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点意见，请指正：

诺斯告诉我们：“文化的渗透方式提供了连续性。因此，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了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也就是文化渗透到制度的非正式约束中，对社会的长期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如果生成正式规则的成本越高，即使用非正规约束的相对成本越低，那非正规约束对制度的影响越大，相应地文化作为“源泉的源泉”作用也越大，这就是诺斯所说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息的价格越低，他们的权重越大，对选择的影响越大”。

文化和制度的联系是紧密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有时却是一个漫长甚至不明显的过程，容易被忽视。在此笔者不同意林毅夫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结束语中利用日本工人的例子说明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次要的。首先例子本身只是个人的经验，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其次，事情发生在1915年不能说明文化的影响没有开始，只是影响还不够深远，所以说仅仅一两代就改变了民族习性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不是直接的，但它对制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起了源的作用。具体到这个例子，日本的改革应该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算起，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藩主们经过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认识到日本的落后，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引导下，推翻了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实际是吸收了先进文化的藩主们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然后自上而下开展的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原文中提到的现象只能说明文化理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制度变迁还在进行中，它对文化的强化作用也还未充分体现。原文中认为使民族习性改变的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这显然要通过制度来实现，也就是说制度改变了民族习性，由此便认为文化的作用次之。而从以上分析看，这个强制性变迁过程中是文化首先引起的，制度通过通过某些激励来扩大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此例中虽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而制度的作用更加直接，也不能轻视文化的作用，它与制度本身还有一个源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