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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之路为何没能突破农耕文明？（补充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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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7
   导读：陈嘉映先生认为：中国比较早的时候的文化比较一般是用。“夷夏之辨”这样的说法来进行的，什么是华夏文化，什么是蛮夷。  某种意义上蛮夷就是没文化，华夏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用华夏去化蛮夷。  一般说起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中国人都没有怀疑。认为中华文明、华夏文化是文化，是最高的文化，最好的文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是想当然的事情。
    西方不完全是这样．就说希腊人，希腊人也跟中国的古人一样，把自己看做是文明人，把周边的民族看作是barbarians。  但是比如希罗多德，就是西方第一部历史的作者，他在《历史》，也叫《希波战争史》这本书里头也说到希腊的文明、文化是最好的，但是他这个最好很大程度上是在跟别的文化比较了之后得出的。  这跟中国有点不一样，我刚才讲了中国入不是在比较了之后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而根本就是把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当做不言自明的．当然这种心态和看法，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是强烈地改变了。
    1793年英王特使马夏尔尼访华，希望跟中国通商的事件。这是西方开始进入工业社会留给中国的最后一次融入世界的机会。 当时是乾隆晚年，马夏尔尼访华想要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通商，但后来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主要的争端是为了一件事情。 按照天朗的规矩，马县尔尼见到乾隆要双膝跪着，但英国朝政没有这个礼仪习惯。他作为英王的代表也不能向外国的国王下跪，没有这个道理。  为了这个细节双方反复地争论，而乾隆则认为英国人来华只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代表的身份行“三叩九拜”大礼。马夏尔尼几经周旋勉强一单腿拜见的方式觐见乾隆。乾隆当然不悦，马夏尔尼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但是从此西方世界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神秘感——必将不堪一击。一方面西方列强坚定了武力解决与满清通商的决心，另一方面，马夏尔尼是最后一个抱着“国际通商规则”意愿来华交涉国家间商务往来的西方人。而乾隆心底里的那种“天朝上邦必得万方朝拜”无知心态是中国失去了进入“世界大家庭”的最后机会。后面的中国历史演进大家都清楚：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派出来区区几艘军舰，而大清帝国动用了全国的军队跟英国人作战，一次鸦片战争，接着二次鸦片战争。 把中华帝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帝国彻底打败。尤其是帮助“八国联军”攻上紫禁城头、协助运输补给的竟然都是中国人。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经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独有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线。1840到1861年中英国力相差如此，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是摆在那的。  像林则栋等相对先知先觉的入看得更清楚一些，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有知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独尊儒术”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与古希腊的“城邦文化”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就没有民主自由公民意识。上海师大的萧功秦先生认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文明与西欧文明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中国是以“整体抑制个体”的以“安分敬制”为原则的文化，西欧是以个体的多元竞争为基础的文化。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线，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良认为：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儒家文化的产生与维系反过来又固化了农耕文明，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就是为何中国古代虽然不乏有才有智之士，亦不乏技术和理论上的创举，却无法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然而，由儒家文化的封闭性所固化着的农耕文明在全球的工业化浪潮中并不能“独善其身”。一百多年前，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之下，国人的意识逐渐清醒，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率先睁眼看世界，在引介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对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基因的传统文化不断予以反思和批判，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等等就是那一时期所普遍倡导的观念。
    三纲五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骨架，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三纲五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乃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等级伦理可谓是儒家文化中的构架性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皆禁锢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中，同时也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异化和扭曲。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要求臣子尽片面的忠、孝绝对义务，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人权、自由、理性等观念都因等级伦理的压制无法破土而出。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绝对聪明之人也摆脱不了这种迂腐的等级伦理，忠心侍奉傻子阿斗。曾国藩这样的近“圣”之人在明察慈禧的昏淫之后，仍然摆脱不了愚忠思想束缚，弃正义不顾，从为腐朽的清朝ZF卖命中求得人生的满足。可以说，等级伦理作为封建社会权义分配的基本逻辑，是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的深刻根源。虽然等级观念作为一种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自“五四”以降就一直遭受无情的鞭挞，但等级伦理至今依然没有从我们的文化结构中清除干净，国人的身体中依然流淌着等级伦理的血液。在权力运行场域中，人们在行为选择方面首要考量的多数是上级的“意思”，而有意无意忽视了法治所应有的正义、公平，以至察言观色的能力甚至成为官场晋升的重要资本。那些敢于坚持己见、仗义执言的人往往会逐渐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异类”，在“劣胜优汰”的官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官本位、权力本位早已成为社会实现平等、自由、正义与法治的掣肘。权力腐败现象在等级社会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即使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峻法酷政也未能在反贪肃腐方面取得成功。之所以如此，乃因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构建了权力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必然呈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绝对化的权力反过来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使其成为人们心理结构中超稳定系统，对权力腐败，人们因心理定式的驾驭不愿或不敢出面制止，使其得不到有效的社会制约。中国世俗社会制约腐败的民间力量十分弱小，民治基础极端薄弱；社会制约力的软弱又进一步使权力呈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解殆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的政治文化家所关注的是“在君主制下如何实行良好的政治治理，而不是像西方政治家关心政治体制如何”（孟宪实，人民大学）
    许多人问过：为什么世界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诞生？
    陈嘉映说：“总的说来，西方的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跟政权的联系相对松散，更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不像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是作为帝国体制中一个稳定的阶层存在的，与政权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这两千年的政治史，反过来说，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也就没有中国土大夫阶层这种特殊的群体。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说，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大夫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亡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  他们的研究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  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育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 ”陈嘉映说：“这个所谓李约瑟问题的问法不太对，要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而是西方为什么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 实际上不应该这样问，大家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西方发展出来了，所以比较富有意义的问治应该是：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  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超，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例如，不过是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作为人家的的理论的一个例证而已。
    倒是共识网的“大海之声”先生提醒了我们：“ 实质上，萧先生由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近现代工商文明的终极源头问题。也就是说，在萧先生看来，工商文明是竞争的产物，而工商文明之所以产生于某一个文明实体而不能产生于另一个文明实体，则取决于这些文明实体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是竞争型的，还是“求定息争”的“砖墙式”的，是释放“微观个体活力”的，还是窒息或封杀“微观个体活力”的。显然，萧先生的结论非常正确：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工商文明。这一点无庸置疑。然而，我的想法是，一个实体文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是否具备充分的竞争机制，还不是决定工商文明能否诞生的终极源头，宁愿说它们同是那个终极源头的结果。那么，工商文明的终极源头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终极源头存在于人类的认知领域，即一个文明实体的观念形态，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知所达到的程度。
    尽管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灿烂文明，但“士农工商”的思维一直是掣肘中国工商经济发展的思想枷锁。农耕经济的封闭环境加上没有独立思想和民主的意识是中国从本源上就没有诞生科学技术的富饶土壤：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文明只是个体的的现象，而西方的科技文明则是以“群体”显现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散发自由民主的思想，就不可能诞生现代科技文明。   “万众创新”绝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个体行动，而应是国家的战略意识和社会的共识，是科技协作和产业融合互鉴的体系和活动，是人们发散思维和互动精神的张扬，民主自由则是其基本的文化基础。
    由于陈嘉映、萧功秦和“大海之声”的文章篇幅较大，在此提供文章的链接供参考：
陈嘉映：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
    《中国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研究院

萧功秦：中国为何没能突破农明？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315/09/28525985_542312320.shtml

大海之声：中国无法突破农耕文明之因源于认知领域http://www.21ccom.net/html/2016/bianyan_0425/36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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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ew
2016-4-27 18:45:20
太长了，中国太大，局部的变量无法带动全面的质变，一切都会被大一统整合，再加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13世纪的社会积累几乎同步，中国又被北方力量重新洗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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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7 18:49:44
ruiew 发表于 2016-4-27 18:45
太长了，中国太大，局部的变量无法带动全面的质变，一切都会被大一统整合，再加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13世纪 ...
历史的沉淀就像厨房里的油垢，时间长了想改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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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求知
2016-4-27 19:20:49
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问的是技术发展。这是个好问题。

“ 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育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 ”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致命硬伤。中国学人甚至不知道非应用学科居然就是所有应用学科的奠基学科。

更要命的还是《三字经》里面“勤有功而戏无益”的训示。殊不知，非应用学科与玩耍有着同样的性质，是纯粹出于“闲暇、好奇、自由”的活动。欧洲的那么些奇技淫巧，没有哪一样不是当年欧洲闲暇人玩出来的。他们现在还在玩，都玩出外太空去了，都玩到强子对撞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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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7 19:41:56
无知求知 发表于 2016-4-27 19:20
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问的是技术发展。这是个好问题。
读书做官是中国的历史特色，儒家文化和士大夫政治文化则是遏制独立自由思想的马前卒和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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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7 19:44:29
无知求知 发表于 2016-4-27 19:20
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问的是技术发展。这是个好问题。
李政道和陈省身在上世纪70年代就告诫我们：兴趣是第一位的。没有好奇，哪来的理性认知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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