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相互测试智力。在中国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到公元前771年），担任官职的候选人需要接受正式的测试，标准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普遍、客观的智力等级的概念，直到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产生才成型。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现代生物学之父，那么现代智力测试之父就是他的外甥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统计学家、博学家和优生学的奠基人。1884年，他在伦敦的国际健康展会上建立了一个“人类测量实验室”，为探索人类的身体和智力特征之间的联系，他对9000多名男性和女性测量反应时间、视力、色感和手的稳定性，以及其它项目。

在寻找天才的过程中，高尔顿没能开发出可行的智力测试方法。这一任务留给了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他的学生维克多·亨利(Victor Henri)。比奈被指派对市内收容所的大量贫苦儿童进行研究，以查明他们究竟是智力缺陷还是仅仅缺乏教育。1904年，他得出一个有30项指标构成的测试结果——从眼睛能否跟踪点亮的火柴，到记忆力和词汇问题——为现代智力测试提供了基础。1916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修订并扩展了测试，创立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这个测试一种沿用至今。尽管特曼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较为温和，但他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1930年，美国24个州通过了绝育法——并期待他的工作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这项工作，”他1919年写道，“最终将导致减少有智力缺陷的人口的繁殖。”

自此，事实证明，智商测试存在争议。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逾900万男性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智商和能力测试，测试的热情只有有关智商究竟证明了什么的激烈辩论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儿童智商测试、大学院校申请人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的推理测试，以及公司的心理测量测试，它们的设计初衷是识别个体的天份，但其更广义的后果是突显了社会固有的差异。性别和族群差异导致了有关歧视和不平等以及权力的有害争议：谁来定义智力？谁来设计测试？在美国有关智商测试的种种辩论反反复复，一般都回到黑白人口结果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别上，虽然这种差别已在缩小。

上一次全面展开辩论是在1994年，是关于心理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保守派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他们辩称，智商测试分数是社会成功的良好指标，同时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这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公平的，而城市中心的黑人“认知下层阶级”生的孩子太多，使得优生学似乎从来没有消失过。“莫瑞先生可以主张任何他想要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Bob Herbert)说，“他的书只是上流社会称呼某人是黑鬼的一种假斯文方式。”

激烈的政治背后——令争论更加难于解决——是不完善的科学。在《钟形曲线》争议之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论定，儿童的智商得分能够预测未来学术表现中约25%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些测试的统计学可靠性只有一小部分，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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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商测试所能测量的和我们希望这些测试所显示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年龄被告知其智商，他们会在余生中记住它，”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Psychometrics Centre)主任约翰·鲁斯特(John Rust)教授说。“这就像一张占星图。”鲁斯特提醒我，不要忘记植根于西方语言和文化中的智慧的准精神理念与我们可以从我们对一系列逻辑问题的响应中所获得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单一的、超越常规的品质，与（比方说）圣人的光环相似。不过在没有任何方法比智商测试更好的情况下（智商测试仍旧支持许多现代“能力”测试），人们继续在这些智商测试得分中看到一些东西，这些分数虽然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却也没有给出“答案”。

最终，错误在于双方：在我们这一方，是轻信的病人，把结果看得太重，而医生们，也一直在拼命地编成理论，进行推断。“智商测试从来不单纯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鲁斯特说。“总有一种观念，认为高智商的人事实上更高级、进化得更好、更接近人类的定数，更接近上帝，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但事实是，你所有的全部只是一些问题的答案。”

高智商社团的世界当然并不表明更高进化层面的存在。尽管1946年在英国成立的、知名度最高的门撒协会有着乌托邦的目标——创始人罗纳德·贝瑞尔(Roland Berrill)将之设想为一个由聪明人组成的小团体，可以改善社会——这样的团体常常收容在别处相处有麻烦的人。“高认知能力常常是喜忧参半，”此类社团之一，世界哲学咨询协会(ISPE)主席帕特里克·奥谢(Patrick O'Shea)告诉我。如果背离100的平均智商太远，就会离群索居。“如果你的智商是160或更高，”奥谢解释说，“你或许可以跟不多于1%的人口很好的沟通。”在世界哲学咨询协会600名左右的智商达到150或更高会员中，奥谢描述了一种“普遍被社会边缘化的经验”和寻找释放天才的适当途径所遇到的挑战。“聪明固然很好，领先固然很好，但过了一定的极限，你就会不受信任：你让人讨厌，是个怪物，”他说。“你多少会有一份巨大的社会缺失。”

在与玛丽莲·沃斯·莎凡特交谈的间隙，我还花时间在纽约会见了一个叫罗恩·霍夫林(Ron Hoeflin)的人。霍夫林比莎凡特大两岁，也来自圣路易斯，也有着骄人的智商——190，但令人沮丧的是，他很少有所表现。他的住所离莎凡特的顶层豪宅仅几个街区，在一家咖啡/洗衣店楼上，自称是为自己打工。我和霍夫林在当地的Wendy's汉堡屋见面，他每天下午都来这里写他自费出版的哲学论文的最终卷，这本书叫《范畴大百科：范畴理论与哲学范例集成，超过1000条范例》(The Encyclopaedia of Categories: A Theory of Categories and Unifying Paradigm for Philosophy With Over 1,000 Examples)。

我们缓缓走回霍夫林的寓所——由于视网膜多次脱落，他几近失明——我问他智商和智力测试对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霍夫林设计了一系列极有声望的测试，他表示，主流教育令他日子十分艰难，在他被主流教育拒之门外后，智商为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信心和社会认可。霍夫林相信，智商测试的客观性令其更比老师和教授主观的评判更可靠。“我不想被某些残酷小人粗暴对待，”他说。

作为心理测量测试的总体拥戴者，霍夫林还给我看了他曾经接受的人格测试结果。一列列×浩浩荡荡排满一页，显示了他各种人格特征的程度，从“警觉”到“从容不迫”都有。在“戏剧性”这一栏，竟然没有一个×。“零分”，霍夫林平静地说。“这是我为什么不写小说的原因，因为我的戏剧性等级是零分。”当我反对说，很显然，我们的人格太复杂、太宏大，无法囊括在一张问卷中，霍夫林则礼貌地暗示说，我可能是缺乏好奇心，或胆怯呢？”他问我。“仅仅因为它复杂，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尝试把它搞清楚。这是模式问题。即便是我们的人格也只是模式，对不对？就像海上的波涛。你能通过流体力学的研究，计算出海浪的起伏。对于人类，也是一样的。”在几天后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了他对心理测量的兴趣：“这种羞怯让人好奇，在发生什么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