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斗胆说一句：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原因在于学术思维落后、僵化。考虑问题思维混乱，而且喜欢蜻蜓点水，根本没有深入现实，说是扯淡也不为过。急功近利的思想太浓重，当前所谓的“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发言压到了一切，这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这是信口雌黄的市井小人。

倾心于学术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真货的——学术成果，而且这种成果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的(个别人不承认没有关系)。我们所谓的“经济学家”学术成果在哪里？别说对整个人类社会，哪怕对全中国社会有较大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哪里？如果有，为什么看不到？没有真货，就凭那张嘴在那里说的天昏地暗没有任何用处。要得诺奖先有成果，一流得学术成果。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杨小凯，张五常等人不都是在经济学界很有水平的吗？还有张培刚，但是有一点必须看到，为什么大陆没有？问题就出在这里。杨小凯，在大陆坐牢，结果去了澳洲就牛起来了，张培刚的最著名成果也是在美国留学时候出的，张五常更不用说典型美国教育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陆学者的头脑被僵化住了，思维被框架住了，而且不能自拔不说，还自以为自己的思维是良好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对学术的整个看法被统一化，模式化了。按理说一百个人对社会，对人类，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有一百种，可是实际中他们就认为有那么一个标准似乎在衡量着自己的看法，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不存在的，但又是存在的。

前些日子看了一个郎咸平的对话，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主持人放了镜头，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者的言论，他们的言论通篇是郎咸平这个人怎么样，说他对中国二十年的改革缺乏了解，不能对国企改革作正确评论。郎咸平的回答一针见血，你有数据证明我的结论是错误的，我承认你，你拿不出数据证明我是错的，那就接受我的结论。对话整个有二三十分钟，我对大陆的所谓经济学家绝望了，不是失望，他们跟郎咸平思考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郎所有的话都是从数据考虑，不是凭大脑胡诌。然而我们可爱的经济学者上来就是人身攻击，先讨论这个人有没有资格，他是什么来路，他的居心……，完全不是就事论事，从数据这个事实出发来与郎咸平讨论。这种头脑去搞学术，简直让我都脸红。没有一点最基本的学术心态。

悲哀的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的学术心态就是如同上面例子中以人的名气来看待学术。一个人一旦有了点知名度，哪怕他说鸡扁扁嘴，还是有大批人同意。发文章如果有“大师”署名，不用说——通过，哪怕写的没有任何价值，也无所谓。如果欧美等国的学术环境跟中国一样，那就不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了。欧美等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学子不断脱颖而出，就是唯学术是举，不是唯人是举。中国大陆的学术风气已经是恶性循环了。

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大陆学术风气的颓势，需要一段时间。我观察了一个现象，我们小的时候喜欢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越大越不喜欢问。小时候置疑基本的生活常识，大学以及以后时候我们要置疑整个社会，是什么剥夺了我们“置疑”一切的这种天赋呢？真理究竟在谁的手里？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掌控真理，真理是我们自己努力探索得到的。没有永恒的真理！客观世界的真理直到近代才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主观世界的真理了。1＋1＝2，这个好理解，疑义不大，（如果有人能证明1＋1不等于2，就承认他的结论）。可是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属于社会科学层面的问题，比较主观，没有公式可以套用，这种情况下，各种伪真理层出不穷，可是往往就是这些伪真理迷惑了许多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一种真的真理出现，拿比客观世界的伪真理的危害大的多，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将会是巨大的。究竟哪是真的真理？如果学者们自己都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那还谈什么造福社会大众呢？学者必须有批判一切的天赋，要怀疑一切，从而自己寻求真理。

真的学者必须从学术心态出发，唯学术出发，不是唯人出发，思考任何与学术有关的问题，第一反映首先是学术思维。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讨论要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扩大化也不是学者的风范，也不是良好的心态。而且必须要训练敏锐的观察能力与批判精神。许多学术成果或学术言论，它的大前提错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很容易上当受骗，陷入他们的既定范围，不能正确认识问题。

我举个小例子：有人说，郎咸平，你就凭借格林科尔，海尔，TCL等几个例子就批评国有资产流失，你不是以偏概全了吗？个案怎能代替全体呢？看似很有道理。具有良好学术思维的人高明之处就在这里，郎咸平说，我是在国资委承认国有资产流失的报告的前提之下，选了三个案例来说明国有资产是怎么流失的；不是我说国有资产流失，是国资委的结论，如果你认为国有资产没有流失，你可以去推翻国资委的结论。这个小的例子，可以看出，郎咸平研究的根本点就是表明国有资产如何流失的问题，他不乱扯，别人设上大前提，以偏概全，让他钻。他紧紧围绕自己的学术研究，很容易地驳斥了对方的言论，又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好的坏的学术思维都在于自然的表现，搞研究也好，表达学术主张也好，整个过程都是贯彻如一的。这套本领才是做学术的人最需要的，用这么一套东西来看待社会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也是大有裨益的。其实真正的大学教给我们的不是一些基本的知识，而是一种好的思维方法，一套对学术与生活都有用的一套方法。清华与北大之所以在国人心目中比其他大学好一些，根本的也是北大清华的学生接受了一套比其他大学好一些的思维。其他大学的好的程度以此为标准类推。

中国人要拿诺奖需要先在思维上向世界一流大学接近。拿诺奖是必需的问题，而不是对诺奖不屑一顾。这两种观点就是典型的两种思维，基本的出发点都不一致，那后面的道路必然大相径庭。经济学诺奖拿不拿是诸位经济学子的看法，同意前者就在我们的思维上多多思考，即使拿不到，也是在不断接近，毕竟还有后来人。如果能够创造一种好的思维学风对后人未尝不是一种铺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9 16:12:2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