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人常把美国的金融杠杆挂在嘴边，说它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些人可能不知道金融杠杆在中国可能一钱不值，但条件是中国能找到一个方式计算出自己超出世界平均很多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并以此来计算中国的股价。美国的股价确定模型是用无风险的长期国债利率加上正的贝塔值把企业未来红利现金流折现达到的。这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美国深得人心，事实也证明它科学合理。相关内容可参见描写现代金融的教科书。本文所讲的中国股价确定方式是用超出世界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加上或正或负的贝塔值把企业未来红利现金流折现达到的，当然某些行业的贝塔值会是零。这一方式与美国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异曲同工原理相通，但这一股价确定方式更适合中国。经济学家不应当不考虑中国实情硬把不适合中国的股票定价模型套用给中国。这种股价确定方式中国人能够做到吗？有可能。

与中国较高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相对应的是一个较高的无风险利率，用它来折现企业未来红利现金流计算股价也可行。但除了计算稍显麻烦，中国若向外界推销另一个无风险利率极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秩序混乱，从而也不利于自身发展。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适用较低的美国无风险利率，而中国的GDP仅占全球很小一部分。或许中国的GDP超过全球一半的时候才能够推销它。而中国向全球推销自己较高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让金融秩序更趋合理，稳定，健全，更具保障性。可能将来的金融从业者除了留意美国的无风险利率，排在第二的就是中国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

或许有人怀疑中国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当然是税后的）超出世界平均。但中国人的大脑掌控着一个经济模型：奶糖效应。也就是同样的奶和糖创造出了更多的香气，或者说创造同样的香气中国人用了更少的奶和糖。这一模型在经济学上完全站得住脚，问题是世界上几个国家的人民掌控这一模型？据我所知只有法国和中国。即便是这两个国家其制造业也针对不同消费者。法国货强调耐用性，中国货更注重新材料，新工艺，新功能。当然有些外国人不喜欢中国货，把高端中国货说成了中档品。如果把一件瓷器带给世人的生活情趣比作香气，中国一代又一代人制造的瓷器保持了做法简单，但平均成本不高的事实证明中国人善用这一模型。现在的中国货出口全球，如果成本高创新能力低，是不可能创造这一现象的。而中国电影票价与人均收入的比率是美国的几倍，并且怎么也降不下来。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国存在一个比世界平均高很多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别的例子如银行业利润过于丰厚，支付利息高于银行的影子银行如支付宝，华西村运作良好。当然中国开放早期发展速度非常快也可说明。

其实支持中国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高于世界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人较高的劳作意愿，或者说中国人组织能力更强。日本韩国不敢说，但对比强调个人自由和投入产出比的西方人，中国人人性上更强调对于未来的服从。例子是代工苹果手机的富士康。仅依靠代工，老总郭台铭长期占据台湾首富位置。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高速发展期十多年用掉的水泥是整个西方世界两三百年用量的总和。这也说明了对应的东西方民众不同的人性特点。这些特点也将对各自的经济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菲律宾和印尼是否人性上也强调对于未来的服从呢？不会。因为他们所处环境较炎热，食物也更充分，所以他们精神上会懒惰一些，他们的项目完成效率将低于中国及日韩。举个例子，台风过后，菲律宾的民众会抢夺政府存储的大米。而中国及日韩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人民的信仰决定了大灾之后，政府应当无条件服从民众的需求。中国人喜欢把这一人性特点称之为儒家思想。一些亚洲国家自称经济发展很快，但人均GDP和亚洲四小龙及日本差距依然很大。实际情况和我的观点是多么的契合啊。对应于中国和西方人性上的不同点，东西方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材几乎完全不同。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组织行为学教材更有实质性的东西，写得也更好。但我猜想许多美国人可能会不同意。对比国外，中国的许多事情都缺乏效率，但组织行为是个例外。对于实际项目的组织，中国人颇有办法。细追究其原因，一句话描述就是：这跟中国人的信仰有关。

现代的商业簿记业务规范而透明，所以找到一个模型来计算出中国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是有可能的。经济头脑发达的美国人来干这事应当不难，但不喜欢从事商业伦理研究的中国人干，确实有点难。但如果找到这一模型，我们就可成为全球唯一的最自由经济体。因为政府无需再干预经济，操纵金融市场。因为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的确定将使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与政府脱钩；资金流向更高效；上市公司更愿发红利，股价健康上扬；民众相对更愿消费；股价更透明，股市避免大震荡；银行业更透明更充满竞争。这里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与政府脱钩并非指引导社会闲散资金流向超出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的产业或企业。而是指一些企业经营不够高效，她的未来红利现金流经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折算，她的股权价值得到一个更客观合理的表现。潜在收购方若觉得自己能经营得更好，就会通过购买股份取得企业经营权。他显然不会再去创建一项相似的资产。该模型确定股价远比通过银行无风险利率和有形无形资产相加来得科学。为更准确确定股价，需把未来红利现金流的不稳定性考虑进去，也就是引入一个贝塔值。和美国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同，这个贝塔值是有正有负的。因为后者参考的美国无风险国债是充分稳定的。而中国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已体现了不稳定性。

那么美国为何不搞一个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确定股价的模型呢？原因是美国人对经济信息相当敏感，同时注重可控范围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他们对经济信息的敏感度常常通过资本市场和消费冲击美国经济，引发不稳定。因此美国人无法告别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金融杠杆。而中国人对经济信息不那么敏感，有了钱首先想到的是投资。这从东南亚华人致富史上可以看出来。如此看来，一个无泡沫的，常常发放股息的股票市场是多么地有用。而股息会较直接地刺激消费。消费旺了，经济也就上去了。所以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可以说是中国软着陆的关键，是金融市场核心。如果不能确定他，至少从金融层面上讲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一旦中国政府不干预经济，我们就可亮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名片，说我们不搞金融杠杠来破坏游戏规则，不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来夺取原本属于小国的财富。我们无需那么做。

这里的用金融杠杆破坏游戏规则是指以下情况：考虑分属于美国和中国的大豆油和电脑生产厂商。中国的大豆油生产商购买了美国大豆期货合约，由于金融杠杆导致汇率的波动，合约交付时，中方企业支付了更多的人民币。而中美两国大豆油生产商仍旧分别用人民币和美元支付各自员工的工资，中方企业可能因此破产或处于弱势竞争地位。而由于电脑中的大部分零件由美国企业生产，金融杠杆导致的美元走强会极大地增加中方电脑生产商的生产成本，中方整个电脑产业也会因此遭受重创。而以美元销售产品和发放工资的美国电脑生产商会毫发无损。当然这里的“中方”也可能会是除中美两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而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夺取原本属于小国的财富，指的是一些经济不够稳定的国家想将外汇储备置换成不那么容易贬值的美元，美国当局意识到这一需求通过增加印发美元来达到这一目的。而美钞的生产成本明显低于它的票面价值。美国也没有因此出现货币瘪值。小国的财富因此流向美国。

对于宏观调控的另一面---看得见的手---政府投资来说，因为中国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更高，所以专由国外或民间企业来干是合适的，只需通过规章制度确定合理的回报即可。随着中国人工资的提高，中国的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会缓慢下降。但由于中国人购买力的提升，这一红利率一定不会低于某一临界点，当然它的前提是中国政局持续稳定。它也不会上蹿下跳，因为中国人太多了。虽然每年可让中国人充气的“奶糖”不会铺天盖地，但中国即便成为全球最富有国家，却依然能有一个超出世界平均的资产报酬红利率。举个例子，某年某月诞生的一颗“奶糖”----又轻又薄又暖又软的棉袄，它可由羽绒，羊绒，兔皮甚至棉花或羊毛制成。对应于不同的喜好和消费能力，它的解决方案无数。（对于现代挑剔的消费者，许多人不认可棉花能造出好棉袄。但中国台湾的服装厂商ESPRIT开发的棉花做成的棉袄的确相当成功。）如此看来中国的制造业是多么的强势，当然这一例子稍显极端。但其实这里仅考虑了新材料，并未谈及新工艺，新功能的应用。一旦股市能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中国也将告别通胀形经济，和美国一样，跨入效率增长型经济国家行列。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几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意义也将远大于美国。

平均资产报酬红利率的采用会导致一个结果是国内的资产价格相对于国外偏低，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在我看来这会让中国加速向创新型国家迈进。考虑国外的利益集团，他可能掌控运作某类资产的特殊知识，或想让某类资产产生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或引进几项技术会让某类资产产业升级。他们都会优先考虑买进国内价格偏低的资产。或许像国内食用色拉油加工企业那样的企业创新空间极小，但能产生一个较稳定的红利现金流。他们认为资产价格低估，会将资产迁移到越南缅甸那样的国家，以便资产升值。这将利大于弊，因为别的企业将获利，开工率上升。他们不会也将资产迁移。

若全世界的创新都争先恐后地流向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金融杠杆。但由于她没有人为干预利率和汇率市场，所以她跟美国人的金融杠杆有很大区别。

即便中国成了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政府依旧有事可做。因为中国人没有现值概念。正如你在东南亚华人致富史上看到的那样，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另外，一些东西在生产和消耗过程中无法做到有效率，缺少标准。我们常看到一些商品打出纯手工制作的招牌，仿佛这样更有价值。但像饺子和馒头的价值来自标准的制面工艺和标准配方可口馅料，中国人不重视这些。许多需建立规则和标准的服务业是中国的软肋。一些外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让事物更具经济性和效率的改变中国人干困难重重。其原因可以说中国人不太懂经济学，或者对经济性和效率欠缺敏感（物流成本高），当然也可以说中国人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两个中国人一起的时候是两条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