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业”骗局——不可避免的人性
贸易系大三学生
这几年来，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受害对象遍及从老人到年轻人，从不曾受过系统教育的到高级知识分子。而且随着通讯和现代技术的进步，手段更是多种多样。我相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曾经收到过什么虚假的中奖短信之类的。课上提到的“民族大业”的这样的骗局在我们的眼中看来是那么荒谬，受骗人看起来是那么的愚昧，骗子是那么的可恶，但是为什么这样在我们眼中荒谬的骗局还会有这么多人受害并且深信，为什么受害家属做的各种各样的努力收效甚微，更深一层的是，为什么类似这样的诈骗和传销骗局在现在的中国愈演愈烈。
一、站不住脚的“民族的劣根性”
如果在以前或许我会觉得这样的骗局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骨子里可能有“爱贪便宜”和“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缺点，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但是课上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什么是民族劣根性，如果这是一种民族劣根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种我们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呢？”。——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也就是说这是中国一种特有的历史和文化造成的。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是一个活的、不断塑造处在其中的人的过程，文化是通过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断积累下来的，它主要是通过以前生活实践的简单抽象——经常表现为经验，以及更大程度上的理论上的复杂抽象形成的种种思想共同构成而成。它影响我们的方式很多样，影响你的价值判断，影响你的逻辑思维，影响你的自觉甚至不自觉的行为准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性在其中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常常将人性和文化混为一谈，但是文化不仅仅是人性，人性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是文化的独特性却常常表现为面对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做出的不同选择和不同态度——这才是某种文化在某种独特历史中形成的独特性。
那么“爱贪便宜”和“为了金钱不择手段”是不是我们民族中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现象呢？诚然，在我们的历史中，关于金钱和利益的黑暗面从来不曾退出舞台，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主流历史和思想文化中，却到处是对这种行为的批判和限制。儒法道是中国近千年历史中对文化影响最大的三种思想，道家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不会喜欢这种逐利行为，更进一步的，它是反对这种行为的，因为利会导致争，争会导致乱，这是最不合道家思想的东西了。儒家自也不必说，要达到“仁”，就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儒家追求的和谐社会，不仅不应该产生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想法，甚至不应该产生贪小便宜这样的想法。法家虽然是三者之间最为功利的，而且是最有可能激发人性恶的，但是一方面在中国儒家文化占据主流的长时间的历史中，有儒家为其做限制，而且他们自身也深切认识到这种人性的恶，而且采用了许多惩罚性的手段来限制这种行为。因此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自身历史自发形成的思想中是绝不可能鼓励这种行为的，甚至绝对是极力反对这种行为的，因此从这个方面出发，说它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似乎站不住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上自古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中，农业和土地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并由此产生的注重群体、集体生活，注重名誉的生活方式和氛围更是压制着这种行为的。
因此，我认为，从文化独特性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决计不能说是为这种“贪便宜”和“为金钱不择手段”的想法提供土壤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中，是反对，抑制这种想法的，所以，“民族劣根性”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二、市场经济催化下的“不可避免的人性”
那么为什么这种在主流中国文化中站不住脚的东西却在历史中未曾消失，尤其是会间歇性的出现大行其道呢？
首先我认为，这种行为不曾消失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根源是普遍性的人性上的倾向。《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人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下流，这是一种自然趋势，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由于我们天然存在着各种限制和匮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可获得，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期望去得到更多的东西，向往更高水平的生活。这是人性，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的，仅仅站在这个角度，人性中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不能进行价值判断的，没有善与恶之分的，没有东西方之分的。中国有，西方也有，交换从不曾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其中自有这方面的原因。商业的发展是这种人性最主要的体现，商业在早期世界各个地方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中国的商业绝不能说是从西方传来的，反之亦然。
西方的历史中也不乏这种欺诈或者类似的现象存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宗教文化，上帝超过金钱成为人们最大的寄托，因此这种现象的表现不是那么明显，从文艺复兴以来，追求人性的解放，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的重重枷锁，但也同时带来了人性过度膨胀的可能。此后出现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所积累的血腥和罪恶或许比“民族大业”骗局所显示出来的人性更加恶和丑陋——这也证明了这是所有人类人性上的普遍的东西。《社会支柱》中博尼克先生的“第一桶金”的获得的背后是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各种揭露资本主义背后的人性扭曲和金钱异化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虽然人性上对于利益的追求从起源上看是无善恶之分的，但是它却会走向善恶之分，尤其是当这种心理过度膨胀以后，往往会导致恶行，恶果。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论是在以前，还是在现代，但凡商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这种现象的大行其道。这是因为，商业是这种利益追求行为的最主要、最正当的表现形式，商业与这种心理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商业越发展，人们追求个体私利的心理就会越明显，从而会极大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尤其是在基础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为了得到更大块的蛋糕，只能去侵犯，去抢夺，去欺骗别人的蛋糕。这在中国的历史中是早已被发现的规律了。中国为什么实行抑商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商业带来这种利益追求的过度膨胀，以至于越过底线，越过道德，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晚期，由于维持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各方面的力量失衡，往往伴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堕落，从而加速王朝的瓦解。因此市场经济往往成为这种人性的催化剂。
因此，这种“民族大业”骗局的背后，不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普遍性的“不可避免的人性”。这种人性东西方都有，古往今来都存在。它的本身是人出生与生俱来的，但是往往随着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得到过度的放大，如果没有合适的手段进行限制和平衡，那么导出恶果也不是不可预见的。
三、“民族大业”的民族与人性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劣根性”，而不是一种“普遍性的人性”呢？为什么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在如此明显，而在西方的情况却没有这么严重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宗教文化占据西方世界强大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人性得到了抑制，因此很难得到快速扩散；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占据主流，伴随而来的商业文化成为这种心理的催化剂，西方也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迷失。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反思，后资本主义时代中所出现的后物质主义文化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人们发现随着财富的增加却没有同时带来幸福的增加，因此目标开始转向例如生活个性、自由、解放、政治、生活质量等方面上来，使得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从资本、商业、金钱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如今的西方世界看起来似乎这种欺诈现象较少。而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以来，一方面由于近代史的原因，是我们中的很多人会有一种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和敬畏甚至自卑的心理，另一方面，由于现在中国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成为主导人们思想的主流，对于财富，利益，金钱存在着过热的崇拜，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不仅带来了这种欺诈行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层出不穷，骗子出于“追求金钱可以不择手段”的异化心理，受骗人出于“贪图便宜”的心理——不管这种心理外面是加上了“民族大业”等等这样高尚的外衣，核心往往还是落到私人利益上，这两种心理的匹配造成欺诈的大行其道；而且也带来了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是一种“民族劣根性”，而不是中西方都有的“普遍的人性”。
将其误解为“民族劣根性”的危害在于，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我们历史文化导致的话，我们就不会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国家的发展，衣食富足了就会启发人们对于礼义仁德的追求，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却又会带来法令疏松，风气败坏，从而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司马迁认为，从极盛到极衰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这其中反映了经济财富增长和整个社会综合发展的关系。
这实际上启发我们思考，要如何在这其中实现一个更好的平衡，是通过法律？通过道德？通过重建社会风气？通过重建现代中国人的利益观、价值观？实际上其基础都可以回到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借鉴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向我们揭示的正是能够有效对抗这种过度膨胀的人性的有效武器，传统的义利观，和谐观，天人合一，道德观等等构建出来的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世界观都能有效地对现在进行修正。我们之所以觉得《管子》、《史记》这样的历史书籍中有着非常迷人的经济、商业智慧，也正是因为它在承认人追求利益的同时看到了可能存在的危险，并且由此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重视实业经济，重视对于人性和道德的教化等等，从而希望得到更好的平衡。这些思想和实践都是对现在的有效、有用的补充。因此，在向西方借鉴的同时，重新反思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解决方式，回到一些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的智慧，或许会有另一种形式的启发。

民族大业骗局之我见
贸易经济大三学生

民族大业骗局本质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传销组织以及历史遗产传说。
传销，是1978年左右经济改革之初从美国引入的一个市场营销学概念，原本叫Multi-level marketing (简称MLM)，是一个有争议的营销策略。MLM并不局限于发展上下线的金字塔结构，还有一些其他合法的形式。但是在中国，由于一些特殊国情，MLM并不适用：其造成了弱联系通过强联系来骗取钱财的混乱，且在传入之初被认为导致了个人消费主义倾向，因此被规定为违法行为。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调查，美国目前一些公司也存在违法传销行为。
民族遗产的传说最早起源已不可考，至今为止各类骗局在全国各地已经骗取钱财已亿计，且骗术手段愈发高明。如今，网上仍然有一些打着反骗人士旗号传播着一些所谓“真实”历史情况的声音，与社科院那个声称全世界都被共济会控制的何新差不多。究其本质，除了受骗者对于历史不太了解，一些老年受骗者对于所谓国家权威过度信任外，无非是利用了人们心中想要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贪婪。骗人者，受骗者，皆是贪婪。
贪婪，如果我们认真去定义，并不局限于钱。不管是钱、权、色还是长寿，想要的太多，或是想不劳而获，都是贪婪。然而如何区分贪婪与欲念，我认为，应该从善良的角度去评判，即一人之欲念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给他人带来不便。
这种贪婪和欲念，根植于人性，与文化无关。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古往今来，骗局从来不少。不管是依托于宗教、历史、ZF、保险亦或是证券，形式不同，文化不同，都不乏受骗者。
贪婪与时代无关。中世纪基督教统治时期，教廷用赎罪券敛财，声称在你的硬币落入盒子中发出叮当脆响的一刹那，你/你的亲朋的罪过已经得到救赎，死后便可上天堂。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人公然卖月球土地，并不任何授权，竟也受到追捧。
骗局，与经济体制亦无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在于骗人的权利在谁的手中。计划经济声称，你劳动的成果，上交给国家，国家替你保管，这是否是一种剥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饿殍遍地的时候，有特权的人能吃肉，是否也是一种欺骗？当骗人的权利集中在一小部分掌握权力的人手中时，通过思想上的控制和奴役，贪婪只能得到集成和扩大。而市场经济，无非是将骗人的权力下放，使得每个贪婪的人有机可乘罢了。
若要说我们做什么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努力：完善法律，以及普及教育。2006年，月球大使馆CEO李捷因效仿美国人丹尼尔贩卖月球土地，被工商局起诉投机倒把罪，最终公司被工商查处。我以为，之所以违法传销在美国没有泛滥，应该归功于其法律严格，监管到位，无缝可钻，更不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借传销拉动经济等事情。第二个原因，便是教育普及程度。中国之所以受骗者中，乡镇人数多，中老年人多，究其根本，在于民智启发不足。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熟悉互联网使用方法，具有是非判断和甄别信息的能力，骗子将没有可乘之机。

“民族大业” 骗局背后的人性反思
贸易经济系大三学生

  爷爷曾经告诉过我他的一个被骗经历：十几年前爷爷遇到一个“魔术师”，能把一块钱变成两块钱。爷爷试着给他一块钱，显然，那个人真变出两块钱了。再给一百块，更显然，变出两百块了。于是爷爷满心欢喜地给了一万块，而最终结局也是显而易见——被骗得分文不剩。
也许大家会耻笑：如此漏洞百出、逻辑不通的骗局，为什么“愚蠢”的人类还信以为真？正如，我们在课堂上大方地耻笑“民族大业”骗局中“愚蠢”的中老年人？我并不认为被骗人群的智商水平远远低于正常人群，相反，许多公认的高智商人群也逃离不开骗局。我们自诩智商超群的天之骄子，洋洋得意自称不会轻易被骗，事实上，大学生受骗现象屡见不鲜。这说明，愚蠢不是被骗的理由。任何人都有被骗的可能，差异只是在于骗局的复杂程度而已。我认为，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欲，是骗局成功的核心要素。
“民族大业”骗局，或者说其他骗局，其运行原理大致如下：人性的贪婪给骗子打开了缺口，他们只需抓住了某一特定人群的在某一方面欲望需求便可无往不利。人们受骗的原因在于，骗子会赋予他们意义。人们信任骗局原因在于它给予了目标感、价值感和方向感，赋予了人们希望。骗子抛出一个故事，向人们展示它会对受骗人有利的证据，到最后人们就会像被蜘蛛网困住的虫子一样，越是挣扎，越是无法脱身。因为投入的沉没成本实在太高了，以至于人们不断说服自己，坚信骗局是真实且能够实现的。
“民族大业”为老年人首先提供一个蓝图：“发挥作用，实现价值，赢得尊重”，这既高大上又有利可图，老年人既有理财的利益诉求，也有价值实现的心理需要，当这些需求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寻求其他“独特且鲜为人知”的渠道，并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独具慧眼”地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另外，风险防范意识的缺失和信息不对称，加速了骗局的范围的扩张速度，老年人在美好蓝图的憧憬下丧失了冷静、理性、审慎的思维，贪欲则使他们处于一种浮躁、焦虑的状态，于是骗局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人不是被别人说服，人都是被自己说服的，或者说被自身利益说服的。这是所有有关利益的行骗的“道”，任何的利益欺骗行为都是利用了人的逐利本性。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是自私的。骗子利用人性的显著弱点，比如贪婪和侥幸心理，诱之以利。凡贪婪之人，大都利欲熏心。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贪婪心理的人往往会丧失理智。
我们说，贪欲是与生俱来的，贪婪是人性的劣根性。正如婴儿，就已经能够通过“假哭”“尖叫”等行为来满足自身的吃喝的欲望。 人是有贪欲的动物，贪婪是人的特征，人们永远不会满足现状。如何规避由贪婪带来的被骗可能性，我认为唯一办法是把握好贪欲的度，不过分的贪念，也许能够让人的意志不会过于薄弱，不至于丢失了人的理智。

“利”字当头
               ——关于“民族大业”骗局的评述与延伸
贸易经济系大三学生

“民族大业”骗局本质剖析
“民族大业”骗局作为新媒体渠道的传销诈骗典型案例，在社会老年群体中造成了广泛深入的负面影响。在批判骗子利欲熏心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这群骗子投施在“民族大业”上的“聪明”：利用老一辈人不算透彻的历史知识基础、揉捏出的真假参半的新闻报道、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管理严苛、对内危机公关措施筹备完善，以及最重要的逻辑自洽的思维体系建立。这一切造就了“精彩绝伦的实战营销案例”，只是将聪明用在了骗局的周密设置和实施上，服务于非法获取他人经济利益的目的，着实令人遗憾。
整个事件的核心主体有两方，受骗人和骗子。“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造就了这一批人，塑造了共同的逐利特征。而这一共同特征被有心人挖掘，加以修饰包装——同样是出于赚钱的目的，只是在这场游戏中，受骗人因利益驱使，深钻进了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中，成为了受害者。毫无疑问，从骗子行骗的行为角度切入，这种骗局是建立在“金钱至上”——对经济利益的不顾道德礼法的追逐基础之上的，对应着某种程度上“道德沉沦”伴随“物质进步”的可悲现实。
然而，在谈论这一社会表象、愤慨于骗子对老年人的利用之外，仍要去探究病源，随即可见，在“民族大业”的背后，还有着对诸如文化、民族劣根性与人性之间的关联思考。

高级骗局的基础条件——立足历史，紧贴文化，高明营销
尽管明面上这个骗局逻辑并不通顺：真有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得到这么多平常人？肯定是先被知情者垄断消息，真正的信息在有利可图时，是不可能传出来的；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哪怕是真的有“解冻”，也不可能由民间操作，拿出来大家“共享”。那么它是怎样操作导致自己逻辑自洽的呢？
立足真实历史。一方面，以真实历史为依托，宣传时可信度增加，建立起拆穿骗局的知识壁垒。另一方面，利用好历史的主观性，选取历史的真实记载和盲点，进行精心的搭配、编纂和组合，通过真假混杂的新闻报道换取信任。
紧贴爱国情怀。爱国主义，在老一辈人心中尤其有分量。老一辈人经历战乱、贫穷，，苦日子使他们拥有渴望富足的时代特征，针对自己和家庭是如此，针对国家也是如此，希望在海外的财产回到中国，建立起“功利主义上的情怀粉饰”。老人们又确实知晓一些“国家机密”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信息公开这一点上有些讽刺，尤其是官方媒体说明民族大业是骗局，但大家都不信，坚定只是对外不能明说的时候），更增加了骗局体系的稳固性。
营销学就是学会利用人性。难道老人们都不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么？自然不是。这就体现了这个骗局在“营销学”方面的高明之处：军事化管理形成严肃认真的氛围、半真半假捏造的新闻报道煽动人心、在个人得利的基础上加以爱国的粉饰包装，这些营销实践手段硬生生地给“免费的午餐”添加了观感上的合理性；再加上中华民族历来是容易被煽动的，鲁迅先生提及的民族劣根性中，就有一条点出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综合起来，使得老年人在“观望”、“上钩”后最终达到“不可自拔”的状态。
如果不贪不想、非我所求，老人们根本就不会考虑加群。可事实上，潜在利益当前，只是加群围观又不会导致损失，太少的老人能拒绝这种诱惑，更无法克服人性的“好奇”和“利己”。因而对这一社会现象深入讨论下去，到底还是要回归人性本位——对额外利益的贪图。

中国欠缺否定财富价值的文化
与中世纪欧洲国家基督教所普及的“克服傲慢、虚荣、贪杯、好色等罪恶，不恋财富、安分守己、容忍苦难，重视慈爱、谦和、坚贞与守贫”的否定财富价值、视拥有过多财富为罪恶的观念不同，儒家传达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书剑报国、衣锦还乡”本质还是成名获利思想。这种文化因素也是民族大业骗局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
虽有“淡泊名利”之说，但真正能做到的甚少——人是社会动物，身处社会中，很难逃脱对地位、尊重的追求，进而也逃不过对财富的追求；纵有“重农抑商”之谈，但“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读《史记》，还是能通过朝廷在国库空虚时认可用钱赎罪、用钱买官的举措，看出来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财富和地位、权利的交换对等关系。
我无意去抨击这种肯定财富价值的倾向。毕竟它吻合社会现实：霍布斯在《利维坦》肯定了人们在没有和平保障的时期，以求利、求安全、求名誉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在现世安稳寻求公共事业发展时，又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主张。 但凡事都要有一个“度”的强调，或者说是“底线”的设置。

物极必衰——利欲熏心会导致毁灭的后果
明显的因商业文化环境，导致底线丢失，进而导致毁灭境遇的，可数中世纪的威尼斯。具有民主政治和商业外贸典型模式特征的威尼斯，被16-18世纪欧洲新兴的民族封建王国利用专制有效团结的群体力量击败。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封建性的复归反而超越并吞食了‘先进’和‘文明’”背后，是威尼斯人的注重私利与唯利是图。
商业的极度发达导致了利欲熏心，民族大业和爱国主义不见了，个人专利主义促成。很多商人唯利是图不惜出卖城市利益，或是将资金投向冒险事业，使平民和贵族都因此破产；精英阶层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借以上位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梯子，从其他阶层榨取价值。当社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总结来说，商业纷争必然导致利益纷争，而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丧失人性底线的功利主义最终会使任何一种形态的政治体走向解体，这是“物盛则衰”的真理。

投机逐利的文化致使人性底线丢失
人性因其生物本能的驱使而具有唯利是图的倾向，但社会化了的人在积极的文化指引下会不断的追求和谐的境界。只是，投机逐利的文化，甚至会导致人性的底线丢失。
在民族大业骗局中，最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它不是单纯地像赌博诈骗一样利用了人的逐利之心，它在这起骗局中大力的宣扬了爱国主义，利用的是老一辈人相对单纯得多的爱国情怀。尽管此时的爱国情怀多被视为野蛮功利主义上的文明粉饰，但以此为噱头煽动老人，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骗子的底线丢失。

中国正处于投机逐利文化昌盛的时代
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调整趋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人人都追求“个人专利”，就可能带来资本的垄断和人性底线的丧失——进而，对于族群生活的人类来说，群体秩序的丧失，会带来可怕的毁灭后果。上文所说的威尼斯被“落后”体制取代即是该点事实的验证。进而说明，市场是需要底线、需要规范并且需要秩序的，市场经济道德准则的体系需要建立并且完善：应当以利他利己为综合的发展方向，以利己而利他为普遍的道德要求，以合理守法的利己主义和有保留的个人主义为补充。
现如今，投机逐利之风猖獗。伴随着新平台、新渠道的出现，商机频出。最明显的当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好像我们正处于一个人人都可以挣到钱的时代。不如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在狂轰乱炸之下，让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挣到钱的“投机”当道的时代。若是推荐一般的股民像股神巴菲特那般一旦做出持股决策便思考长远，恐怕对方会觉得“被坑”，认为埋那么长的线会丢掉太多赚钱的机会。像“熔断”机制在中国股市万万行不通，根本原因就是国人视持股不是投资，而是投机。
现实也将成为历史，“民族大业”骗局不是第一个骗局，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投机文化猖獗的环境中，不浮躁、保持平和心态很难。但还是要提倡有所保留的个人主义，尊重他人的权利，守住人性底线，方能获得长久的顺遂。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斗智斗勇”，坚守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