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破垄断，建立自由的产品市场

　　如前所述，衡量企业家价格的是剩余控制权，但是这有一个前提，这个剩余控制权，包括剩余收益权的获得必须是在一个自由的产品市场里获得才是合理的。由于中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目前获得高额利润的国企往往处于有严格进出限制的行业，比如金融、电信、能源和交通等行业。这种通过人为设置的行政垄断往往会造成行业效率低下。由于对竞争的限制，因此其是低效率的，而且其取得的利润并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将其作用于民生，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被浪费掉或者流进个人的腰包，因此这种垄断必须被打破。

　　只有当较为自由的市场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企业家的价格即剩余收益权得到市场合理的衡量，在此基础上保护企业家的剩余受益权，才能够对企业家活动进行真正有效的激励，国有企业的效率才能够真正得到提高。

　　也就是说，将剩余收益权作为企业家的定价将其支付给“企业家”，必须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产品市场环境下来进行。因此，我国必须在国企垄断部门中引入竞争，允许私营企业更自由地进出这些行业，从而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不一定非要拍卖国企。如果国企运营效率真的很高，完全可以和私企进行公平竞争，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破产。如果私企进入后，国企真的竞争不过私企，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国企现有的效率低下，引入竞争提高经济整体运营效率的方向是正确的。

　　2.打破行政控制，建立自由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首先，要改变现有的由政府指派国企管理者的做法，由自由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来筛选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不仅能筛选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对国企所有者代表决策活动进行合理定价的途径（企业剩余价值扣除职业经理人价格后就是所有者代表决策活动的价格），同时对进入国企的管理者进行优胜劣汰，能提高国企治理水平的，就继续留任，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国企治理水平就淘汰，竞争压力是国企企业家最有效的约束。

　　其次，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得到与国有企业“剩余收益”正相关和与其努力相对称的报酬，增加国有企业的有效的管理知识的供给，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例如，管理者持股经营和股权激励制作为两种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相对有效的激励制度可以考虑在国有企业推行实施，这些激励，通过将企业利益与企业家利益的挂钩，对企业家具有激励作用，对提高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企业是分工演进的后果；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当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现了分工后，劳动力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人们用劳动力交易来代替中间产品的市场交易，就形成了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契约，它是人们对组织交易方式的一种选择。企业之所以能够节省交易费用，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利用劳动力交易代替了中间产品交易，其关键在于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企业剩余收益权避免了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从而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和经济发展。

　　由于缺乏自由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不能合理给国企管理者一个合理的定价，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一方面，就要打破政府对国企的行政控制，建立自由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由市场选择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家进入国企，避免政府行政干涉国企所有者代表进行投资决策和管理活动，保护企业家获得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的权利，以刺激其创新性活动，提高国企的治理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打破产品市场的垄断，比如打破石油、电信、银以及供电等领域的垄断，将国企和民企放在平等的环境下进行自由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产生的剩余收益，才能真正体现国企管理者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