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泰晤士报》反对鸦片战争
为鸦片开战是不可思议的。“正义不允许在友好的面具下将中国人为阻止一套错误做法而采取的措施再反过来施之于他们,不允许用当前的事件为借口制造更为深重的伤害。”
浏览一下1839年冬到1840年春的《泰晤士报》,就会发现没有多少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的确,这给鸦片游说团的代表礼貌而坚定地提出其请求提供了空间,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兑现义律作出的赔偿鸦片烟价的承诺。英国政府与义律就此曾有过沟通,也是这些代表提出这一请求的根据。有人强词夺理地说:“这些请愿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财产……他们对英国政府众所周知的公正充满信心……相信政府会充分赔偿他们的损失。”他们信心十足,事实上他们立刻就发现有必要提醒有关各方:“鸦片贸易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鼓励和推进,不久前又得到英国政府和议会的特许,大家都完全知道……这项贸易限于中国,在中国它是走私贸易,是非法的……事实已经证明,这项贸易是印度政府一个巨大的利薮,在过去的20年里,利税净得从每年的50万英镑上升到最近的每年200万英镑。”11月初,一名个人通讯员怒气冲冲地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教会这些人尊重我们,我们的贸易就永远不能有适当的地位,目前的事件看起来是个合适的机会。”
不过,这家报纸(它是一个亲托利党、因而反辉格党的机构)更经常发表的是对当时局势的愤慨。广州纠纷的最初报道一传到英国,《泰晤士报》就在 1839年8月13日愤怒地叫嚣:“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作为伟大文明国家的名誉,像在这个事件中这样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在我们的记录中还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没有选择发表马地臣的观点,而是选择连载阿尔杰农·塞沃尔牧师(Reverend Algernon 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献疑》。马地臣的观点是:“过去21年我差不多完全是在中国度过的,我可以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当地人由于吸食鸦片而受到哪怕一丁点儿非人的虐待。”而阿尔杰农·塞沃尔牧师的《对华鸦片贸易献疑》长达178页,它谴责这种“给英国国旗带来极度耻辱”的贸易。既没有对义律(一篇社论判断说,他“好像吃了一顿硫磺大餐”)的行为表示同情,也没有对被囚禁的商人们(他们除了“比过去更熟悉了某些烹饪程序”之外,并没有遭受生活必需品匮乏之苦)表示同情。10月23日,该报评论说:“我们在发展和鼓励鸦片贸易方面的罪行,确实是一种滔天大罪,它会招致至高无上的上帝对我们无比愤怒。”要求赔偿鸦片烟价完全是“无礼行为”,为鸦片开战是不可思议的。“正义不允许在友好的面具下将中国人为阻止一套错误做法而采取的措施再反过来施之于他们,不允许用当前的事件为借口制造更为深重的伤害。”
1839年圣诞节那天,《泰晤士报》忍不住讨论一本鼓吹战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中国问题上的建议准确地开列出了1842年《南京条约》的规定)。“我们那些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当前与中国之间纠纷的大多数读者,对时不时提出来的解决这些纠纷的众多计划,一定感到既惊讶又好玩儿……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即将公之于众的计划,将会立刻被发现是所有计划中最令人震惊的,也是最有趣的。”然后,该报主笔勾画了这本小册子提出的愿景:对鸦片损失和封锁带来的侮辱作出赔偿;签订一个通商条约;割让大屿山(Lantao,香港岛西边的一个岛,现在香港地区的机场位于该岛)。“当然,这只是个玩笑,一场滑稽戏。”
(www.earm.cn/田成杰2016-8-2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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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鸦片战争》,[英]蓝诗玲/著,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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