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陈独秀研究简述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项罪名，原来是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独秀当替罪羊的产物。

　　1979年，我40岁。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运动”中浪费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后，我由一个大学的政治教员，茫然地跨进了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中国革命史研究。社科院近代史所位于北京王府上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曾是明代的特务机关、北洋政府黎元洪大总统宅第、学术大师胡适的住宅。对于自己学识水准能否胜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机构的任务，我心中一点也没有数。

　　然而，我是一个幸运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领导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开朗、热情提携后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过去亲密无间的战友，一夜之间就翻脸不认人，都被咬得遍体麟伤，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也决不捏造罪名陷害他人。她为此吃尽了苦头，伤透了心，有点“看破红尘”的心绪，故而要求调到研究所来，清静地研究一点历史，了却余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弯，与陈独秀还有点远亲关系。几十年来她在党内总听到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终拿不出一条证据来，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现在想弄弄明白。她说：“小唐，你就与我一起做陈独秀的研究吧！先从他的后期着手。”——因为，上述陈独秀的罪名，都发生在他的后期。

　　做此研究，谈何容易！陈独秀案是在极其复杂的年代中党派斗争的产物，被中共中央数个决议所铁定。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后成立了中共反对派组织，也即中共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反对党。因此，他的后期历史资料是严厉封存的绝密档案。别说学者，就是高官，没有特殊的理由和审批手续也是不能查阅的。陈独秀研究成了禁区，能发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学家中，个别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客观评价过陈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击和迫害。

　　机遇终于出现了。当我们开始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各项工作包括各地的档案管理还未完全走上正轨。我们花了约一年时间，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当完整的陈独秀后期和中国托派的系统资料，犹如发现了一座储藏量丰富的金矿。系统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它包括了从1929年被开除到1942年去世前，陈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1929年转向中国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后，陈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托派内部极左派进行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被取缔时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书信。

　　为什么这些资料会如此全面而系统？中国托派产生及陈独秀加入后，组织和活动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国辐射。其活动完全归结为一张机关报上的宣传及散发小册子和传单，由于地下斗争的恶劣环境，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蓝纸手工复印或手写的原稿。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除少数托派领导人把组织转到境外之外，绝大多数托派分子转入地下，继续收藏着这些资料。中共忙于对付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整顿经济，托派分子以为可以继续活动，因此又活跃了起来。没料想，他们的组织与活动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泽东的要求，全国统一行动，对大陆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实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继而在全国掀起肃托运动，把散落在民间及所有图书馆中的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资料全部彻底地清查出来，经过整理，加以封存。

　　获得这批后期历史资料后，为贯彻资料共用和推动全国陈独秀全面研究的原则，我们于是联络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对陈独秀有研究的学者收集、研究陈独秀并最终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共分四卷。安徽学者主编第一卷（1879～1915），即陈独秀早期资料，陆续收集到《江州陈氏义门宗谱》、迄今发现的陈独秀最早的著作《扬子江形势略论》、早期创办的刊物《安徽俗话报》等；北京学者主编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陈独秀在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出版的《广东群报》，记录了陈的大量言论和活动；上海学者主编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陈独秀领导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资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时期陈主持的中共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尤其珍贵；近代史所则利用上述资料主编第四卷（1927～1942）。这四卷资料都是综合性的，包括陈独秀未发表过的论著、有关各种档案资料、亲友回忆录和各方评论等，准备交中央直属的，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冲破阻力，纷纷发表文章。有的对陈独秀的诬名提出质疑，有的直接为其辩诬。笔者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刊物《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发表了处女作《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接着又运用整理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写了三万多字的论文《试论陈独秀与托派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学界最高权威刊物《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该文批驳了陈与托派相结合是“走向反革命“的传统观点，获得该杂志优秀论文奖。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气，乍暖乍寒。1984年初，《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初稿陆续编出，第一卷已经被人民出版社审阅通过。然而此前，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成立的观点，被定为学术领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现，受到了批判。《陈独秀研究资料》的出版也受到指责。有关部门称：“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致使《陈独秀研究资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开始撰写《陈独秀传（下册）——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此著为李新主编的革命史丛书之一，该书上册已由丛书编委会成员之一任建树先行接手），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迫结束以后得以面世。但由于形格势禁，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该书在观点上未能有较大突破，资料运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受到了欢迎，在上海图书馆的借阅率好几年名列前茅。而且，由于陈独秀后期档案资料很快又被查封，并转移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不让学者研究使用，这本书成了所有研究陈秀后期历史的学者必阅的“工具书”。

　　就在《陈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新观点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轮流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

　　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个时候，199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陆续翻译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录的是关于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从1920年创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几乎全部绝密文件。从中，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和详细地看到，陈独秀怎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创建中共，又怎样被迫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怎样被迫接受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弃独立发展中共、独立进行革命的主张，接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让步、屈服，从而成为国民党进行北伐战争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怎样把中共打入血泊中，斯大林又是怎样把失败的罪责推到陈独秀身上。所有这些，彻底地推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项罪名，原来是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独秀当替罪羊的产物。

　　除陈独秀问题外，本人还在多个领域从事研究，著有《宋庆龄传》（主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中国托派史》等，多数获得重大奖项，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该奖是为那些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而设。但我也因多次闯禁区、踩线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严惩”的边缘。有人对我说：“你是新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学者，不为现实政治服务，违背正统观点，是严重错误。”我回答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况且，党的基本原则正是“实事求是”，我求真实写历史，无愧于党，更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历史。

　　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笔者企图把自己近30年来积累的资料和思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为陈“正名”的战斗中结为战友的先生和女士们。同时，我也要说明，本书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贡献陈研资料和许多反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资料和陈研会员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胆地取名为《全传》。为了求“全”，初稿近百万字。由于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若干内容只得割爱，减缩成现在这个版本，但与国内外几本陈传相比，还是最全的，所以未改书名。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所谓“全”也是相对的，只是指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所以，本著实际上是广大有良知的陈研学者集体的创作。为此，我向广大陈研学者，向广大原陈研会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明年我将进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笔者的封笔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为本著的出版热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机会，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此我对他们无比感激。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吴永嘉小姐和出版社为此延请的特约编辑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国际规格，要求甚高，所提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我也曾努力为之，但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已深，尤在资料的运用和注释上限制较多，致少数地方仍有缺憾，望读者见谅。

　　200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诞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时完成，乃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

　　（www.earm.cn/田成杰/2016-8-1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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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本文摘编自该书《繁体字版前言》，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繁体版前言；作者2008年10月初稿，2009年7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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