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在《旧邦新造》中说“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引发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同时削弱了罗马天主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欧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竞争的基础之上。

    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为如此盛赞？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旧教的势力，促生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在此过程中，不仅教皇的权力衰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日益虚弱，欧洲出现无数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均势之中，形成了今日的“万国公法”，即国际法。新教的出现，也大大冲击了旧教对教育的垄断，于是新学发扬光大，为新文明奠定基础。康有为毫不讳言，欧洲的宗教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德民经此久战，城邑荒芜，工商凋落，国弊民穷。垂至于俾士麦未统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属于法，不能自振。”[15]（《康有为眼中的马丁·路德：统一的毁灭者与新文明的奠基者》http://www.guancha.cn/ZhangYongLe/2016_08_23_372126.shtml）

其实，分裂与统一既不是像康有为看的那些表面现象那样简单，也未必就像章永乐所做的归纳。“分裂与统一”在世界历史上原本就是一路演进的“唱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的集聚社群最初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散乱的“分”是人类的原生态，“合”的最初也是由于狩猎谋取生存的需要而产生。康有为看到的欧洲已不是原始的“分”，是小“合”而之后得“分”。这与中国的东周列国时期的人类集聚社会类似。

东周列国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辉煌的时期，为什么会是这样？

1、强权势力分散不够强大，社会生产力低下，因此客观上还没有形成天下“大一统”的政治势力。

2、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散性也没有对大一统社会提出迫切需求。

3、以士大夫为核心的文化政治阶层只是初生阶段，儒家文化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达到“呼风唤雨”的影响力。此外。最重要的是顶层政治势力还没有把士大夫阶层当做不可或缺的政治帮手。

4、东周列国时期在中国的疆域中各列国之间的封闭性较弱，就像欧洲小国的分布，各列国对人员往来、互市干预很少，进而有利于士人因“还才不遇”周游列国游学交流。

5、士人周游列国的游学交流由于上述“宽松政治环境”，继而促进了人文思想的发展。正是这种“诸子百家”争鸣的存在，促进了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而士大夫政治文化崭露头角，开始进入政治领域。

6、以孔子为发端的儒家文化，由于“家国天下”思想和“安分受敬”的主张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逐渐，士大夫文化进入皇权政治领域，成为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而延续至今。儒学、乃至中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向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宗旨就是政治，这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

7、士人把“天人合一”的理想时未作高境界，但同时，又把士大夫文化与“家天下”捆绑在一起。所以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个名词就出现了“家国”而不是国家。于是就有了“庶民诉求依靠清官上疎”，“清官上疎促成皇上下召”，于是有“圣上下召”，便出现“万民谢皇上龙恩”。这是西方文化中从没有过的政治现象。

8、中国的士大夫尽管需要依附皇权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成为士大夫的那些人，有时“清官上疎”是不惜身家性命的。大名鼎鼎的海瑞就是其中之一。

“家天下”为此后政权交替斗争埋下了伏笔

儒家“天人合一”理想背后的思想基础是“家国政治”，而“君君臣臣子子父父”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矩和教化。这与古希腊城邦文化诞生的“公民大会”政治架构是不同的——儒家文化中没有“公民意识”。中国基于农耕经济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分合一直是个话题。庶民无合的意识，合只是皇权的“一厢情愿”。所以只是到了民国时期才有“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提出了“全民抗战”的口号。

中国的农民造反革命，不过是从活命开始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即使是太平天国的均田制也不过是挂在嘴边上的口号而已。这些“革命者”以反孔开始便，到打下江山尊儒为止，莫不如此。水浒一百单八将，真实的政治目标就是寻求“诏安”。尤其是那个义和团，朝廷用一件黄马褂加上200两银子，算是“被招安”。于是朱红灯带领一干人马诚惶诚恐的杀向天津北京。别说优待俘虏了，就是东交民巷那些外国使馆里的妇孺也一概“斩立决”。这才有了以“践踏国际公法”出兵的“八国联军”。所以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就是一群被皇权利用的流氓无产者。有意味的一件事是，“八国联军”的攻城略地之战，打先锋蹬城头带路的和漕运美国军粮的都是中国人，斩杀义和团俘虏的也是中国人。整个鸦片战争前后只看到朝廷诚惶诚恐，全无“全民之愤慨”。即使是慈禧向八国西方列强宣战，也是大清臣民默不作声。所以在中国，这“分”与“合”只是不同的人各自想的事，正如民间之语：“各自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从没有全民共识。

蒋介石到了抗战时期，也想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想法不错，只是整体推进末了不了了之。如果从整个农民运动史来看，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斗争目标的都是为了自个的“家天下”，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才字面上有了一点“国天下”的味道。

士人康有为到底没有脱离保皇党的外皮

康有为尽管有了“西学”的思想，但毕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他看到欧洲城市里宽敞的马路是，并未有意识到即使《大宅门》中“白家老号”到了民国初年也不过照常用着那种用人牵着马慢走的两轮马车。而100年前的英国已经有了使用弹簧钢板做缓冲四轮马车，这种四轮马车可以以每小时几十公里的速度奔驰，显然“白家老号”的两轮马车与英国的四轮公共马车技术性能差得很远。重要的是，康有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英国的马路为什么要这么宽敞，其背后的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究竟哪些地方比中国优越，这并不奇怪。

自西方列强盯住中国以来，期初并摸不准“东方之龙”的底细。所以从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带领庞大的访华使团来华与大清王朝商谈通商事宜，这是西方列强谋求“和平交往”开始想法。这时已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始全面进入大机器时代，社会生产力和国际贸易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只是乾隆皇帝根本就不了解世界的变化，仍以“大清王朝，四海敬仰”；“天朝上邦，万方朝拜”；“江山社稷，无所不及”来自我标榜。

可怜的马嘎尔尼不了解中国皇帝的心思，将其最高西方技术水平的天文仪器和四轮金马车斥之为“英夷之奇技淫巧”。令马嘎尔尼想不到的是带来献给中国皇帝的铜炮在表演答谢礼仪时放的空包弹，倒是吓得宫廷大臣和八旗总兵满地爬下大喊“快躲起来！”

皇上和大臣都如此，也就怨不得康有为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了。尽管康有为可能确实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情怀，但真要做革命阵前的马前卒，还是万万使不得，毕竟士人康有为到底没有脱离保皇党的外皮。尽管马嘎尔尼因为不肯跪拜是乾隆大为不悦，在中国呆了将近一年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但这些日子里他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武力征服中国的想法由此产生。此后的历史想必现在的中国人都有切肤之痛。

分也好合也罢，中国人至今大概也没搞清

从民国伊始，国民政府最头痛的就是所称的“军阀割据”。到了抗战国之将亡时，才有了一些“军政统一”的影子，尽管如此麻烦还是不断。不管怎样，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界还是开始发声了，民主自由意识是国人开始有所了解，在日寇的枪炮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才有切肤之痛。这不能全都怪罪“中国人的国民性”太差，因为中国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格局就是一个“分“字。从宋朝到蒋家王朝末了不都是还抱着“划江而治”的意思残想吗？军阀割据不是也靠“分”来“一统天下”吗？中国的农村，小岗村也曾逆潮流而动“包产到户”，企业承包还是要分经营权和分配权。在中国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个“分”字无所不在，万变不离其宗。

但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史的顶层，“合”字一直是个主线。万里长城历经几百年的工程建设经历的那些年代集中体现了中国皇权政治“统”的强烈意识。从当年国民政府强力推动政令军令统一的“党国”，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都是讲的一个“合”字。    在中国人的眼里，“合”跟 “统”大多是情况下就是一个含糊不明讲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中庸就是“合”跟“统”的混搭，也是分与合的催化剂。就像川剧的变脸，搞不清下回变出个什么花样。

自打“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分与合的矛盾始终存在。原铁道部所属装备制造企业、中国核电先由“分”开始；中石油先由“合”开始搞改革，但不料想的是，“分”开的成了恶性竞争，“窝里斗”。中核电走出国门被国外事主反叽：“你们的“同胞企业”都说你的技术不成熟，叫我们怎样相信你？铁路车辆装备的压价出口“争抢订单”也屡见不鲜。中石油分成三家，老死不相往来，产业布局各搞各的。这分分合合几回，不知道明天又会怎样。

过剩产能源自各自为政，这去产能又是分合难定调——既统不起来，又分不下去。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至今没有见到明晰的结果。近日，财政部又针对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做出“若干解释”，至于效果如何还需要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