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的新供给经济学从供给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4个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经济供给结构老化，因此，重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出路，也在于以“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

经济进入供给老化阶段后，由于老化的供给无法创造等量的需求，在老供给产业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越低，总需求越不足，这就是中国经济连续5年下行的根本原因。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

2015年12月26日经济观察网将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会议”上的要点总结为：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才叫新结构经济学。从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化的产业结构，推动结构的变迁。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劳动密集型，它是推动该国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

中央对当前的经济做出了将长期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为避免滞胀，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为新供给主义加新结构主义。

前者为创新创业与简政放权。

后者则以国内人口红利消失为基础，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采纳了压缩工资、拒绝所谓高福利，反对民粹主义，期望能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对外则抛出一带一路计划，以实现传统产业转移。

写到此，不由得想起郎咸平的6+1产业链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产业都是由欧美发达国家完成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仓储运输、批发经营、零售服务6个环节和由中国完成的产品制造1个环节组成的，其中欧美的6个环节的利润率远高于中国的1个环节，因此，中国应抛弃这个1，转向那些6。

果真，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在做着复制发达国家后尘的美梦。

新宏观主义认为上述理论都存在着致命的经济哲学缺陷：

没有区分微观与宏观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它们的视野都局限于微观而无法识大体。

它们没有进行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的划分，使经济分析实质停留在实物循环中，这导致了陷入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

新宏观主义通过对传统经济学诸多们的批判吸收后认为：

    经济学的所有争论都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前者主张经济增长即为实物的增值，也就是实物利润，坚持劳动价值论，它发端于自然经济；后者强调生产的目的就是货币的增值，也就是货币利润，笃信拜金主义，它发端于商品经济初期。在当代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与商品经济成分同在，这是经济学争论的实践基础。前者如农户，它基本不受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的束缚，这就是重农主义、供给主义产生的源泉；后者如公司，它受到三张财务报表的严格束缚，这就是重商主义、需求主义的来源。但显然农户在当代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不能以小农的微观视野审视宏观的商业社会。

     成熟的商品经济已经从自然经济的实物循环上升为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并重，因此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然而由于货币已经由自然经济的内生货币转变为商品市场的外生货币，在货币循环中，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是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是投资需求的一部分，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即市场只能生产实物利润，不能提供货币利润，因此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所以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央行的提供的基础债务与商业银行的衍生债务不可偿还，它导致的过剩不是行业的，而是全面的，系统是非稳定均衡的，因此需要对市场进行价值补偿。

由于在商业银行衍生债务时实施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当基础货币基本被提光时，此刻社会债务高企，货币当局如为了去杠杆而实施紧缩政策，那么势必导致流动性短缺，如2013年中的钱荒；如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则由于债务负担加重，货币释放不进入实体，必然鼓吹资产泡沫，即流动性陷阱，如2015年深圳房价暴涨。这就是货币政策困境。大萧条即为股市楼市泡沫迸发，货币当局紧缩则立即导致脆弱的局面溃败，因此，弗里德曼的指责缺乏深刻性。

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只是表面现象，它并非劳动力人口减少，因为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高非自愿性失业，即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它的根源在于失去利润空间的过剩资本炒作地产与大宗商品，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企业面临成本抬高与销售疲软的双重挤压，不得不减产保价，结果使工人工资收入减少，企业销售收入随之减少，不得不再次减少保价，滞胀形成。在此困苦的经济环境之中，即使放开二孩，民众的生育意愿也不会高，发达国家纷纷步入老龄化理所当然。

如果强制性降低债务，那么将形成经济周期，因为加杠杆，经济增长，去杠杆，经济衰退。

如果实施债务向国家转移，即凯恩斯主义，那么周期发生变形，其实质为政府强行投资，但并没有没有改变宏观投资必然亏损与债务不可偿还的性质，因此，表现为产能过剩与效益下降。

新供给主义、新结构主义以及所谓6+1产业链理论，都忽视了货币利润来源这一根本性问题，创新优势、比较优势与产业链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顺差这一要件，而它是依赖于逆差国的高物价。也就是说，产业转移后的国家实质是在赚本国的钱，比如，美国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的顺差来自美国的逆差，美国的产业资本获取了产业利润，但中国的工人有了工资收入，而这正是美国工人所失去的，由此导致该国的产业空心化，现在美国正努力实施再工业化。一带一路如果成功，那么中国的顺差将被替代，国内出现失业和产业空心化；如果失败，中国将丢掉对外贷款，也即双输。

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居于一流，为什么却陷入长期低增长的泥潭？

原因为技术创新等改变的只是产品的形态，它提高了产出效率与品质，实现了实物利润，却无法给整体带来货币利润，即宏观负效益。

刘鹤的两次大危机启示中指出，技术进步加快而非消灭危机。

经济周期的客观效果是降物价、去杠杆、消灭债务束缚，然后已有技术进步才能被应用，否则，有技术进步也无法应用。因为前者不去，经济系统就没有宏观利润空间，不可能无法增长。即债务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供给主义与新结构主义不能摆脱周期，只能顺从周期。

     新宏观主义的解决方案为通过分析顺差拉动的优劣点，对外汇占款制度进行优化，得出储备需求的方案。

     即将市场分为消费市场和公益市场，前者生产消费品，对应需求为消费需求；后者生产准公共品，对应需求为储备需求，两大需求都是最终需求。

     央行购买准公共品，带动社会过剩资本购买、投资并长期持有公益资产，此举最大化利用了货币存量，减少了货币增量，消除了滞胀和长期通胀的根源。

     央行购买准公共品的增发货币为社会的负债，它的偿还方式不是纸币，而是社会免费使用准公共品，这样消除了货币内在的债务性，进而消除了债务危机的根源。

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解决方案将货币的性质与数量都做出了重大变革，化解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经济系统内在不稳定性，它与新宏观主义的解释比翼双飞。

     央行购买对象包括支付基础设施的通行费、环境绿化的空气清洁费用、自然资源的勘探成果、人力资源的重大专利等。

     这种储备将传统储备前延，即不是简单地储备粮食、钢铁、煤炭、原油等产成品，而是储备资源、环境、智力，实现以天地为仓，智力为库的可持续发展。

     典型应用为改进当前的PPP模式，选择一批收费高速全天候、全社会免费通行，央行根据通行量支付通行费，以大幅降低中国的物流成本，并减少挤出效应。

     储备需求产生的社会公共品为社会成员免费使用，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斯密的微观私有与马克思的宏观公有的伟大结合，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马克思的共同富裕、大同社会在理论上完成了统一。

     中国是大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她更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这是最为宝贵的财富，中国人的勤奋在短短30年就创造了世界制造大国，而中国人的智力创新并不居于人后，中华民族是富于思辨的民族，诸子百家，群星璀璨，光耀世界。

新供给主义、新结构主义先领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风骚，但供给侧管理已出现摇摆——由原来信誓旦旦的不刺激滑落到做了不说；新宏观主义潜龙在渊，他日必将龙飞在天，三大主义争奇斗艳，鹿死谁手，尚难定论。但是，它们都在为中国走向世界之巅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