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大势上而言，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际政治领域的冷战消解，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发展的重要背景。中国想拥抱世界，世界想拥抱中国，在八十年代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中，中、西两方都有意敞开怀抱，避开政治偏见造成的隔阂，开始迈向经济合作。而诸如世界银行、IMF、WTO等国际组织对这种合作提供了泛全球化秩序的基础支持与基本保障。
从经济角度而言，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同样遇到了市场供求瓶颈，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十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能，因此，西方社会也渴望中国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发动机；对于中国而言，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封闭，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经济生活的极度匮乏，通过改革开放可以引进西方资本、技术，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经济上的两相诉求是中国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的契机，而三十年来，西方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也因中国的巨大成就而获益匪浅。因此，这种发展是互动的、互利的。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八十年代在国际经济领域尚然流行H-O理论，该理论主张要素资源禀赋下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因此，西方的富余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便有了理论依据。事实上，中国经济迈向国际分工、走向世界的发展模式确实验证了这个理论。但还谈不上是这类经济学理论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最大渴望不单是出于国际分工的考量，更期待的是打开十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
从经济实态的表现而言，引进外资、技术，通过与中国劳动力的结合，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产业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更具普遍性的动力：人们被压抑的物质需求所激发的经济上进心，这造成了遍地开花的经济成果。从经济改革的过程而言，八十年代初的改革设计还是尝试性的，首先启动的是对农业的改革，其次是沿海开放；在这一进程中，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开放进程的深入，经济热度的升温，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最终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局面：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与亏损严重的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前者靠自身的努力获得市场绩效却不能享受到平等的资源条件，后者恰恰相反。在这样的局面下，为突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瓶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淘汰落后产能释放出市场空间的同时，开放了资源体系，促进了竞争关系。这个阵痛过去后，中国经济开始真正的轻装上阵，走向了市场更加开放自由的巨大空间。九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总体开放向好的形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了突飞猛进：外资的进入几乎没有了任何障碍、经济主体的所有制形态不再有特定含义、经济个体的行为充分自由、国际市场相对开放，诸如上述国内外、宏微观因素的共同发力，使得中国经济迅猛迈上新的台阶：从单纯的资本输入走向资本输出、从低端产业走向高端产业、从产业失偏到产业转变，这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基础。而消费需求更是动力强劲，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经济政策、股市、资本导向、支柱产业、有效需求创造等等经济理论、经济工具运用所产生的显明绩效。
从产业变化的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采取了沿海局部开放政策，促成了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蓬勃发展，这些企业多为中小私营或合资企业。紧接着，跨国公司开始布局中国，形成以日常消费品、服务业为主的大型外资企业群。当财政富裕后，政府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市场措施培育和壮大了遍及基础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群。由此，形成了中国整体产业构造。这些产业发展受惠于不同的经济观念或政策范畴：民营企业、个体经济受惠于市场自由与信贷开放、资本开放；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受惠于投资优惠政策、市场开放；国有企业受惠于政府产业政策、市场保护。在这一产业进程中，各类产业的蓬勃发展无疑是市场经济观念与政府干预的双重作用。因此，有效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产业变化与产业发展，对于了解产业进程的市场与政策的相互关系至为重要，同时也会对产业发展的促生因素、外部性条件充分认知。这对于制定未来的产业政策意义重大。
产业发展过程引发或促生的问题纷繁复杂，有的可追溯历史前因；有的在过程中此消彼长；有的在积淀中成为痼疾……本文试从几个角度剥离出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从产业本身来看
- 外部市场依赖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前述的“两头在外”加工类企业，这些“外向型”产业是在政府最初追求外汇收益下、因进出口政策倾斜所促成的，产业已达相当大规模。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变化，这些产业便遭到巨大冲击。因此，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时，应重新评价“外向型”产业的市场风险，同时应认知到“内需矛盾”不见得是国内消费问题，而是产业定位问题。
- 恶性竞争问题：市场经济状况下，竞争不可避免，但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不顾一切，这就造成了恶性竞争问题。恶性竞争既有内部市场的恶性竞争、又有外部市场的恶性竞争，更重要的是，有些恶性竞争是在政府政策诱导下发生的。恶性竞争首先导致外部市场抵制、产业形象及市场空间受损。因此，政府的供给侧产业政策要重新关注这一问题。
- 外、内之争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为实现经济借力，产业政策有明显的外资优惠导向。虽说此导向已逐渐消除，但外资凭借资本与资本经验，已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定优势，而从宏观到地方的开放性指向，仍然有此偏失。这种之争，反映在市场上，便是外资产品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在产业生态中，这造成了市场不可预期性：因为外资有更大的流动性和更强烈的利益性。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困境是产业重构，产业重构需要资本注血，而产业升级同样渴望外资注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改善市场公平、实现产业升级，是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政策考量。
- 国、民之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了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就。当然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也激发出强劲的活力。两者在市场并驾齐驱，便有了相互竞争的问题。国有企业拥有政策、资金、规模方面的诸多优势，在资源控制上有强大的实力，但由于管理者的寻租行为等诸多弊端，国企在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国企拥有的行业垄断、利益垄断在更广阔的市场领域限制了民企，产生了不正当竞争。为此，宏观产业政策需要明确国企的不同定位，使其在市场中实现宏观政策目标、社会责任的同时，避免其妨碍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 支柱产业问题：“支柱产业”是发达国家曾经的产业政策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扶持具有经济关联性的支柱产业确实能产生巨大的成效。然而从汽车制造等支柱产业来看，当他们成长壮大后，因种种外部性因素，却成了尾大不掉的负担。而地方当局的支柱产业政策造成了内部之争、市场保护、市场饱和、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因此，在制定重点产业发展战略时，前瞻性考量其产业生命周期，避免“一窝蜂”等拥挤效应，形成层次性、市场阶段对应性、产业链关联性等环节的控制，同时也应充分预估外部性问题。
- 新产业与新兴产业问题：新产业往往是技术创新、观念创新促发的，因其“创新性”而充满了初生活力。然而，新技术或诸如文化创意等新产业有着多重不稳定性。政府在制定新产业或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量技术的稳定性空间、新兴产业的市场容量与整体产业效能，才能把控好上述产业问题，避免资源浪费、动能浪费、消费浪费等问题。
- 房地产业问题：房地产业在拉动有效需求、带动关联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政府财政目标和资本牟利动机的双重作用下，房地产日益偏离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成为当下经济的“绑架者“。如果不解决房地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回到生存需要的供求关系中，房地产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改变政府的财政结构导向，引导资本重归于实体经济，构建稳定、健康、生态的产业结构。
- 医疗、教育产业：医疗、教育等产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社会稳定、民族未来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活化了经济、推动了发展，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处理与社会责任密切关联的上述领域的产业化，应有与其它产业相区别的有效政策安排。
- 产业秩序：市场经济鼓励竞争，竞争又会导致混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政策循环显示出市场秩序的构建不是简单的政策干预。除了完善经济行为相关法规之外，如何形成资本自觉的民间团体在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也是政府产业政策需要安排的重要方面。
（二）从整个经济来看：
产业政策的制定，要依据现实经济的要求，要有与整体经济相适配的有效性，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战略预期。这需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形势、已有的经济基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等问题。
- 经济理念的调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被认为是最有效实现资源配置的机制。然而，我们看到，当资本处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出现短期化、掠夺化倾向。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调整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知，探索真正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治世理念。
- 经济形势与内、外环境：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变化的形式与条件，给出对应性措施，才不会落入刻舟求剑的窘境。从经济形势来看，在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急需的不再是“发展”，而是“稳固”，这就要求把政策目标的重点放在稳固上。如何夯实已有的经济主体，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关键；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是在外部性条件和内部性刺激的双重诱导下促成的，换言之更多被动性因素。这造成了外部市场依赖性和内部产业非生态性，以及发展动机的应激性。改变“刺激-反应”模式，构建“涵养-缓冲”模式，是中国经济内化的方向。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在走脱二战以来、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世界主义、WTO的趋势。开始向区域化、碎片化、民粹化、自保化演变。我们不能简单把后者视为“逆流”，从历史大势上而言，这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因此，我们有必要总结以往的经验，跳开已有的理论及模式，形成更清醒理性的经济思路。必须要认知到外延式发展的内部条件已不适配，更需要内涵式重构。
- 收入与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居民整体收入提高。然而GDP和人均收入并不能反映个体收入的差距问题。伴随资本势力等经济势力失衡，收入水平呈现“一头尖，下层沉”的趋势。这种收入失衡不仅影响到“内需乏力”，更易引起社会动荡。如何解决效率与公平、体现中国特色，成为产业政策必须考虑的目标。
经济发展在某些阶段似乎产生所谓的“滞涨”问题，其现实反映是就业问题与通胀问题。从就业角度来看，“结构性失业”远不足以描述当下的失业实际。从要素角度来看，“农民工”就业更仿佛资本与劳动力在市场机会中的一次性结合。如何稳定这种结合，如何通过企业自发性要求提升劳动力素质使之适配变化的产业结构，是需要政府政策的指导。城镇化不优先解决产业-就业问题，会导致社会资源和农民收入进一步流失。而当农民工不能再回归到土地上，便会出现中国历史提示的“流民”现象。在“滞涨”的经济问题上，西方的历史与理论经验都不足以指导当下的中国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外向型经济的指向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下，中国实体经济遍地开花、迅猛发展，促成了影响世界市场的“中国制造”。然而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低质化、同质化、过度竞争、保护主义从内、外两方面导致实体经济近年走衰。而“资本运作”的兴起由最初的向实体经济、优质主体融资的股市等资本市场走向投机性，使实体经济不仅注血不足、甚至失血过多。如何重新振兴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提升实体经济的体格体质而非单一的技术维度考量，是产业政策当下的重中之重。需要指出的是，当一国或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进入“金融时代”，这个社会经济便处于高危之中——因为资本在追求最高利润动机下，为实现最快、最高的要求，便会走向纯粹的投机性——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在市场关系适配性的问题上，除要素结构与供求关系的基础性失控以外，其表现也在消费市场上表达出来：一方面是收入水平的分化，一方面是消费结构的两极化。其影响是低收入对应假冒伪劣品，使外部不经济、具欺诈性的产业体得以逍遥；高收入阶层对应的是奢侈品消费，其消费流向无助于国内实体。而在非理性、品牌化、营销诱导的消费影响下，消费与商品在对应国内经济结构上呈现出扭曲的不对称状态。如果想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优化，也必然要涉及消费市场与生产主体的适配关系。同样，流通企业的垄断加强及自身利益诉求对上述问题的增生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产业政策也当考虑到流通政策安排
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理念下，各级政府考核也采取了GDP指标，这造成了各级政府唯经济主义、短期利益逐求等问题，致使地方经济缺失战略性安排与完全性适配。诸如“工业区”“产业园”等经济发展模式、引进资本的优惠政策措施等都是GDP考核下的仓促之举，没有顾及地方经济资源的禀赋状况及地方市场安排的对应性思考，这造成了资源浪费、同质竞争、市场风险、资本投机等种种地方性问题。
经济伦理是经济顺畅、可持续发展的软性机制，是节制人性贪婪、资本动机的人文机制。纵观西方十五世纪以来的资本进程、中国社会经济史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可以感受到经济伦理的重要性。西方的基督教及中国的儒教、佛教在经济伦理上都起到过巨大的干预作用。法律、法规是外部性、行为后发性的秩序干预机制，而经济伦理却是观念、思想中的“诛心”力量。倘若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经济伦理，社会失去群体黏性，就会出现各自争锋的无底线行为。诸如失信、欺诈、环保、留守儿童等等均涉及到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的构建需要放在社会伦理中，更需要世界观与价值观、核心信仰的坚定或重构。经济行为不是单一的人类行为，是人类整体生存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完全性价值认同的组成，不处理好经济伦理关系，不扭转社会风气，任由经济主义催生的人性贪婪、资本贪婪，经济发展的代价就会是全社会、整个人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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