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冲突

1.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拒斥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学说在欧洲大陆遭遇的敌意主要是由政治成见引起的。几代英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由休谟和亚当·斯密作出杰出阐述并由李嘉图完善的政治经济学，是启蒙主义哲学最为精美的成就。它是致力于建立代议制政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主旨。它被所有那些特权受其抨击的人拒斥并不意外。这种藐视经济学的倾向在德国由于国家主义精神的兴起大大地加强了。对西方文明——哲学、科学、政治学说和制度、艺术和文学——的心胸狭隘的否认源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诋毁，这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场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叛还有其他根据。这个新的知识门类提出了学者们没有找到满意解答的认识论的和哲学的问题。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主导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人把经济学看作一门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的实验科学。一门处理价格和工资这种“实际”问题的学科可以有一个与其他处理实际问题的学科不同性质的认识论的观念，超出了时代的理解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只有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会认识不到在经济学试图提供知识的领域里是不可能做实验的。

我们不必在此讨论在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或超实证主义的时代里发展成的事态。今天，整个世界，但是首先是在美国，大批统计学家在学院里忙忙碌碌，投身于人们相信的“经济学研究”。他们收集政府和各种商业单位提供的数据，重新整理、调整和出版，计算均值并绘制图表。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在“测量”人类的“行为”，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室里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不同。他们带着怜悯和鄙夷看待那些依赖“太多思辨”而不是“实验”的——如他们所说像是"老古董"的植物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完全确信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总有一天会得到最终的和完备的知识，使得未来的计划当局让所有人的完全幸福成为可能。

但是，就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学家而言，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曲解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的尝试当然是完全失败了。然而，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挫折是达到对这一问题更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正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失败研究不经意地暴露了所有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作经验主义解释的论证的无效。

当德国人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他们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了经济学理论源于经验的假定。但是这个简单的解释不能让那些不同意必须用古典学说推断出的结论指导政治行动的人感到满意。他们很快提出了问题：英国的作者们从中得出定理的经验和德国作者面临的经验是否不同呢？英国经济学是否由于它只是从英国的而且只是英国的汉诺威·乔治时代的经验材料中提取出来的就有缺陷？到底有没有一种在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成立的经济学？

那些视经济学为实验学科的人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一个回答等同于对经济学本身的断然否定。如果历史学派否认经济科学这么一回事可能存在的观点，如果它除了报告在过去的地球上特定地区特定时刻发生的事情之外，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任何断言，那么它就是前后一致的。对特定事件的后果的预测只有在一种普遍有效而不是只对发生在过去某个国家的事情才有效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推荐或拒斥——同样以科学的名义——那些必定影响未来事态的各种意见或手段。

比如说古典学说涉及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后果的部分。批评者没有着手在李嘉图的推理中发现一些逻辑错误这项无望的工作。他们只是断言在这些问题中找到“绝对的”解答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有些历史情势下，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带来的后果与那些“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援引各种各样的历史先例。通过这样做，他们无忧无虑地拒不考虑总是作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证明或反证任何定理。

这样，以政府任命的大学教授代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学，堕落为一种从历史学、地理学、工艺技术、法学和党派政治借来的各种知识片段的零碎的、胡拼乱凑的大杂烩，其间点缀以对古典学派的“抽象物”的谬误的辱骂性言辞。大多数教授都或多或少在其著作和课程中为帝国政府的政策作热烈的宣传：专制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学、贸易保护、大规模军备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政治入侵经济学研究看做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正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论解释的谬误引起的，这个缺陷并不限于德国。

使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德国的大学不信任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它对财富的成见以及它与功利主义哲学的关系。

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把它描述成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这样一门学科在德国教授眼中只能是可鄙的。教授们把自己看作以自我克制精神追求纯粹知识的人，而不像那群卑鄙的捞钱者那样，只在乎世俗的财产。在这群以高等教养自夸的人中，仅仅是提到财富和钱这种低下的事物就是禁忌。经济学教授只有通过指出他们研究的课题不是逐利的商业关注的鄙俗之事，而是历史研究，例如关于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鲁士王公的崇高功绩，才能在同僚圈子里维持他们的地位。

功利主义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功利主义哲学在德国的大学里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功利主义者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未得到任何一个教职，而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提出的所有反对快乐论和享乐论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拾起。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产生疑问，他们仅仅由于边沁和密尔父子曾对经济学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它。

2.德国在经济学领域的贫瘠

德国的大学是由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王国和大公国拥有并管理的。教授都是公务员，因此必须严格服从他们的上级——公立教育部门的官僚——发布的命令和规章。当1837年汉诺威国王开除了哥廷根大学的七名抗议国王违背宪法的教授时，这种大学及其教学对政府的至高权力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顺从受到了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挑战——然而这是徒劳的。政府并不在意公众的反应。它们继续解雇那些政治或宗教信念与它们不一致的教授。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为了使教授成为官方政策的忠诚支持者，它们采纳了更为狡猾和灵验的手段。它们在任命教授前小心翼翼地筛选人选。只有可靠的人才会得到职位。这样，学术自由的问题隐退到幕后了。教授们自觉自愿地只讲授政府准许他们讲授的东西。

1866年的战争结束了普鲁士的宪法冲突。国王的政党——容克地主的保守党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战胜了代表议会政府的普鲁士进步党和西南德国的民主团体。在新的政治背景下，首先是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后来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没有给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异端”学说留下空间。K.niggr.tz和色当的胜利者认为他们无须从“小店主民族”的英国人或者战败的法国人那里学习任何东西。

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之一Emil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霍亨佐伦王室的知识保镖。”这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对人类行为科学来说却有着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含义。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教职的教授们知道统治者向期许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

从1882年到1907年，弗里德里希·阿托夫在普鲁士教育部负责大学事务。他以独裁方式管理普鲁士的大学。普鲁士有着数量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职，因而为雄心勃勃的学者提供了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它德意志邦国，甚至是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都渴望在普鲁士弄到一个职位。这样，阿托夫总是可以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务上，阿托夫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施莫勒对于分辨绵羊和山羊有着准确无误的鉴别力。

在19世纪的第二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一些德国教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没错，这一时期最卓越的贡献是屠能和戈森作出的，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无教职的人。然而，Hermann,Mangoldt,和Knies教授的著作将被经济学思想的史册铭记。但是，在1866年以后，进入学术界的人对“无血肉的抽象物”只有蔑视。他们发表的历史研究宁可探讨不久前的劳工状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坚信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在他们对“剥削者”发动的解放战斗中帮助“人民”，以及王朝——特别是霍亨佐伦王朝就是神赐的人民领袖。

古斯塔夫·冯·施穆（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创世人，代表作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3.方法论争论

门格尔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反对历史学派的著述中隐含的认识论观点。施莫勒针对这本书发表了一篇颇为轻蔑的评论。门格尔在1884年以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作出回应。这场争论引起的各种著作以方法论争论之名为人所知。

方法论争论对于澄清相关问题的贡献很小。门格尔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以至于未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全部的逻辑推论。施莫勒和他的弟子则致力于为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甚至没有认识到争论的问题是什么。

方法论争论这个术语当然是令人误解的。因为争论焦点不是发现对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问题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最适当的方法。争论的本质是，除了历史学之外，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否还存在一种科学。

首先是激进的物质决定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德国几乎被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普遍接受的哲学，尽管它从未被明确和清晰地表述过。在这些人看来，人类的观念、意志和行动都是物理和化学事件的产物，自然科学总有一天会像今天描述化合物如何由不同元素结合形成一样描述它们。他们主张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实验室的实验法是能够通向这一最终的科学成就的唯一道路。

施莫勒和他的信徒激烈反对这种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其缺陷，而是因为它和普鲁士政府的宗教信条抵触。他们实际上偏爱的是一种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差无几的哲学。（当然，他们因为它的无神论和法国起源在公开场合诋毁它。）实际上，经过巧妙解释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唯物决定论。但是大多数孔德的信徒在这方面都不够坦率。他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排除这样的结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的定律——在他们看来发现这些定律是科学的最高目标——可以通过他们所称的研究历史学家以传统方法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更为“科学的”方法发现。这就是施莫勒在经济学方面所持的立场。他再三指责经济学家根据数据不够充分的材料过早作出推断。在他看来，为了用一种现实的经济科学取代英国“扶手椅”经济学家的匆忙概括，需要更多的统计数字、更多的历史和更多的“材料”搜集。他说，有了这些调查结果之后，未来的经济学家有一天会通过归纳法获得新的洞见。

施莫勒的头脑太混乱了，他甚至看不到他自己的认识论与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想法的德国哲学家——首先是Dilthey，后来是温德尔班、Rickert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之间的鸿沟。

在他责难门格尔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科学概论》。但是他没有领会到Dilthey的学说的要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认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

4.方法论争论的政治面相

英国的自由贸易哲学在19世纪的西欧和中欧取得了胜利。它扫除了在18世纪主导着德意志公国的政策的岌岌可危的集权主义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普鲁士也一度转向了自由主义。它在自由贸易时期的顶峰是1865年的关税联盟的关税率和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盟（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法典。但是很快俾斯麦政府开始实行其“社会政策”，即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亲工会态度、累进税、保护性关税、同业垄断和倾销的干预主义政策的体制。

如果一个人试图反驳经济学对所有这些干预主义方案的适当性作出的摧毁性批判，他就不得不否认经济科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的存在本身——更不必说它们的认识论主张。这正是所有的独裁专制、全权政府和“福利”政策的鼓吹者们一直做的。它们指责经济学“抽象”并主张一种研究相关问题的“直观”方式。他们强调这个领域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描述。他们断言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的行为不能用统一的理论来理解；有多少国家和种族，就需要多少种经济学理论。其它人补充说，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和种族之内，经济行为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人们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经常互相矛盾的——反对意见以使经济学名誉败坏。

实际上，经济学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完全消失了。在伯恩大学还剩下一位古典经济学的孤独追随者海因里希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从未理解主观价值论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其它的大学，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嘲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柏林、慕尼黑和帝国的其他大学用以取代经济学的材料是不值得研究的。今天没有人在意古斯塔夫·冯·施莫勒、阿道夫·瓦格纳以及研究他们的众多专家在浩瀚的著作和杂志中写下的一切。

历史学派的工作的政治意义体现在这个事实中：它使德国视一些观念为可靠的，而对这些观念的接受使得所有那些导致大毁坏的灾难性政策在德国人中深入人心。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约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

施莫勒和他的朋友以及信徒鼓吹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一种最高管理权在容克贵族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体制。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追求的正是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他们在一小群生意人那里遇到的胆怯反对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这些反对者人数不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德国已经不再有自由主义思想家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唯一抵抗来自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派。与施莫勒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这两群人的唯一区别是选择由谁掌管最高计划委员会：容克地主、教授、霍亨佐伦王朝的普鲁士官僚，还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工会的官员。

这样施莫勒学派在德国需要斗争的唯一的认真对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后者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套学说，不管有多少错误和矛盾，而历史学派的教义不如说是否定任何理论。在寻求些许理论支持的过程中，施莫勒学派逐步开始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储备。最后，施莫勒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思想受到思想者的阶级出身的“意识形态”浸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一个朋友和教授同事威廉Wilhelm Lexis发展出一种恩格斯称为对马克思的剥削论做了改头换面的利息理论。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词在德语中取得了一种可耻的含义，这正是社会政治学的鼓吹者们的著述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粉碎了德国君主、贵族和官僚的声望。历史学派和社会政治学的专家们转而忠心支持各种分裂的派别，其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人最终脱颖而出。

从历史学派的工作一直到纳粹主义这条直线，无法通过大体描述该学派创立者之一的演变看出来。因为方法论争论时代的主角们在1918年的战败和希特勒兴起前都已去世。但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人生却足以说明德国大学经济学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这一时期的所有阶段。

维纳·宋巴特是迄今施莫勒的学生中最有天份的。当他的导师在方法论争论最激烈时把评论和攻击维塞尔的著作《自然价值》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才25岁。这位忠诚的门徒指责这本书是“完全靠不住的”。二十年后宋巴特吹嘘他把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献身于捍卫马克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宋巴特出版了一本书《小贩和英雄》。在这本书中，他以粗野下流的语言反对英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一切，但是最主要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学，视其为卑劣的经纪人心态的表现。战后，宋巴特修订了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在战前这本书已经出过九个版本。战前的版本赞美马克思主义，第十版却狂热地攻击它，特别是因为它的“无产阶级”特色以及缺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数年以后，宋巴特试图通过一本充满了对那些他无法理解其思想的经济学家的谩骂的书复活方法论争论。然后，当纳粹上台时，他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主义的书，圆满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元首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

从施莫勒为霍亨佐伦王朝的选帝侯和国王赞颂到宋巴特为阿道夫·希特勒封圣，这就是德国学院经济学的进展。

5.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

柏拉图梦想着仁慈的君主赋予明智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是偶然出现的意图良好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双重信念之上。在过去，少数恶棍——邪恶的国王、渎神的教士、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学说——因为人认识到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不必害怕倒退到过去时代的黑暗和缺陷了。每一代人都会在前辈成就的美事上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处于朝向更令人满意的状况不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为所谓美妙的黄金时代失去的极乐而抱怨毫无意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大多数主张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权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家是被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谬误的坚定信念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会犯错。从人民中产生而且为投票人赞成的想法必然有利于大众利益。

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并不隐含着所谓的多数人从不出错的推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休谟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从长远看，多数人的意见总会胜出。得不到多数人意见支持的政府一定迟早会失去权力，如果它不放弃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暴力推翻。人民有着让那些准备根据多数人认为适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的最终权力。从长远看，不会有不受欢迎的政府维持着一种被多数人谴责为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事情。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多数人像上帝一样永不出错。它是希望用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最终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掌控政治机制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人们厌恶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逐下台，革命和内战的恐怖就可以避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稳定地持续改善的唯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它只能在不受干扰的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运转。他们主张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持久地维持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和平。

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崇拜大多数的自封的激进派的区别是，他们没有把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大多数人不会出错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不可抗拒的信念上。他们不是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既笨又懒，无法跟上和理解长长的推理。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带给他们的观念。从有教养的少数人的健全判断力和他们说服多数人的能力出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改进。

在这方面，卡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早的追随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完全一致。哈耶克教授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笔记：“揭露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推理进行到底。”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引用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一条论证，这条论证以一句著名的箴言结束：“正如日为夜作出界说，真理也为谬误作出界说。”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意见最终会因其荒谬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众多的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的引导。

这种论辩方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用常见的以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因为个人偏好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很多人的情感使他们干脆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成立与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导的学说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时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的思考和推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有可能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他的过失和成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所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种出身背景的精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解释一种观念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那将是循环论证。观念总是来自个人的头脑，历史只能说明它们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个人那里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战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失败了。但是这类解释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学说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莫勒及其追随者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和种族特性、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定理。

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维持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经济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之伟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关于人类的未来演化，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中推论出丝毫的乐观。无论对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好话，都不能证明未来的人们将会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上胜过其先辈。历史一再显示紧随着惊人精神成就的时期之后是衰落和倒退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有能力让使得前几个世纪如此辉煌的天才的行列延续下去的人。我们对于使一个人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行军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不能排除人类进一步的思想上升可能有极限的假定。而且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和追随。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驱人物有义务竭其所能，然而他们却没有职责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合乎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传播。门格尔没有为他著名的《原理》出版第二版，尽管这本书早已脱销，二手的复印本高价出售，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他同意再版。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和唯一关心的是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其他手段赢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对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本身尤其是对新的主观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敌视漠然置之。

柏拉图梦想着仁慈的君主赋予明智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是偶然出现的意图良好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双重信念之上。在过去，少数恶棍——邪恶的国王、渎神的教士、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学说——因为人认识到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不必害怕倒退到过去时代的黑暗和缺陷了。每一代人都会在前辈成就的美事上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处于朝向更令人满意的状况不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为所谓美妙的黄金时代失去的极乐而抱怨毫无意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大多数主张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权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家是被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谬误的坚定信念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会犯错。从人民中产生而且为投票人赞成的想法必然有利于大众利益。

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并不隐含着所谓的多数人从不出错的推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休谟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从长远看，多数人的意见总会胜出。得不到多数人意见支持的政府一定迟早会失去权力，如果它不放弃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暴力推翻。人民有着让那些准备根据多数人认为适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的最终权力。从长远看，不会有不受欢迎的政府维持着一种被多数人谴责为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事情。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多数人像上帝一样永不出错。它是希望用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最终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掌控政治机制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人们厌恶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逐下台，革命和内战的恐怖就可以避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稳定地持续改善的唯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它只能在不受干扰的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运转。他们主张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持久地维持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和平。
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崇拜大多数的自封的激进派的区别是，他们没有把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大多数人不会出错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不可抗拒的信念上。他们不是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既笨又懒，无法跟上和理解长长的推理。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带给他们的观念。从有教养的少数人的健全判断力和他们说服多数人的能力出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改进。

在这方面，卡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早的追随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完全一致。哈耶克教授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笔记：“揭露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推理进行到底。”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引用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一条论证，这条论证以一句著名的箴言结束：“正如日为夜作出界说，真理也为谬误作出界说。”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意见最终会因其荒谬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众多的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的引导。

这种论辩方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用常见的以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因为个人偏好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很多人的情感使他们干脆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成立与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导的学说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时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的思考和推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有可能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他的过失和成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所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种出身背景的精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解释一种观念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那将是循环论证。观念总是来自个人的头脑，历史只能说明它们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个人那里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战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失败了。但是这类解释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学说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莫勒及其追随者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和种族特性、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定理。

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维持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经济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之伟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关于人类的未来演化，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中推论出丝毫的乐观。无论对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好话，都不能证明未来的人们将会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上胜过其先辈。历史一再显示紧随着惊人精神成就的时期之后是衰落和倒退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有能力让使得前几个世纪如此辉煌的天才的行列延续下去的人。我们对于使一个人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行军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不能排除人类进一步的思想上升可能有极限的假定。而且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和追随。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驱人物有义务竭其所能，然而他们却没有职责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合乎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传播。门格尔没有为他著名的《原理》出版第二版，尽管这本书早已脱销，二手的复印本高价出售，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他同意再版。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和唯一关心的是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其他手段赢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对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本身尤其是对新的主观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敌视漠然置之。

三、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演化中的位置

1.“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

当德国教授给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和继承者贴上“奥地利派”的绰号时，他们带有轻蔑的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资格称为“奥地利派”的事物在被赫伯特·斯宾塞嘲笑地称作“绝对精神的总部”的柏林总是有这种含义。但是这个有意的污蔑适得其反。很快“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就闻名于世了。

当然，给一种思想贴上国名标签的做法必然是令人误解的。只有少数几个奥地利人——以及少数几个非奥地利人——懂得一点经济学，至于不论按照多么宽泛的标准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奥地利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沿着“奥地利派”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外国经济学家的人数在稳步增长。起初，这些英国人、美国人和其它非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的努力在他们本国遭到了敌对，他们被其对手嘲讽为“奥地利派”。但是若干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差不多都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大约从门格尔逝世（1921年）起，人们就不再区分奥地利学派和其它经济学了。“奥地利学派”的称呼成了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章节的名字；它不再是一个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特定派别的名称了。

当然，有一个例外。笔者最早在《货币与信贷理论》中提出、最后在专著《人的行为》中以商业周期的货币或信贷流通理论为名表述的对商业周期的原因和过程作出解释的理论，被一些著述者称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像所有这类国名标签一样，这也是引发异议的。信贷流通理论是英国货币学派首次提出并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瑞典人努特·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作出若干补充的思想的延续、扩展和一般化。

由于一直以来提到“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提到国名，也许应该补充几句交代一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归属的语言群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说德语，用德语写作。他们最杰出的学生Johann von Komorzynski, Hans Mayer, Robert Meyer, Richard Schiffler, Richard von Strigl,以及Robert Zuckerkandl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德语哲学和科学的成就。但是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不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其中捷克人Franz Cuhel和Karel Englis这两个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人的行为》、《货币与信贷理论》等。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2.方法论争论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最后25年里德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导致了两个学派的思想冲突，并由此产生了方法论争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名称。但是这场争论中表现出的对立却不限于特定的时代或国家。它是永恒的。人性的天性决定了，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分工及其必然结果——市场交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每个人的生存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其它人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同胞的服务，同时他也反过来为他们服务。服务是自愿提供的：为了使别人为我做些事，我必须为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整个体系就建立在服务交换的这种自愿性上。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人不能沉湎于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加入市场经济的共同体之中是自发的，这是由于他明白没有更好的——或者是——没有其它生存方法供他选择的结果。 　　

然而，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涵义只被经济学家理解。所有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通过强制力强迫其他人做他们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至于在这种努力中所采取的身体强制的机构是政府的警察力量还是其暴力为政府默许的非法的“纠察”力量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强制取代了自愿行动。 　　

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的重叠，在现代，对和平合作的哲学的拒斥首先由普鲁士国的臣民发展成一套综合的学说。三次俾斯麦发动的战争的胜利毒害了德国学者，他们多数是政府公务员。一些人认为，那些其军队在1866和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接受施莫勒学派的思想最慢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败、无能和挫折之间寻找任何联系是荒唐的。但是，法国的国立大学比其它国家的大学免受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之害的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无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学说的普鲁士标签。但是，这个延迟没有太多的实际重要性。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法国也变成了干预主义和排斥经济学的大本营。

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上的圆满总结是由尼采和乔治·索雷尔完成的。他们创造出了引导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赞颂屠杀之乐的知识分子、鼓吹审查制度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评判思想家和作家功绩的哲学家，是我们这个冲突不断的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都归因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聪明伎俩并且向俄国的苏维埃乐园投出憧憬目光的美国作家和教授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啊！ 　　

19世纪的伟大在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哲学这一事实。

这些思想把传统的等级社会转变为自由民的国家，把王权的专制统治转变为代议制政府，最重要的是，把旧制度下大众的贫困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下大多数人的富足。今天，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正在削弱西方的文明和富裕的基础。也许那些断言阻止野蛮和毁灭的最终胜利已经为时太晚的人说对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社会，即人们在劳动分工原则下的和平合作，只有在它采取那些经济学分析表明适合于达到最终目的的政策时才能存在和运作。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错觉就是对那些万能灵药的盲目信任——经济学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们都是与目的相抵触的。

政府、政党、压力集团以及教育界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抵制和压制独立的经济学家而避免不适宜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不再有人把它说出来。

作者：米塞斯
转自：经济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