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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经济学论坛 三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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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4
对于学术界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争议,本人有如下看法:
    1、现实的东西方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是多样化的。有马克思本人的,有苏俄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布哈林的的,铁托的,也有波兰和匈牙利的;有中国毛泽东的,也有邓小平的;当然不也有西方马列主义者的等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不同的流派。问题是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哪个学派的,或者是集某些学派之大成的。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多自己说不清自己是出自哪个“马家门派”的后生。
    2、马克思本人的经济理论首先是基于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的经济理论,是基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矛盾,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即“无产阶级的圣经”。与避开阶级矛盾、趋向于“纯经济现象规律研究”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无产阶级斗争是脚下的经济理论才是比较恰当的。我有个比喻:不能把“马克思研究城市四轮公共马车”的理论硬套进“互联网+条件下现代物流”体系中,因为两者毕竟不是同一时代经济系统。就像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的意见套到如今“每天60克肉类+200克鲜奶、500克蔬菜+100克水果、400克碳水化合物”的大众营养标准上来一样。经济理论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背景。现在学术界搞的“一只羊+2把石斧”或者“3个先令=100个锅贴”之类的研究。不过是挂着马克思的名头搞自家山寨版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创新”。
     3、马克思在世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完整过程,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是把“无产阶级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但历史证明:任何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内部从来就不是纯洁的。因此,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反腐倡廉、两袖清风干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诸如前苏联的垮台。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事实为准绳,从不占卜!我们要分清: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后人的就是马克思后人的。我们既然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就要先搞清来源。
     4、实际上,马克思的学说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作为一种理论加以研究的。例如,米塞斯、刘易斯、斯蒂克利茨等人在其理论中都曾借鉴过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许多资方经济学家承认:马克思一生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过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断的改良从而是资本主义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期。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包括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内,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萌芽期或者说资本主义工业化前期和初期,剩余价值的全部来源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的剥削形式就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这一点,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电影工作者就指出《雾都孤儿》是“马克思学说的最好注解”。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尽管错误的引用了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巴雷托效率”来证明马克思的预见是错误的,但也恰恰说明,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乃至阶级矛盾和劳动者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自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内容。

    我至今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中国这么多大学经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老师为什么就不能把《雾都孤儿》作为课堂案例教学?
     5、计划经济并不是“十恶不赦”,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无缺。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的概念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关于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实际上在“一战”和“二战”末期,西方许多国家(如法国)出于尽快恢复经济,也曾兴起一股热潮。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新中国初期,无产阶级新政权为了尽快得到巩固,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一种客观的选择。无论是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还是那斯拉夫搞“工人自治”或者毛泽东的“农轻重并举”的计划经济,都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这没有什么大错。问题都处在“无产阶级内部纯洁性”的问题上。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存在一个基本的关系,那就是供需平衡的问题。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首先是基于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的无产阶级生存的安危。列宁1918年在《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中提到:“饥荒的造成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粮食这个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上,同劳动者的统治,同工人国家,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农村的财主,富农,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这种办法是为了把粮食供给全体人民,首先是供给工人、劳动者和穷人。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一切危害工人政权的行为,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怎样才能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呢?非常清楚,要实现这个原则,第一,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都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隐藏余粮。第二,为此必须最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妥善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供消费、加工和播种用的储备。第三,为此必须在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国家的监督下,公平合理地把粮食分配给全体公民,不给富人任何特权和优待。”  而我国的计划经济初期就明确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 同样道理,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出于 “帝国主义的武装包围”下政权巩固的需求。而毛泽东的“农轻重并举”的计划经济则是基于国家经济结构基础差,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善基本的生活条件的客观事实。
     事实上,没有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二战的历史将改写,当然经济学里没有十全十美的策略,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家和我国的经济学界看法基本相同;中国的“农轻重并举”和城乡二元经济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基本的工业基础建设顺利完成,至于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问题不能一股脑的都推到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的头上。
    实际上,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刘易斯在内,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批判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批判的案例或者说蓝本其实都来自以“联供(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其派生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如中国、南斯拉夫、波兰、越南等等)。我们不能把凡是挂着“马克思主义门帘”的马克思主义都算到马克思名下。客观的讲,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刘易斯在内,西方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现实版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分析来批判去,也就是基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不免有“拿着东周事,诉说西周的苦”之嫌,因为前者已是列国而后者原本就是“大一统”。
      6、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也大,马克思时代的资本积累方式在后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生前不可能预见到的,例如,计算机、大数据、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无论是计划决策和市场交易的模式也都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是面临的新课题。未来的经济体系发展,有可能是“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的模式。斯蒂克利茨关于“一政党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洞见是比较客观的,比如,对政府干预的约束(分权)和规范等等。刘易斯认为:如果政府的目标具体明确,具有可行性,那么计划经济下比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优势,反之市场经济则更有优势。总之,在后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期,都是马克思再世不可能预见到的社会演化,所以正如米塞斯的观点那样:如果马科斯活到现在,有些话就不会那样说了。

    7、实际上,进入后资本主义时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发展尽管也出现了“女王之问”的窘境,但毕竟还是有了长足的进展。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显然后者存在着迟缓的问题。不管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解剖研究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理论的创新发展都缺乏系统的总结。例如,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石川馨访华讲学时,就把我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带回日本在全国的企业中进行推广,进而促成“日本制造”快速迈进了“精品世界”。同样,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也被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论》加以证实——当政府的目标具体而明确时,计划经济的优势由于市场经济。
    8、自2005年以来,笔者分别在不同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个体小规模企业中工作过。总结的经验也证明斯蒂克利茨的如下说法是正确的:“中国的经验表明,不通过私有化,甚至不通过明晰产权也能进行成功的市场改革。”作为案例1,一个民营的军工企业套用僵化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及结果费效比高居不下,进而靠人脉关系维持生产经营。案例2,一个小型的国有企业针对自己的经济及实实力,放开思路,避开主流市场的竞争,针对中药企业技术装备落后的现状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的中药生产设备和流水线,成为我国第一家能够提供超声波中药生产流水线的企业。对此,我把它称之“以小博大,打市场的擦边球”战略。案例3,个体企业主:天津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员工17人,没有具体的市场目标和产品,为了做强做大,成立了9个部,2个“研究所”。结果如何想必都知道,我就不必再细说了。可见高学历未必就是企业家或者创业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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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5 12:53:21
我觉得文章中有一点说的不妥。

优先满足哪些需要可以计划,但脱离了自由选择的过程,社会化再生产过程将无法计划,米塞斯在这个问题上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当时的计划经济不可行。我理解的计划依然是面向自由选择的,只需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信息全实时公开,就可以在自由选择的同时用计划进行生产过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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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5 14:23:34
jackloo 发表于 2016-3-25 12:53
我觉得文章中有一点说的不妥。

优先满足哪些需要可以计划,但脱离了自由选择的过程,社会化再生产过程将 ...
1、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优先满足哪些需要可以计划,但脱离了自由选择的过程,社会化再生产过程将无法计划,米塞斯在这个问题上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当时的计划经济不可行。
首先,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例如南水北调,关乎整个华北地区的用水问题,目标明确,规划跨流域和多个行政区划。所以国家层面的计划性就十分必要,这不是各个行政可以自由选择的。当然计划就要具体明确的考虑各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和需求,也就是说计划指导下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调水路线必须是统一规划。这一点,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以沙漠治理和水资源配置为例做了阐述,并强调在这些方面计划经济模式更有效。如果各有关行政区自由选择调水方案,各自为政肯定不行。历史上我国的水利工程就出现过有关上下游省市为争水资源搞非理性的水利工程,或是重复建设。实际上,计划不是没有协调,关键是计划是否科学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个计划不能是拍脑袋的计划,要有科学论证才行。比如,三峡工程上马时就有激烈争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反对者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从近几年的库区岸边崩塌和地质构造方面的影响(包括汶川地震以来地震对沿江地区地质构造的影响,以及1000千瓦大岭山水电站的塌陷等等)说明当初的三峡开发计划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有专家学者不签字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就项目计划本身而言不能说它错了,只能说当初我们还不能掌握大地环境构造及其影响的全部知识。自由选择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必须用在适当的决策层次上,因为自由选择也是有目的或者说有目标的。例如,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是计划指令性的,但工程建设施工则是市场化自由竞争的合同分段承包。
   2、第二个问题:
我理解的计划依然是面向自由选择的,只需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信息全实时公开,就可以在自由选择的同时用计划进行生产过程的管理。
首先,米塞斯的批判是基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并不就是特指前苏联或者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个问题就如“关公战秦琼”——是个事物有先后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本人的计划经济设想是不是一回事也没人讲得清楚,况且现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版本也很多。此外,计划本身就是统筹的过程,按照计划目标,统筹规划,自由选择相关计划要素,本身就是计划制定的基本过程。这与拍脑袋的计划不是一回事。从管理学上讲,计划就是统筹规划和决策的过程,它是基于现代统计数学和其他学科成果运用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计划和自由选择都属于方法论,计划不排斥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也不是无目的的自由。两者都是基于一定目标下的决策过程。比如,我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经验受宪发端于“两弹一星”工程。这是基于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供给侧可选条件严重不足,而国家房屋又急需的背景下,研制计划指令下达后不是我们有多少配套单位可供选择,而是要逐一寻找有哪个单位有可能完成部件研制计划——实际上我们的导弹和卫星就没有一个部件可以事先选择的。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中国制造”中的短板还有很多,尽管我们的过程产能有4-5亿吨,但是我们短缺的产能量也很大。例如,我国进口总额中电子产品,特别是电子元器件、精密传感器的膜片材料几乎全靠进口,我们的动车组、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和转向架材料仍然靠进口。我国的无人机尽管占有史家市场的70%,但主要部件全靠进口。所以,“中国制造4.0”离我们还很远,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从红宏观上质疑带这个问题,那么基于国家战略下的创新计划目标是有可能在“万众创新”的过程中实现实现方案和需求的自由选择的。
     有关计划指令和市场选择的话题也可参见我的有关帖子。
     现在我有种看法可供参考:经济学家最好有点工业战线的背景,有点企业管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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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5 21:40:11
     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属于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都不承认这一点。要弄清楚他们自己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首先要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斯大林理论的区别。但是这种研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下,是很难展开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高层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任何说斯大林没有完全继承马克思的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又被中国的政治高层严格控制。这一点在国有是否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表现的就非常明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明确地否定了国有制是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却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而中国的政治高层并不知道马克思和斯大林的理论在这一点上的区别,他们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而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使知道这种区别,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政治高层。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刊物上,也绝不允许进行国有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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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6 22:14:36
zhuxiang 发表于 2016-3-25 21:40
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属于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都不承认这一点。要弄清楚他们自己属于马 ...
也不全是,也掺了些自家的土特产,品种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或是“中国特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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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xiang 发表于 2016-3-25 21:40
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属于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都不承认这一点。要弄清楚他们自己属于马 ...
也不全是,也掺了些自家的土特产,品种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或是“中国特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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