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率与经济增长(上)
从公式r
0×s
0 = CPI
1×(1+G
1)-s
C1中可以看出,当CPI
1不变时,随着G
1的增加r
0好像也应该增加。对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当G
1增加时,实际上必须改变的是总储备率s
0而不是利率r
0。因为想要使经济增长的话,必然要有一定的积累;对于积累下来的不论是钱也好还是物也好其实都相当于储蓄或储备,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作为基础根本就没法实现增长。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使人们愿意多积累一些,同时这种作用原理又不是行政的而是所谓的市场化的?办法很简单,这就是给储蓄者(也相当于储备者)多支付一些利息。
从计算总储备率的原始公式s
0 = m
k/m
0和计算利率的原始公式r
0 = Δm
r1/m
k中可以看出,当总储蓄m
k增加时s
0必然随之增加,此时如果支付的利息Δm
r1不变就等于利率r
0减小了。反之,从计算利息的公式Δm
r1 = r
0×m
k中可以看出,如果利率r
0不变随着总储蓄m
k的增加利息Δm
r1必然跟着增加。由此可以认为,要想使Δm
r1增加问题不在于利率r
0的大小,关键应该让总储备即总储蓄m
k增加。也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擅自提高利率r
0,这种达到积累的意图未必能够实现且还有可能付出多支付利息的不必要代价。比如,把利率r
0提高一倍,人们觉得利率很高也就无须储蓄那么多反而使总储蓄m
k下降,利息Δm
r1的增加就会变得很不明显。这就是所谓利率对储蓄的正负效应问题,这就像多恩布什等强调的那样:“许多研究人员考察此问题,但很少有人曾发现利率提高对储蓄有很强的正效应。一般说来,研究结果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微小,而且难以观察。”[1]实际上最准确的利率r
0主要应考虑物价变动的因素,否则利率r
0不是定得过高就是过低而对经济增长更不利。如果把利率r
0看成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常数,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看似平常却很重要的结论:利息Δm
r1除了与利率r
0有关之外主要与总储蓄m
k正相关(但不能反过来操作)。这再一次反映出利率是被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经济变量,很多经济问题正是出在了对利率的不恰当改变上。
当然,从上面的公式中无法再推出如何让总储蓄mk增加进而可以得到使利息Δm
r1增加的结果。由此我们只能推理:在实际情况中,一定存在着另外的原因——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得支付的利息Δm
r1和m
k的其中之一首先变动了起来,然后还要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原因确实存在,这就是对投资的天然需求。
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如果认为原始的或先前的劳动是一种基本劳动,显然想要通过改变劳动方式以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就是一种投资行为。或者我们干脆就这样认为:劳动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投资,所谓的投资只不过是改变了的劳动或生产而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投资是时时需要的,为了实现投资必要的积累也非常应该;两者实际上是从过去的、由小到大的良性循环逐渐发展起来的,彼此之间一直在相互寻找着机会并为实现各自的机会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像只抽象地讨论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是由别的繁殖系统演变而来的,关键是只要有鸡就能有蛋,或者只要有蛋就能有鸡,先有哪一个都能建立起鸡与蛋的良性循环系统。此后当我们暂时少吃一些鸡时就能得到更多的蛋,进而又能得到更多的鸡;或者是,暂时少吃一些蛋就能得到更多的鸡,进而也就能得到更多的蛋。不论从何处开始投资都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区别所谓的先后反倒多此一举。
由此可以引申理解为,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讲,只要有人就等于存在着最起码的积累,基本的积累早已准备好了。如有必要,即只要目标可行又有利,再加上正确的方法,积累和投资就会很自然地启动起来并不断向前发展。例如,像历史上机械动力取代人力的演变、石油的广泛利用、电子产品的普及等等,反映出的都是这种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很多情况与其说是不具备投资条件还不如说是没弄清生产方法以及目标,要是方法得当目标又可行任何人都愿意投身到某种经济变革中去。
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麦金农研究了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用统计数据考察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率即M2/GDP的变化规律。下表(表1)是1953年~1970年日本、西德、英国、美国的M2/GDP比率[2],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变化规律是怎样的。
因为M2 = M1+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狭义货币M1等于通货和活期存款,所以麦金农从日本的这一统计数据中[3]先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M1仍然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相当稳定的比例,它从1953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增加到1970年的大约30%。但是,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迅速增加了,它们在1953年同通货加活期存款近于相等,到了1970年却增加了1倍以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大量增加,导致了M2的迅速扩大,它从195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上升到60年代末期的98%。”[4]从原西德的这一统计数据来看[5]:“联邦德国的经历同日本极其相似。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从1953年约占M1的三分之二上升到1970年M1的大约2.5倍。在这整个时期内,M1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依然稳定在16%或17%左右。但是,M2已从195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7%,增加到1970年的52%了。”[6]进而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向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银行资金的镜子——看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本章将使用这个比率。”[7]
可以说麦金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但由于出发点以及角度不同使得结论并不完全准确并且让其深刻涵义的很大一部分被埋没了。事实上“实际规模”只能是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因为只有这部分货币才真正对应着实物即储备,除此之外的货币只不过是银行所提供的专门用于流通需要的金融服务而已。例如,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就是如此;相对来讲也比较少,并随着金融服务越发达其现金需要越少。要是投资所动用的必然是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中的数额,而且惟有这一数额即可对应的实物才能起到增加投资的实际效果。这就像麦金农也意识到的那样:“有形实质资本,即各种商品的存货,是向储蓄者开放的主要的可选择资产,这种实质资本既可以替代也可以补充实际货币余额。”[8]正是因为各个国家以及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各种商品的存货”的不同,所以投资数额相同其发展效果也未必一定相同。对此麦金农意识到的非常正确:“面对极不一致的收益率,以为经济发展仅仅就是相同生产率的同质资本的简单累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经济增长理论家和经济计量学家,将相同生产率的同质资本列入生产函数,他们一直明确地持有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无疑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实际上常常执行以各种方式扩大短期总投资的战略。”[9]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是其经济结构,即各行各业乃至各种产品以及服务的生产能力。也可以这么认为,要想提高发展速度就必须增加积累,在投资带动下这会使M2/GDP的比率不自觉地扩大。或者说,在生产能力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不积累那么多,这也反映在M2/GDP的比率比较大上。至于为什么要增加投资,显然这是受价值原理驱动和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的双重作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