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

城中村原是岭南文化的村落，具有岭南开拓创新的基因
　　深圳的城中村同北京、上海的村庄，同河南、河北的村庄有所不同，这里的原住民是岭南人。800年前蒙古帝国征服整个中国，随着蒙古帝国的征服，那些不愿臣服蒙元帝国统治的“南人”就一路向岭南、东南亚逃亡。可以说，岭南文化传承了秦汉唐宋的华夏传统。
不愿臣服蒙元帝国、大清帝国统治的“南人”带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一路南逃
建筑形式透露了岭南文化的精神
　　在中国古典建筑样式中，硬山顶的房子是官职最低、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居住的。岭南广东没有皇亲国戚，也没有宗室觉罗，平民逃到这里就只能住这种房子。然而岭南人不满足于这样单调的东西，他们在硬山顶的屋脊上加上各种各样的装饰，既不违反传统，又得以彰显个性。
传统的硬山顶屋脊岭南人的硬山顶屋脊
西风东渐，岭南村落成为中国最传统也是最西化的地方
　　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欧洲人远洋航行来到东亚，广东是他们的落脚点，秦汉唐宋的华族传统和西方文化就在这里相互碰撞。我们可以岭南的这些村落里看到祠堂，同时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的先进文明。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的岭南村落是中国最传统也是最西化的地方。
　　事实上，岭南文化范围远超出民族国家界限，比较一下华盛顿的华府中国城和深圳皇岗村，你就会懂得什么是深圳城中村了。这是遍及世界的全球化的村落，是同中国北方、同华中、东北、内蒙不一样的村落。在这种村落里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当全中国大建人民公社的时候广东有许多人退社单干，当全中国实行联产承包制度的时候，宝安县开始了股份合作。70年代的大逃港潮流，很多宝安县的农民死在了半道上，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不是出动军队可以解决的，习仲勋同志也说看来要反思我们的政策。于是，中央就决定在大逃港人最多的地方建立经济特区。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样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感谢那些大逃港的宝安农民，他们把生命献在了路上。
华府中国城深圳皇岗村

城中村是全世界高速城市化中最好的大都市低成本生活区
　　中国的城市化在清朝中期只有5.1%，到清朝末年，用50年的时间提高了不到1个百分点。在中国接受苏联帮助的时候，城市化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后来同苏联的关系断了，没有了先进文明的输入，于是整整20年中国的城市化没有丝毫改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一跃千里，也是在这个时候，深圳迎来了空前的人口流动。有人算了一本账，每引进1亿外商直接投资就需要创造1000个生产岗位，奔赴这些生产岗位的劳动者们自然而然就住进了城中村。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首先，深圳的城中村具有惊人的规模和完美的布局。现在深圳有241个城中村，建城区面积700多平方公里，平均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村，也就是说，深圳的低成本生活区之间的距离是步行距离，这是相当难得的事情。
　　其次，深圳的城中村具有罕见的密度和便利的服务。深圳有半数人口都住在城中村，但整个城中村的面积不足深圳的5%，这半数深圳人口的衣食住行全部在村里解决，可见城中村中的供应与服务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城中村不断孕育着新的产业萌芽，为一代代闯深圳的人们提供落脚点
　　城中村中供应与需求的“良性循环”孕育出一股“自由的空气”。十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在深圳特区内四个城中村抽样调查了一些年轻人，问他们未来有怎样的打算，41%的人回答“我要在深圳创业”。这是十年前，所以想一想今天在深圳已经创业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十年前回答要创业的人。
　　深圳的城中村里走出过很多人，有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演员等等。在大浪，每个星期六都会举办歌唱选秀会，选手们走上台去唱歌，下面的人给他们打分，周围还有五六百年轻人观看。旭日阳刚就是深圳打工者中间成长出来的艺术家。还有创客联盟这样一群人，他们就住在城中村。
大浪的歌唱选秀会
我们的深圳，我们的家
　　1984年，邓小平来到深圳河边的渔民村，他走到农民家里，看到了放在家中的洗衣机和电冰箱，邓小平说：“中国人民要过上这样的日子还需要100年。
　　我们走到天安门就想起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走到这个村子就应该想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个村子的人民也要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渔民村进行了改造。改造相当成功、管理也十分得当，现在虽然很多流动人口，但整个社区里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政策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00%，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信息通报反馈率保持在100%，出租率也连续多年保持在100%。多年来这里的村民与租户邻里相亲、守望相助，这里没有“房中房”、“黑中介”，没有发生过一起治安刑事案件。尽管改造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然而邓小平爷爷当年走过的二层小楼我们找不到了，我们只能看到邓小平爷爷的一幅浮雕。这样的记忆是国家的记忆。我们却在不知不觉的不经意间丢掉了。
小平同志在时任广东省长梁灵光，深圳市市长梁湘的陪同下，在村民家中做客改造后的渔农村
　　岗厦村改造以前建筑面积是51.4万平方米，本地人口900人，外来的租户7万人。改造以后，它的面积增加了一些，达到70万平米。增加的面积、变化的户型使得成本迅速升高，原来住在里面的人再租不起了。结果是原本7万人的岗厦只住进1万有钱人，低收入的人都去到了龙华。住在龙华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过梅林关，汽车、公交、地铁，不论你选择哪种交通工具，都是一个堵。这就是我们把岗厦拆了、把大冲拆了、把蔡屋围拆了的后果。
　　城中村拆除、房价飙升、低收入人群出走，越来越拥堵的道路、越来越长的通勤时间，这时深圳就有很多人开始了反思。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就做过一个岗厦罗生门调研，他们调查了一两百个原来居住在岗厦的人，看看几年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握手302的活动地点在白石洲的一间小小的客厅里，由一个叫做马立安的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发起，所有人在这里一起讨论白石洲的未来。
岗厦罗生门握手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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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为什么我们要一而再地讨论和研究城中村？

冯果川：实际上我们再怎么啰嗦都还是太少，每一个城中村拆的时候讨价还价的都是房东和开发商，没有房客，谁为这些人发声呢？他们也应该有权利，不应该成为被驱赶的人。他们为这个城市做贡献，却没有机会说话，所以我们只是给到他们机会说一点话，我们的话语再多，分到他们每个人身上也不过是只字片语，所以真的不算啰嗦。

李津逵：当下这个情况更需要讲城中村，城市更新拉高深圳的房价，然而获利的仅仅是非常少的一些人。广大的为深圳流血流汗、创造财富的那些人，又会被更高房价推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再做大拆大建的城中村改造了，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来啰嗦几句。

问2：有一种说法，城中村是现代城市的毒瘤，指的是城中村的形象问题，但是城中村的确是无法取代的存在，我们该怎么解决之间的矛盾？

李津逵：在城中村会有抢劫案，甚至有命案、入室盗窃案，这些我们都不要讳言，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曾经有人统计过城中村发生的刑事案件比例占全深圳的比例，最后按照人口来算，它是一个平均数。也就是说，城中村里每万人发生多少案件，非城中村地带每万人也发生这么多案件，这是社会治安的问题。城中村内部，社会治安一般是由村集体买单的，我们的警察是不进城中村的。所以，由村集体来维持的治安，要和政府提供的治安拉平成一个水平，本身对村集体就是不公道的。另外，我们正处在经济水平从欠发达到发达的发展阶段，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医院出现了一次过失的手术事故，就把这个医院给关门；不能因为一个餐饮出现了食物中毒，就把全市的酒店都关门；不能因为一个政府的官员的贪污落马，就把政府关门；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城中村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就把城中村说成社会毒瘤。十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我说，说城中村是深圳毒瘤的人，他真的不知道城中村的价值，城中村是深圳的奶娘，她养育了深圳，因此谁说城中村是城市的毒瘤，这种观点才是深圳的毒瘤。

问3：都说深圳是个失败的落脚城市，因为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支付房租，这个问题该看待呢？

李津逵：其实08年的时候在东莞就出现了城中村房租降价，在深圳的关外也出现了城中村房租的降价，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深圳东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在这种时候，城中村里面的人就外流，房价就下降。可以看到，农民在盖高城中村的时候是承担风险的。当然，除了农民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在参与城中村的建设，当大势看好的时候，他们进城中村实际上也是投资和投机，但是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城中村的投资、农民的投资是一种风险性投资，潮起潮落是很自然的现象。今天，当城中村的房价不断飙升、深圳的居住成本不断飙升的时候，我们确实为这个城市的未来感到忧虑。因此，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说，我们的城市更新的计划大概是在五年前还是十年前做的，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深圳的房价会变成这样。如果今天我们还刻舟求剑，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完成当年规划城市单元更新的面积，那我们真的是要犯历史错误的，因此至少要停止特区内的城中村的整体拆迁改造。

问4：我一直住在城中村，我认为城中村才是一个城市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所以我想问，城中村的命运在哪里？

冯果川：城中村的命运作为我个人是很难回答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城中村被干掉了，那深圳肯定是没有未来的。很多人只看眼前利益，因为每拆掉一片城中村就可以赚很多钱。白石洲改造有250万平米，随便一算就是多少亿，这诱惑太大了。在这个时代想赚眼前利益的人太多，这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人正在扼杀深圳长远的利益。深圳的命运是跟城中村绑在一起的，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的未来。

李津逵：1920年代，当时斯德哥尔摩在大拆旧城，像冯老师这样的建筑师和有良知的人就说，再拆下去斯德哥尔摩就成为芝加哥了。当时他们的老城还剩下不到2平方公里，为此一批有良知的人就发起了一次次市民运动，在这些市民运动中，老城被保护了下来。不仅如此，今天大家到斯德哥尔摩，会发现很多新建筑充分延续了老城的文脉，斯德哥尔摩变成了全世界著名的旅游区。城中村如果保护下来，那就是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遗产，但我们需要一个像斯德哥尔摩那样的市民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

问5：城中村的租户如何才能有权利？另外，对于不住在城中村的市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关注和关心城中村？

吴老师（湖贝保护发起人之一）：谢谢李老师。完全意外的拿了话筒。其实在很多国家，租户在旧区改造中都被赋予了权利。我曾经做过台湾的旧改项目，不但一级租户有权利，二级租户，也就是二房东也有发言权，这使得城市历史街区能够缓慢的改造。的确，城中村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应该让它有机会自我改良，因为有那么多人在那里，我认为历史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都比不上这么多人生存的价值。谢谢！

李津逵：我们的法制在不断进步，会给更多的公民应有的财产权，我们也相信有这个过程。对于不住在城中村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提一个建议，各位带着你的好朋友、带着你的孩子，到城中村去吃顿饭，去玩一玩，去消费，这就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为城中村做的事。

问6：想请问一下老师，你们在面对城中村改造的大潮时是否会感到无奈、无助甚至愤怒？你们会怎么做？

冯果川：感觉到无奈、无助和愤怒是没有用的，我们要积极一点，要多参与、多讨论、多关注。所有人都看见城市的现象，自己通过微博、微信等等方式发出声音，我相信这就有影响。不要指望靠我们这些人发声，光靠我们不行，一定要靠自己发声。

问7：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很酷的80岁老人龙岗的房子现在还能进去吗？

冯果川：现在那里不开放了，看看外观还可以。另外利用这个机会我想简单补充几句，我不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讲座之后觉得城中村被浪漫化了，比如说那个建筑，不是说大家觉得太有意思了，所以这个楼要保留，不是这样的。我讲这个楼是想告诉大家，它的背后有着更为人性的机制，它给了人一些释放本能的机会。建筑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生活在大都市的你我已经没有这种本能了，我们没有机会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但是曾经的城中村还保有这种可能性，这是城中村可贵的地方。

我们讲城中村，是讲城中村给了大家选择和创造自己生活的可能，而我们现在所谓光鲜亮丽的大都会恰恰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在城中村你拥有更多的塑造生活的主动权，你可以开一间小店，可以做一点想做的事。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讲述而给城中村涂上审美的想象，要去关注是它背后的生存的可能性，而这恰恰是城市给人类带来的价值所在。我们为什么不在农村待着?因为城市给了更多可能性，但是今天的城市却在扼杀这种可能性。我们是在保卫生活的主动权和可能性，让更多的人能够想象生活还有很多美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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