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这个冷冰冰的字眼给人的印象是,一些机器人在统计实验室里把人类行为化归为毫无生气的数字和简单的公式。研究报告充斥着诸如“经验的”“定量的”“操作的”“反向的”和“相关的”这些生硬的词语,没什么诗意。但我们将力图表明,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老套看法是错误的。
与其他的认知模式一样,社会科学可以用于邪恶的目的,但也可以用来促进仁慈之士的个人理解。利用对现实的观察来检验思想,科学有助于解放研究,使之免于成见、偏见和十足的混乱。因此,仅仅由于陈见而退缩不前,不是明智的做法:太多人接受了关于科学的错误陈见,因而把他们自己拒之于社会科学理解能力的门外。
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一词涵盖了许多意义,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宗教在现代的竞争者。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考察有关科学的所有纠葛,而是要找到一条通向科学思维的途径。为此,我们首先对比其他形式的知识,来看看对科学的某些描述。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些会被忽略的困惑。科学有时被混同于技术,技术是科学在各种任务上的应用。小学课本在太空遨游图片旁附上“科学在前进!”的标题,助长了这种混淆。技术使太空遨游成为可能,它使用了推进力的研究、电子学和许多其他领域里的科学策略。太空船只从属于技术,探索模型才是科学的。
正如科学不同于技术,科学也不是某种具体的知识体系。“科学告诉了我们(比如)吸烟可致命”,这句流行的话实际上是一种误导。“科学”不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告诉我们事情的是人——在这个例子中,是那些运用科学策略调查了吸烟与癌症之间关系的人。科学作为一种思维和调查方法,我们不应把它看作存在于书本、机械和含有数字的报告中,而最好认为它存在于心灵这个无形的世界中。科学与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方式相关,它是用于探索和观察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希望获得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
另一个困惑是把某些特殊的人认作“科学家”。这种用法并不错,因为被这样称呼的人,实践的是科学的探索形式;但说某些人是科学家,而其他人不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虽然有些人精于用科学方法获取知识,但我们所有人都是科学思维方法的实践者。科学是一种探索模式,为全人类共同拥有。
当你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思维习惯时,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点“科学家”的意味。我们测量、比较和调整信念,获得对日常事务中的有关证据的理解,为下一步计划做出打算,并找出与别人打交道的方法。最简单的游戏也牵涉到运用实际出现的数据来检验方法和策略,而这已初具科学的形态了。即便是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试穿不同风格的服饰,都包含着科学的要素。
我们有许多策略用于应付重大的现实问题——生命的不确定性,科学思维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并不知道许多行为的结果。我们也可能不清楚某些压力,它们在微妙地或直接地、逐渐地或陡然地影响着我们。即便在尝试完成最简单的任务时,比如计划吃什么,我们也在做一些基本的盘算:哪些食物的味道好,哪些食物对我们有益。如果这样做还是太不确定,那么稍微深入的检验是个不错的主意:女王有她专属的品食人员,而我们这些人至少在看到某种汉堡时,也可以确定它早就卖出数十亿个了。
科学是一种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而非一种知识体系。我们有许多方式声称我们知道某事,科学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方法是一套标准,用于决定如何解决不同的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科学为研究者提供问题研究的策略。科学为运用研究结果的人提供一种能力,使他们能批判性地评估如何提出和使用证据来达到结论。
在寻求理解方面,科学方法有许多竞争者。纵观绝大部分历史,对于许多人来说,获胜的是那些竞争者。对现实的分析一般不如神话、阴谋论、迷信和直觉那样流行,后者在它们试图预测或控制的事件发生之前使人有确定感,尽管事后很少如此。有时候,未被证实的信念会促发某种灵光一现的行为,或是让人在更好的时机来临之前谨持怀疑。确实,某些个人信念构成了我们生命的重要部分。关键是,拒绝分析如同自断其臂,而熟练的分析者则占得先机。
为何要系统化?
大多数的人类交流发生在小群体中,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的语言、大量的对周边世界的共同经验和理解,要达成彼此间的一致很容易,而在较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则很难如此。家庭能通过故事和箴言的传承,在代与代之间传递智慧,而整个社会这样做却有麻烦。用最悲观的形式来表达,问题就是:“要相信谁的故事?”理解周边世界、与其他人分享经验的需要,使系统的思维和探索变得至关重要。
社会因其戏剧性的事件而引人入胜,因此人们倾向于摒弃系统的理解,而习惯于描述、讲故事和做个人判断。尽管它们可能具有启发性,但通常作用有限,因为对生活所做的高度主观的描绘,对于发展共同理解和共同活动来说,是糟糕的基础。
要在各自经验的独特性造成的差异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种复杂的任务需要运用训练有素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只有能加以运用的知识,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知识要有用,必须是能交流的、有效的和有说服力的。
为了能被交流,知识的表达形式必须清晰。如果要把知识用于促发行为,它必须是有效的,这就要求有恰当的证据;还必须是有说服力的;它要适合于被提出的问题。“我认为资本主义在剥削穷人”,这类个人意见或许会令你的朋友,甚至亲戚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某种不公,但可能影响不了其他人。然而,如果你能举证,在美国几乎每五个孩子中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你就会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因为你把判断与一种对现实的测量关联起来了。那些即便不喜欢你但提倡财富分配公正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种陈述对于批判性地考察我们的经济体系,是条有力的线索。知识建立于证据之上,以清晰的、可传达的形式表述,促进对环境的改造。
积累知识以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总会孕育出文明化的人性。人们能记录智者的格言,这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无可置疑,存在另一种积累方式:建立受证据支持且可以被他人加以复查的陈述。对陈述的复查,需要当事人准确地知道陈述的是什么,如何检验陈述。这是科学事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第2章关于科学方法的一节所讨论的步骤,是完成那类认知过程的指南。
有理判断和观点的角色
关于系统思维的所有这些带有模糊预示性的说法,并不是要排除有理判断、观点和想象。毕竟,在任何知识探索中限制心灵的能力,都不怎么明智。
有理判断是人类理解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理判断与证据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因为人们难免在缺乏完整证据以供决策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所以“判断”这个词语很重要。判断意味着决策,在该过程中,心灵的所有能力都被调动,以使可资利用的知识发挥最大效用。
社会科学并不排除判断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事实上,在科学证据的搜集和评估中,判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1%收入最高的富人手里集中了所有收入超16%的部分——是1980年其所占份额的两倍。从2000年起,尽管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比任何时候都高,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
不过,把该证据与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财富、剥削、生产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广泛的社会问题关联起来,则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用逻辑和良好的判断来解释这个证据。
有理判断是系统思维的第一个部分。“选举日的前夕若是满月,则能促进自由派投票”,这个命题可能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反映出多大的有理判断,因为既无证据把两个事件连接起来,它们之间也无逻辑上的关联。有空闲又有资源的研究者可以考察这样一个命题,但在这个时间紧张、资源匮乏、社会分析占用的都是稀缺人才这些严重问题充斥着的世界中,这样的研究可就没什么意义。尽管那个命题可能合乎直觉,但即使是直觉也通常与经验及证据有某种关系。
观点在科学分析中同样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因为所有的探索努力,都源自某种个人兴趣。只有对结论感兴趣,人们才会提出问题。此外,不同的人观察现实的角度必然会略有不同。观点不会被探究消除,但能加以控制,不致使其变成十足的幻想。对于研究者而言,有助于减少主观观点影响的一种方法是,留意自己的价值倾向和观点。
这里用得上柏拉图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有些人自诩他们是客观的,他们在研究中隐藏了自己的观点,而实际上正是这些观点悄然地建构了他们的结论,这些人对优秀的社会科学事业造成了大量伤害。没有人是真正客观的,对于社会本质的看法当然也不是客观的——其中掺杂了许多个人利益。
从根本上说,优秀的科学会自察探索中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影响。如果研究方法和用于支持结论的证据被清晰、充分地陈述,任何人都能检查结论与证据的匹配度。如果对研究过程的有效性抱有怀疑,我们还能够对研究本身进行复查,或用技术化的术语来说,就是“复制”。这一特征把科学与个人判断区分开来,并使科学免于个人成见。
没有人能够复查所有发生的事情,譬如心灵检视内在的感受、对经验的知觉和思维进程。科学把探索步骤带出心灵,引入大众的视野中,使之作为知识积累过程的组成部分而被所有人共享。
想象、直觉和习俗的角色
心灵有许多认知方式,但都不如在想象中那么巧妙却又那么神秘。仅凭一跃就能跨过高高的阻碍,只有心灵的飞跃。但是,想象一条关于现实的可能命题是一回事,而着手去想象证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科学的实质在于找出我们能观察到的事物间的关系。提出一种关系,是一种创造性和想象性的活动,然而,这可能需要大量系统的幕后准备工作。用现实检验命题,牵涉到不同层次的想象——主要是一种能力:从那些源于现实的、零零散散的信息片断中,找到一条信息,它对于检验某个特定观念的可信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探索发现领域,科学与想象结成了亲密伙伴。自然科学的历史中到处都是这类例子,既包括认识到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而不是相反),也包括发现物质是由微小的原子所构成的。其中每项发现都是由那些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人做出的,他们参照现实世界中的证据,不怕挑战惯常的信念结构。这些都是大尺度的发现,包含着同样的努力:步出对人类行为所做的公认说明,想象其他的可能性,并合理地运用证据来检验它们。女性主义者在考察男女区别的传统看法时,就是这么做的。要真正富有想象力,有点类似于试图摆脱重力的束缚——启动是最难的。虽然到现在为止,社会科学中很少有能够与自然科学中的丰功伟绩相匹敌的发现,不过把科学运用于社会关系,只是最近的事,而且是复杂得多的工程。
从基本层次上说,正是有了好奇心,想要发现无序中的有序,才有了科学探索。看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事变和行为,我们急于了解为什么某些事发生了,事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社会科学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获得理解。从另一层次来说,社会科学制造可以交流、可以用来把我们的理解解释给他人听的知识。
无论我们对科学分析所要求的审慎思考持什么样的看法,都仍旧无法完全把握“有个主意(having an idea)”这一奇妙的过程。科学决不是排斥直觉和想象的一个体系,相反,它是一套程序,使这类观念在人类智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变得富有成果和创造性。即使是最奇妙的观念,其作用也来源于它与当前的或潜在的某种现实之间的关系。科学是一门现实检验艺术:形成观念并从有关现象中引出可观察的证据来检验它们。
步出通常模糊不清的人类关系,构想其他的可能性,需要一种异乎寻常而又必不可少的想象力。说来遗憾的是,就通常的社会和政治经验而言,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察或许是正确的:“(人们)一旦习惯顺从,就不会想到步出他们及其先祖踏出的道路,步出这条被许多急迫且明显的动机所限制的道路。”然而,正是在对社会、政治布局的理解和革新上,世界需要合理的想象的最佳运用。在缺乏想象的情况下理解社会现实,我们就会困在习俗这条老路上,就会陷入窒息人类潜能的偏见之中。
同样,我们也许会局限于一些徒劳的行为习惯。英格兰曾经有个惯例:当众绞死摸包贼以震慑其他人的偷盗行为。然而,有人观察到,比起其他公开事件,摸包贼被绞刑的场合,被摸走的包更多。这种惯例存在的时间大大超过了社会科学那一丁点儿短的发展历史,其实它远不该存在那么久的。
习俗并非全然是坏事,因为它可能包含长期以来的教训,学自对现实的体验,且经常是不愉快的体验——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习俗算是科学的。习俗经常在大量的,甚至激烈的压力下把社会群体团结在一起。不过,任何社会科学的任务都必须是用适合更人性化的个人发展与表达的模型,理解事物的存在方式,理解如何革新社会生活的元素。在追求理解时所使用的工具,不只是科学及其用于专业探索的程序,还包括一些直觉:生活能过得比现状更好,某种行为模式可能并非不可避免,微不足道的行为交流或许是向更大的可能性和潜能迈进的关键。
任何理解工作所采用的方法,都牵涉到思维与调查之间的张力。连接这两个要素的方式各种各样。神秘主义者察觉到一种内在的真理,用一些“征兆”来解释其洞见的有效性。历史学家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模型,并认为它们可以用于解释事件的意义。
比如,欧洲“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了历史学家用于解释的主要概念。而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努力做到比神秘主义者更具体,比历史学家更精确,他们关注研究的指导思想、调查中的重要数据,以及依靠实在现象检验心理建构的测量方法。
在后面几章,我们将逐一考察建构科学理解的步骤。正如你将看到的,这种技术更多的是需要常识,而不是技术知识或精心准备。
本文为《社会科学研究:从思维开始》一书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