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确一个事实。既然我们现在用CPI的涨落作为经济社会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的指标，那么，这其实就是说，通货膨胀在现实中主要是指那些关系到大数人生活的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是从个人消费的角度来看的，而这个指标的选择有着相当的随意性。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但是这个同义反复本身是说的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得通货膨胀现象一开始是从个人消费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讲到生产消费以及生产投资的关系。消费结构离开生产以及被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是无从谈起的。但是总的来说，CPI指标所包含的那些项目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的消费结构的不同表现而已，而消费结构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在论述《ZF工作报告》中就已经讲得比较详细了。

所以，这里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无论是在系统的《资本论》里，还是分散在其他的如《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论战性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或者论述经济危机的比较小的文章等等，首先都是从生产方面，从生产的不平衡说起的。所以，我们现在当成重要经济指标的CPI数据，以及让一国ZF胆战心惊的通货膨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完全是占着无足轻重的地位，完全是从属于生产过程的。

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分配以及随着分配而来的消费，而不是相反。而且，生产过程就包含着消费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现代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观点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对立着的，都是颠倒着看的。但是现代经济学以及这些经济学家们却都是作着事后诸葛亮的事情，把结果当原因。把这样一个在经济生活中从属于生产的次要现象当成事关经济发展大局的事情，除了表明对于经济现实不理解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对于由生产所造成失衡所导致的就业失衡以及与此紧缩联系着的社会情绪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真正风险，理论的错误，必然会迷失在现实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对立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与要求中。关于通货膨胀和就业的真实关系下面再详细谈。

作为以上说明以后，我们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待这个本来是次要的问题的真实内涵。

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的CPI所包含的商品类别，除了选择的主观性以外，这些包含在内的商品指标前面已经指出过了，都是事关人们的生活消费，很大一部分是事关生活必需品的商品。而关于在某一时期，人们的消费结构，也是一个随着商品发展的历史而发展的；人做为自然属性方面的消费变化不大，但是人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方面消费越来越大。但是诸如动物和植物性食物以及人造食物的消费也和以前的自然生产时代不同，那么，对于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方面所需要消费的商品越来越多了。所以，CPI中所包含的商品类别，虽然是主观的，但还是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大多数人的符合当时的生产的消费状态的。

但是这里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应该要弄清楚的，那就是何谓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显然这里也是有争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工资和利润的概念是十分清楚明白的，不明白的常常是现代经济学里那些糊涂观点。因为那些概念要么是对眼前事实的没有概念的一一列举，要么就是没有任何前提的假设或现实事实直接转化为概念的应用。比如你要问什么是资本，那么，这些经济学就会给你列举一大堆现实的具体形式的资本，于是资本的真正的概念就淹没在这些形式的列举之中，于是把一切字眼套上资本两个字，就是资本了，以至于有些极端的为这些经济学辩论的人竟然承认自己的厨房卫生间也是资本呢！

CPI只是反映了部分，没有反映全体的商品价格变化状况，因此，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只能暂时撇开这个概念，而把通货膨胀问题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价值形成和价格表现、原材料价格的价格变化、货币政策以及社会收入（包括：资本的收入——利润，和工资收入——包括所有靠工资收入的阶级和阶层，如工人、办事员、公务员等等靠工资收入来生活的人）变化结合起来。

第一个原因是农业以及与农业有关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为行文方便，简称农业）的生产力发展与工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差别越来越大。由于两者在现实的生产中的生产方式存在着本质区别，一般在工业中资本占优势，在农业中，分散的个体经营占优势。很显然，资本在工业中的快速进出和普遍流动，而农业生产方式的缓慢变化，会使工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不断的超过农业的生产力，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加速，这种落差会越来越迅速，越来差距越大。这样就造成一个内部的生产结构的差别即是即是两者之间的有机构成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较高，而且越来越高，而农业相对较低，而且越来越低，虽然农业生产力水平总体是绝对增长的。

农业生产力相对于工业生产力的不断下降，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这个过程，我们要从商品价值的形成即总体的商品交换的必然性可以得出来。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纯粹理论的推理。前提当然是对于商品价值的形成以及价值的表现价格的角度来看，而且这个问题也与货币的来源问题的看法有密切的联系。

货币是商品价值的独立表现，当然货币是商品的互相交换的结果，而不仅是媒介。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来形成的。商品内在的价值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

理解货币的形成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因此，根据货币的本质的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物价总的过程有一个本质的理解。长期的物价并不是单一的全部上涨，而是一部分物价下跌，一部分物价上涨，两面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长期现象作一个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说明。

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换算的前提是要确定货币的来源是商品交换。而不是倒过来。而且，不同的时期，同一货币所表示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年份是任意规定的，但是年份后面的商品的比例却反映了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对比，是符合实际的。

比如，2000年：100斤猪肉=10只电子表=1两黄金=1000元，表示1斤猪肉=0.1只电子表=10元，一斤猪肉=10元，一只电子表=100元。

比如说2011年：125斤猪肉=100只电子表=1两黄金=2000元，表示1斤猪肉=0.8只电子表=16元，一斤猪肉=16元，一只电子表=20元。

那么，按照通货膨胀论的说法，猪肉价格从2000年以来上涨了60%，而电子手表的价格则下降了80%。事实就是这样。

这里剔除了暂时的由于消费的增加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出，暂时的消费增加所导致的物价上涨也只不过是那些农产品或者由依赖于农产品或者由于商品本身的性质不能用资本投资的增加来相应增加商品量的商品的价格上涨，而那些可以由投资增加或者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大量增加商品的商品依然是价格不变或者是价格下降。

这个例子简单一些，但是一些人看到这些又会说物价都应该下降，但这却是不应该有的想法。

因为做为价值表现的货币，在不同的时期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切都会由于商品交换的比例和数量不同，在不同的时期，货币的币值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在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价值表现在不同时期中，在黄金的量（重量）的不变上，黄金的价值表现却变动了。比如说，原来1两黄金值1000元，现在值2000元了。通过这样比例一下就可以得出物价的比较值。那么，对于社会中一些物价长期以来不断涨价的事实就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了。

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

a1=2x=4y=8z,由此可以推出:1=2x:4y=2x:8z=4y:8z。那么，当x、y、z之间量的比例变化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比率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a2=4x=2y=8z。那么就可以推得出:1=4x:2y=4x:8z=2y:8z。

我们把前边例子中的实际商品代入公式里，比如我们把x当成手表，把y当成猪肉，把z当成黄金。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商品不同时期数量比例的变动来看货币比率的变动，从而可以得出不同商品的物价在不同时期由于他们交换的比例的不同，必然导致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价格不同。但是总体来说，用来生产所有这些商品的每一个的社会劳动时间都减少了，而商品问题却增加了。这就是生产力虽然不断上涨，但是物价却有下跌和上涨的原因。

上面的说明是极其简单的，理解的基础是货币的形成。如果一些顽固的人坚持货币是一种所谓的普遍的购买权力，那么，由于对于货币的来源的理解的不同，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于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简单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了。所以，有必要做一下补充说明。

在上面的公式里所用的x、y、z仅是我们现实社会总商品的代表。我们可以把这个序列无限增加，因为现实中的商品序列就是在不断增加和消失的，是一个绝对无法准确统计的量。而且例子中和公式中所那些商品应该运动中的相对静止。所以，a1所指的就是比如2000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同理，a2所代表的也是指比如2011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如果不形而上学的看问题，那么这个a1和a2的量是不相同的。因为每一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是由参加交换的所有商品的总和来决定的，要始终从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来看等货币和商品价格问题，而不是没有根据的就说什么货币的普遍权力。因此，作为两个年份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总和两者是不相同的。

因为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所以，按照平均来说，人类生产任何单一的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也应该是下降的。所以，按照这样的说法，所有的商品都应该降价才对。

但是通过对表现商品价值的货币的来源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价值数目，在不同的时期所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如果不是用形而上学的看法，货币的外在表现以前是用黄金来表现的，那么，虽然脱离黄金了，但是这正好是表现了货币在这种脱离后的特点；现代货币就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一种商品价值的社会表现，这种表现是用国家强制流通的货币来进行的，由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因为国家的信用也是这个经济基础的强制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一个货币的票面数字所代表的币值正好在这种总和商品中由于包含中其中的各种不同商品交换的比例不同，造成了同一货币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商品量。比起黄金，同是1000元，但是2011年比2000年在猪肉上贬值了100%，但是电子表的价格则下降了80%——见我的例子。

全部问题就在于理解货币的形成以及在商品社会中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用货币来间接的表示而不是直接表现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应该把社会劳动时间和这种通过商品交换才形成的价值的货币表现直接应用来对比，在现实中，是通过中介过程，社会抽象平均劳动时间才表现为货币的，这个中介就是商品交换，只能通过了商品的交换过程，才能使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货币。

因为总的社会劳动时间和这种总的商品价值量的关系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同一的，但是困难的是这种社会劳动时间在商品世界里并不可以直接和商品价值进行换算，这要通过中介，即通过商品交换，通过这个过程形成的媒介即货币的流通过程。而货币的固定的数值所表示的社会总的平均劳动时间则不是不变的。商品价值总量是来源于商品的交换行为，不是因为先有了不变的币值，才有按这种币值进行交换的比例，而是由于现实交换的比例的不断变动，才造成了虽然是同样的商品总量，但是他们的总的价值量却是不断的变动的。

还是我们前面的例子，100元2000年可以表示在商品总量的10斤猪肉所占的比例，但是在2011年却只能占到5斤猪肉的比例，虽然同时社会的商品总量已经增加了，比如说100元表示手表的生产是20只，而不是以前的10只了。所以，2000年10斤猪肉加10只手表可以表示为200元钱，但是在2011年这200元却只是表示5斤猪肉和20只手表了。

在例子中，同样100斤猪肉加10块手表，表现为1000元钱，但是在以后却并不一样这样，以后可能是100斤猪肉加100块手表才可以表现1000元钱，当然也可以表现为2000元等等。这个货币总量的变动是由于猪肉和手表的价值变动引起的，而不是相反。

所以上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2000年：100斤猪肉=10只电子表=1两黄金=1000元，表示1斤猪肉=0.1只电子表=10元，一斤猪肉=10元，一只电子表=100元。

比如说，2011年：125斤猪肉=100只电子表=1两黄金=2000元，表示1斤猪肉=0.8只电子表=16元，一斤猪肉=16元，一只电子表=20元。

这个例子还需要注意的就是1000元和2000元是如何来的问题。也即是说正是所有商品按不同的比例进行交换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而货币的价值表现——货币则是这种价值形成后的一个结果。这不过是表明了商品的价值表现按照新的交换标准来确定，以前用黄金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表示，现在其实已经抛弃了以黄金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作为货币的比价，而就是通过货币本身的问题变化来和商品的问题变化以及社会劳动力相适应。所以，这里关键仍然是如何理解货币的形成以及表现货币的表现总量。

还拿那个例子来说：前后的对比，1000和2000的总数是对应该于商品的总数的。比如在2000年1000元只表示100斤猪肉和10只电子表和1两黄金，而到了2011年，2000元则表示的是125斤猪肉，100只电子表和1两黄金了。不是因为货币贬值了，而是因为商品总量增加了。其实按照总的社会平均，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货币不是贬值了，而是升值了。因为同样多的货币所表示的社会商品总量增加了。但是这样的商品总量由于商品总量的分配比例不同，当然会造成一部分商品长期以来不断上涨，而一部分商品却是不断下降的外在假象。而这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之所以被主流经济学当成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因为对于工资的本质的不理解。货币的实际升值和工资只是反映维持工人生命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的商品价格是不矛盾的。因此与这种生活必需品长期上涨所对应的应该是工资的长期上涨。

但是工人工资的上涨，又会造成这些商品的价格波动。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在上面的推理里了。所以，这里只不过简要提一下。

按照上面的推理，随着生产力所造成的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的长期不断提高，必然要求工人的工资要提高。在工人工资上涨的情况下，根据《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一章“工资的一般变动生产价格的影响”（223——227页），可以看出，工资的上涨对于有机构成不同的商品来说，对于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低构成的资本在工资提高后价格会提高，而高构成的资本在工资提高后价格会降低，反之则相反。在种现象在现实中会表现出从长期来看，工业品价格不断下降，而农业产品价格不断上升。

从上面的推理可以看出，一些商品的长期上涨是和生产这种商品的行业生产力水平的相对降低有着内部联系的。而这根本不是通货膨胀，而就是商品本身价值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占普遍的情况下就是商品本身的生产价格的正常表现。这样的价格走势，如果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从不同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世界中商品量的对比上可以准确的得出与理论推理相同的结果。因为真实的概念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具体概念，而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条件。

关于商品价格的不是暂时由于供求所引起的混乱，那么从长期来看，商品的价格是和商品的价值相符的，而在形成了平均利润的地方，是和商品的生产价格相符的。这部分内容可以参看《资本论》第三卷有关利润的论述。

对于以上的推理，补充以下内容：就是伴随着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稳定增长，但是农业由于生产者的制度所造成的原因，农产品不参加社会资本的利润的平均化，而是一般在需求增长的时候，农产品的价格由最坏土地生产条件上的农产品的价格来决定。但是这一点，始终是由于农业生产力下降的结果。因为即使一直由最坏的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来决定，那么，这也可能会出现以下两个情况。一是在土地面积已定的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这和我前面的说法是一样的。那是商品生产力发展不同造成的。二是新开垦更加坏的土地，在更加坏的条件下来进行生产，而且在这个条件上生产的商品的农产品的价格还起着决定的作用。这是由供给相对于需求不足引起的。

上面对于物价的影响，主要在于农业原料的方面，会因这样的需求导致价格的上涨，从而会成为我们所谓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资本之间的无序竞争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会在过程开始、过程中间和过程的尾声即危机中表现出不同的现象。而通货膨胀一般是在过程中间显现的。因为过程开始的时候，是投资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混乱的影响不是立即显现出来，而是通过投资引起个人消费不断增加才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由于需求的旺盛而上涨，而在过程结尾即危机阶段则会出现普遍的商品价格下跌。这些影响总起来说都是生产过程无序竞争的结果，真正的原因在于无序竞争。这里面充满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所有狂想、猜测与胡说八道。

在进行批判现代经济学的所有混乱之前，我们先把目光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因为这一卷的内容后面的再生产理论的论述，包括资本的周转的论述，都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中指出了过程的破坏，对于这个伟大的理论来说，现代经济学所说的通货膨胀现象只是其中整个统一体系的一小部分，而且完全是从属于生产的。我们就试着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的论述中找出我们需要的内容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系统的论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在整个第二卷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再生产的理论的论述了。这是整个第二卷中最重要的部分。从这一卷中论述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我们现在所恐惧的通货膨胀问题，马克思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而且，正是在这一卷里，破除了我们对于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理论的幻想。我们引用一段马克思的原文：

“第二、——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B的工人和A的工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且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A的工人不同，B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买原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A的工人却提供了商品。因此，在B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B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回暖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期，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么，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象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的现象。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像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后备军被吸收了，这一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奢侈到最低限度，甚至奢侈到这个限度以下。”

——《资本论》第二十四卷第349页以下部分至351页

这一段论述完全概括了我们那些持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的全部原因。没有这些“超发”的货币，怎么会有这些无序的投资，没有这些无序的投资，怎么会产生一段时间内由于这些投资周转所造成的影响而引起的市场强烈的消费需求？这里马克思提供了那些持庸人的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理论所缺少的最清晰的中介过程。周其仁的那个疑惑，以及他的那种庸俗的解释，比起马克思的这种清晰的论述，相差得多么远啊！

因此，我们现实中感觉到的CPI不断上升，难道不是以前货币超发（即投资增加）的结果吗？而后来的CPI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涨后，当这些货币超发所导致的投资所造成的暂时的消费能力消退后，CPI也就自然而然的下降了，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以，货币政策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家们，竟然对于这个中介过程视而不见，或者根本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过，就抛出许多糊涂的理论和措施来。所以，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前几年的高速扩张之后，自然就开始有一个下降和稳定的过程，而当掌握这些工具的政府和银行家意识到应该采取这个行为的时候，这不过是过程的必然罢了。

但是这个必然的过程也是这些理论家和实际掌握工具政策的机构的执行者所不理解的。

第三个原因是股市的不断扩容。新股的发行，虽然和银行的贷款相比，股市融资数目不算太多，但是这只不过是形式不同，实际内容和货币政策上的量化宽松相同，这对于短期内推高物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外汇占款。这个只要知道我们国家的银行的规定就可以理解。这些外汇顺差在国内是不可流动，只有通过按照当时的市场汇率转换为人民币才有够在国内流通。这部分外汇占款，一部分会进入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对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起着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仍然只能从完整的中介过程来说明，而不是能是老的通货膨胀理论所说的那样的形而上学。

第五个原因还有投机。在一个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这是使个别的生产的产品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确定某一商品价值最终实现的外部过程，而这个商品价值的实现，则是通过由于交换过程中的竞争引起的价格的不断变化所造成的。而这个表现就是随着价格的变成而引起的供求的变动和由于供求的变动引起的价格波动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当然可以是正常的，但也可以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就是投机，就是通过人为的改变供求关系，人为的造成某一商品突然过多或过少而使反映供求的价格也或低或高。这也包括在刚才我们所引用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那段论述里面了。

如果我们就把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的理论成果做一个完整的推理，那么，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以及运用这些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理论所产生的可怕的结果了。

这个推理按照前面的论述，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过程：

货币政策倾向宽松，于是贷款容易且数量大增，这样容易得到的贷款除去挥霍和浪费，主要就是投资，于是社会在原有的生产过程中又增加了大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资本构成中的不变资本不断增加，同时导致对于不变资本部分的流动资本中的有机原料部分的增加。这种增加会导致一种需求，而这种需求由于有机原料的增加由于自然的原因不能立即增加，而只能在比如一年后再能够达到这种要求。于是，由于不变资本的大量增加，这种对于有机原料的需求会增加，而且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需求。因此，会导致有机原料的价格的波动，也即是说一开始会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而价格上涨。这样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这种有机原料生产的投入会增加，生产会扩大，这会为未来的供给过剩造成一个基础，二是导致原料从别的国家或者从以前比较遥远的地方运进来。但是这两者是都是以在有需求的基础上价格上涨为条件。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会出现这么个情况，增大的生产满足了需求，那么，远地的有机原料会过剩，这样会导致这样的原料生产地发生过剩危机，从而破坏了这个市场。这些论述完全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所谓输入性通货膨胀膨胀的观点。要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研究通货膨胀的实质,都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也不是消费造成的,而完全是由生产的无序造成的。

可变资本增加也意味着就业同时增加，所以，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也就随之增加。由于大量的投资中有一些周期比较长，比如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等，使得投入到其中的可变资本只引起需求，而同期没有相应的产出与此相适应，造成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引起了局部和全面的物价上涨。

上述投资增加由于自身的无序，表现出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过热，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是靠着内部的强制来变成有序的，这种无序的不断膨胀完全会打断那种脆弱的资本与资本之间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平衡，所以，巨大危机爆发的风险也就在狂热的投资中慢慢的增加了。

因此，把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理解为货币超发，完全是错误的。撇开那种恶性意的通货膨胀，这完全就是生产过程无序竞争所造成的有时膨胀，有时收缩的必然表现。

关于货币超发的另外的谬论是这样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致说那是因为国家开动了印钞机所导致的。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表明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对于表面的现象的理解能力上已经庸俗到什么地步。

不管主流经济学家们把货币又分成什么M0、M1、M2、M3等等概念，但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概念就是，政府并不能够通过印钞来进行货币的超发，而只能采取其他的手段把小额的资本变成大额的资本，把闲置的资本变成投资或者投机的资本。

所以，所谓货币超发，只不过是ZF在一个主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的货币宽松的政策，也就是把小资本和闲置的资本通过债券、死期存款等等其他手段集中到一起，再投放到市场上，而且大部分是进行投资，而且主要是投资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的过程中时所说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上去。但是现在的理论只是指出不变资本中的一个方面即固定资本上去（但是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从资本的周转方面说的，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则是从资本的本质方面说起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就投资到不同资本形式会对物价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进行了论述）。而通过投资使得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都同时增加，但是按照现实的资本的流向，这些由于货币超发所造成的投资增加，大部分流向了第一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中去了。所以，不仅不变资本的消费要增加，而且，可变资本的部分也要增加，可是可变资的消费增加，却没有第二部分即消费品的生产部门的投资增加与此相适应，因此造成比例失调，经济危机就要来到了。

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于高铁、高速公路、一些周期比较长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投资中的可变资本部分是在一个时期内不断的可以进行消费而不进行物质的补偿，引起第二部类的生产相对不足，暂时的消费大于供给，这其实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一个大背景。大部分的通货膨胀的现象是由于它引起的。但是照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只是模糊的根据经验理解到通货膨胀会引起经济过热，他们在这个后果面前担惊受怕，并产生了各种谬论，但是不理解是为什么，所以开出的药方竟然是紧缩政策等等。

正是因为由于投资于长期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或者基础设施等等造成的其他一些关联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要紧缩资金，正是要加大对消费部类的生产进行投资的时候要紧缩资金，多么奇怪的逻辑和政策。

抽象的同一导致同样同一的矛盾。把现实的复杂的经济过程用这么简单的形式逻辑的因果联系做为反映复杂经济运动规律的规律，这不能不造成这样的结果。要知道，同一是差别中的同一，是不同差别的辩证的具体统一，而不是抽象的统一。这种抽象的同一的因果关系会在经济发展缓慢时采取的正好正反的政策。根本说来是他们不懂得生产才是决定分配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老是在结果里找原因，所以，会有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提出，这只不过是同样的形式逻辑面对现实本身所提出的一个折衷的理解罢了。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比例失调问题，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不过是比例失调的后遗症罢了，一切都要从生产上而不是从消费上来理解。这个根本的问题，在以分工和资本家狭隘眼光的指导下，是无解的。无论他们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什么意见和政策，结果都是一样。因此这个结果完全是由于现实经济条件本身的内部矛盾运动，在运用人为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政策措施后使得矛盾爆发提前了，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只不过是对前一个形而上学的政策的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政策措施，这就使得投资过热引发的无序竞争，由于货币政策的突然紧缩，产生了事实上巨大的生产力的浪费。于是就使得经济发展过程表现出忽冷忽热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抛弃掉这些形而上学的理论，下决心学习和掌握辩证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只要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了这种必然的现象，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在分工和交换以及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形式，本来也就是发展也即浪费，进步也是退步。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欣喜的看到，虽然我们在《ZF工作报告》时所看到的ZF在实际执行经济管理工作时，可以看到ZF表现出的目的模糊所采取的错误的理论措施和由实际的阶级本能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措施的妥协，之所以说妥协，是因为自己所实行的那些实际措施虽然有许多完全不是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现实经济条件本身所提出的要求的回应，但是仍然没有自己的目的。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理论的错误导致了实践的错误，以至于不得不在实际的工作中采用真正的抛弃抽象理论的社会主义做法，即扩大农业生产，整顿流通秩序，贷款的微调和从抽象到现实的针对性的政策，扩大进口等等。但是实际的做法又和抽象理论互相混合在一起，说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是对货币政策和现实资本的运动之间的中介关系不懂，也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条件本身的那种无序竞争和产业升级，分工融合的关系没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