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冬的霓裳在2005-12-10 17:29:27的发言: 前一段去参观了地处河洛交汇之处的康百万庄园,康家从明代开始,富甲晋冀鲁豫四省,并且涉足到漕运,最重要的是这种富裕绵延了300余年,不可谓一奇。其家训是留耕道人的留余思想,作成一匾挂于大厅之上。其内容是:“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遗后悔者。其大意是:留有余,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不把俸禄用尽,以还给朝廷,留有余,不把财物占尽,以还给百姓,留有余,不把富贵享尽,以留给子孙后代。大概老天爷反对贪得无厌,做事过分,因为太过分了,没有不留下遗恨的。我想这个是不是会给我们以启示,这包含了有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遗后悔者。
大哉斯言!
我想从这里尽可以发挥出中国家族的财富积聚过程以及众多的“富不过三代”的原因。由此也可以分析出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的一些原因,以为今世法。我只从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来稍做分析。
其一: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结构问题------家国同构。《大学》开宗名义章就提出了三纲八目的追求,点出了中国人的人生道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提出了治国的最基本的主张:由本及末(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也),“本”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最中要到达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和(致乡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如今又被我们拿来用。
其二:个人------修身---------家------宗族------齐家--------国-----治国------天下----平天下。有小及大,构成了一个个的集体,这个集体的规模也是从小到大,事物也是日益繁杂众多。而财富的积聚一般都是一家族为单位而开始的,而一个家族内往往是有一个最有能力的人来倡议的。
其三:财富积累的开始,某个家族内一个修身很有成就的人,有一定的能力(精英),他个人或者带领他的家族因为科举入世或者经商而使个人和家族内部的人都有了一定的财富的积累(因为中国古代获得财富的途径大致两条:科举与经商而已)。注意:创业人一般都有非比寻常的特质。
其四:集体行动的逻辑问题一,“家族”小集体内部的问题,当家族人口日益众多的时候,集体规模扩大,集体决策就很难作出,或者说即使作出来也很难平衡个方的利益;创业人死后,集体财富经营权继承权的问题更是由于“嫡子继承制”而出现分裂,财富被均分,而嫡子则继承上代的爵位等(商业家族则可能不同),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嫡子能够保有创业人的特质吗,或者说他是否有其他的非比寻常的使财富保值增值的特质吗?我们假设一个人的这些非比寻常的特质量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函数,自变量之一为“外部竞争性的压力”------主要来自对未来的深切的不确定预期,如生存的压力,更大的外部环境迅速变动如国家政权风雨飘摇等等,之二为个人的遗传,为外生变量不可改变毋庸赘述,之三为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如前面一位朋友所说,这个时候追求吃喝玩乐往往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效用满足。画一个二维坐标,个人的特质往往就在这两个变量的运动中而不断运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后人(特别是掌握财富经营权的嫡子)往往不如其先人着这种特质。(当然,连我自己都可以举出一大堆的反例,如汉朝最接杰出的帝王是汉武帝,但也是第6代,需要清楚的是我们隐藏了许多的假设条件)。总结一下,即集体决策的难以作出;“嫡子继承制”往往导致了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集体财富的分散使下代人很难在上一代的基础上使其更上层楼。
其五:集体行动的逻辑二,与其他的家族----同级的集体或下级的集体,以及最大的集体---国家---皇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成为财富拥有者集体们的除了处理集体内部问题之外的最重要的问题,历史上许多家族往往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而败落的(最典型的是沈万三)。必须注意的是皇家的行动逻辑,以及其他有影响家族集体-----地方官僚的行动逻辑,我以为这个三个逻辑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中国要生存,必须深入研究他们,如果要深入揭示中国的兴亡规律也要深入研究他们的行动逻辑。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再说。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河洛康家的家训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及其高明的方法:“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这里,朝廷自然是最大的集体,百姓是其他的行动集体,具体到康家在明朝末年的情况,朝廷自然是崇祯集团, 百姓自然是李自成集团,谁都惹不起,只有都讨好。
其六:富不过三代从一个侧面来说也是很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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