、7个百分点。如果以56年为100,则70年为161,61÷14≈4、4,14年间零售价格平均每年上升4、4个百分点.(数字来源同上)
英国社会上存在着通货膨胀,而流通中的英镑量基本不变,社会就业劳动者人数不减少,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是外币在英国流通领域的增加。其主要途径就是外币持有者直接到英国消费或购买货物。原因是,英国长期不增发货币而英镑又与其它外币、 特别是与美元保持着固定的兑换比例, 这样,在美国或其它国家大量增发货币的条件下,美元或其它外币在其发行国急剧贬值,而在英国就不贬值,反而要增值。
(二)、 自觉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
自觉性通货膨胀的表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1、由于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出现大量财政赤字,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大量增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
例如,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实行不断增发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就属于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给党中央的报告«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中指出, 今年十二月和明年一、二两月,三个月支出共需三万一千四百余亿元,同期收入估计六千四百余亿元,赤字二万五千亿元。这一赤字,在此三个月中需要而且可能全部用发行弥补之。……
到一九五0年十二月底发行总数将达十万亿元。如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发行总数为二万六千七百亿元计算,则明年增发钞票将达三倍, 因此,物价也有可能上涨三倍。”这说明陈云同志对增发人民币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后果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引文摘自«陈云文稿选编»)
2、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
二战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例如美国,在五十年代,交替地实行紧缩与扩张的货币政策。具体做法是,在萧条时期,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放宽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通货膨胀;在繁荣时期,中央银行则要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以求得抑制过度繁荣和通货膨胀。
在六十年代,美国政府不仅在萧条时期,而且在繁荣时期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以维持持续的经济増长,这就造成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这里,我们不谈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效果如何,就其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一后果,政府决策者们是清楚的,是有预见性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自觉性的通货膨胀的具体表现。
3、政府为了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中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维护以至提高本国货币和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自觉地实行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政府承认1934年7月美国政府规定的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同美元固定的比价。
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立. 使美元成了法定的黄金的等价物,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美元也就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角色,成为资本主义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 使美国能够以美元直接用作国际支付手段。美国政府在国内为刺激经济增长推行凯恩斯主义,在国际上为满足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以及为支付国际贸易上的逆差, 不断增发美元造成了美元贬值的通货膨胀。
这样,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美元不断贬值、又要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不让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纷纷地采取了适应美元贬值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如果有哪一个国家不搞通货膨胀,以不贬值的本国货币与不断贬值的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客观上就会造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降低了本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从而会造成本国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中的巨大损失。这样的国家是有的,英国政府的做法就是如此。相反,各国政府只有实行与美国相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才能在固定汇率不变的条件下,真正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维持本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从而也就很好地维护了本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经济利益。 如果在固定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本国实行比美国更高通货膨胀程度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会造成美元对本国货币的贬值,从而也就提高了本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作法是明智的。
如果说日本政府在1960年以前实行的是盲目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那么在1960年以后实行的就是这种自觉性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因为在这一阶段,日本货币的发行不再严格以美元和黄金储备为依据。日元的增发量大大超过了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增长程度。1960年日本的黄金储备为2、 47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为17、02亿美元,合计为19、49亿美元。1970年, 黄金储备为5、32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为43、40亿美元,合计为48、40 亿美元。1970年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为1960年的2、48倍。1960年的货币发行量为4、42万亿日元, 1970年为21、 36万亿日元。1970年的日元发行量为1960年的4、 81倍。十年间日本货币的发行量的增长幅度是黄金和美元储备增长幅度的2倍。这说明, 这一时期日本是在自觉地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上数字来源范慕韩«世界经济统计摘要»)
这一时期,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基本不变。1960年一美元兑换358、3日元;1970年一美元兑换357、6日元。这一期间一美元兑换日元的最高为1966年,也仅为362、 5日元。而这一时期美国的货币增发量低于日本。1960 年美国货币发行量为1,428亿美元, 1970年为2,260亿美元, 1970年为1960年的1.58倍。(数字来源同上)十年间美日两国的人口变化差别不大,而货币增发量日本则大大高于美国。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通货膨胀程度高于美国,日元的贬值程度高于美元的贬值程度。但是,在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则表现出不是日元对美元的贬值,而是美元对日元的贬值。从而提高了日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就相应地提高了日本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以日元还是以美元计算的日本经济增长程度都会大大高于美国,缩小了日本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提高了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这可以从以下的数字计算中得到证明。
美国1970年的国民收入是8,778亿美元,为1960年4,521亿美元的1、94倍,美国人均国民收入1970年是4285美元,为1960年2502美元的1、71倍;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是9830亿美元,为1960年5090亿美元的1、93倍。这些经济指标与美元增发比例1.58倍基本一致。
日本1970年的国民收入是1763亿美元,为1960年392. 4亿美元的4.49倍;人均国民收入1971年是1690美元, 为1960年417亿美元的4.05倍;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是71. 16万亿日元,为1960年15.51万亿日元的4.97倍。这些经济指标与日元增发比例4.81倍基本相符. (数字来源同上)
从上述数字分析来看, 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大大高于美国的。
从经济总量上分析:
196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额是392、4亿美元,仅为美国4521亿美元的8.67%, 或者说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197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额是1763亿美元,上升到为美国8778亿美元的20%,或者说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在统计数字上看,这就大大缩小了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
这种采取自觉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是在保持汇率稳定的条件下,在国际上调整或提高本国货币和经济地位的有效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那就是在不采取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时,可以通过自觉地调整本国货币同外币的兑换比例来实现。
从货币理论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日本有什么建树。但是,在实践上直接运用货币发行手段来调整日本与国际间的经济关系却收到了预期或者说显著效果。也许这正是日本人的高明之处, 把这种认识看作是自己的专利,不想让他国分享吧!
从上述分析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行盲目性的不自觉的通货膨胀并不见得其高明,实行自觉性的通货膨胀确实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上述所说的,自觉性的通货膨胀还并不是建立在对通货膨胀问题有了明确认识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对通货膨胀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充分认识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货币的运动规律,认识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科学地运用货币发行手段来调节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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