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不值得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和经济条件约束的问题

1、另一方面，在耗资巨大的CEPC能否成为一个“高寿”的科学装置这一问题上，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国际关系部部长、物理学家鲁迪格·沃斯（Rüdiger Voss）博士在去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了担忧，“如果真要建造一部富于前瞻性的、有潜质的新机器，那么50公里的隧道长度会太短。粒子物理学研究50年的经验已经表明，利用大型加速器，要想从一代升级到下一代，要想真正有可能做出重要的新发现，你通常需要增加10倍的能量。”鲁迪格·沃斯评论称：“（CEPC-SPPC）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它很值得去做。这一点毫无疑问。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担心在于，这个项目是用大量资金投入去研究一个范围极为有限的科学问题。这就提出了金钱投入的科学价值的问题，也就是金钱投入在建设一个富于前瞻性、长期的科学未来方面的可能性问题。”

2、杨振宁显然是从研究的前景和经济承受能力角度的一种宏观看法。实际上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他的看法应当是符合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理论的：即，“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应根据自身的禀赋和内生动力来决定”。由此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不能脱离本国的实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某个经济发展模式完全适用于另一个国家。

3、王贻芳的看法主要是是基于高能物理学研究的需要和已有的进展所需，并预测这些进展带来的应用学科影响。

任何事物总有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关键是怎样看。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来讲，基础性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是应用科学的方向和大门 。例如我国新型陶瓷敏感材料的研究就受制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不高。总体上我国的基础性研究一直是之后的，这从近几届全国科学大会的获奖成果已经很清楚的看出来了。基础性研究之后一方面与我们起步晚、底子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路有关。急功近利的表现非常严重——一味地强调“短平快”。科学技术都是厚积薄发，从来就没有什么“短平快”。

尽管如此但另一个方面，但也要看到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条件。我们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发展对应用科学技术需求。当年关于先搞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的问题，钱学森先生给出了正确方向：国内的工业基础差，优先发展飞机与优先发展导弹相比，后者的把握更大。这是我国国防工业第一个重大的正确选择。这种路与50多年后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还有个问题需要注意，有些基础理论研究是实证性研究，即对某个研究成果进行纯理性的证实。比如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要证明这个“猜想“为什么是正确的。王贻芳的看法主要是出于高能物理学研究“跨门槛”进程的需要，所以可能至少不是20年内就能出重大成果的中长期基础研究项目。于是，这里就有一个决策者和学者都从宏观上考量的问题。在研究方向已定、进程远景尚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先立项——缓建——进一步打基础”的办法？

我们的许多产业目前的短板是不能完全自主化：例如高铁动车、大飞机、制药和生物制剂、仪表传感器敏感材料、合成化工原料、特种钢材和稀土材料、精密机械等等。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合作与西方发到国家不同的是，后者是已经实现了完全自主制造的能力，我们则是进口我们不能制造的那些零部件和技术。比如，如果我们的卫星技术全部实现自主的知识产权，就可以摆脱目前欧美的技术垄断进而拿到国外订单。我们仅仅解决了发射的问题还远远不够，尽快解决发射的“物”才是更重要的目标。没有发射的“物”，发射也就成了“无用武之地”。由此可见，应用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似乎更重要——没有生存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发展的能力。

总之，经济问题都是多因素的，没有唯一的解，就看人们如何找出相对最优的解决路径。不过，莎士比亚那句“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的名句我们应该时刻想到的。

（全文完，为本文叙述编排，以上内容部分引自《杨振宁反对中国花千亿建大对撞机 中科院高能所长驳斥》http://news.ifeng.com/a/20160906/49906221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