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必然相关，不同的工业根据其不同的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加工上的差异，直接排放了污染大气、水、土壤的污染物。中国的工业多集中于重工业，与一些大规模附加值低的制造业，中国的工业产业胜在以量取胜，这意味着生产数量在短时间降不下来。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换句好说就是资源转化率与能源转化率很低，那么未转化的资源就成了碳排放和污染排放的最直接和最大的贡献者，这些都具有明显低端制造的特性。

中国的环境保护以牺牲经济发展的代价，这种观点根本没有实施性，于是环境保护便要依赖于工业的发展，而根据世界的工业发展经验来看，低端工业发展的能耗和物耗在达到它的顶峰之后，就会逐步降低（因为它会经历技术升级的过程），以目前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来看，我们已默认产业的能耗和物耗已达到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极限，所以接下来的工业发展目标是使能耗和物耗慢慢的降下来。

所以，中国的整个环保工作，环保部门究竟需要发挥什么关键的作用，这显得很不现实。环保工作的压力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式紧密相关，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化的制造业国家，如果缺少工业的转型，而一昧的职责工业带来的污染，动不动就关、停、拆，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环保政策为企业提供了一层能耗和减排的束缚，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这种束缚是有限的，因为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财富效应，会使人自觉地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逐步进行消费替代（工业上的低碳和低物耗实际上也代表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产品自然就是更优质的产品），而这种替代效应是建立在工业的自动升级与社会需求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发展滞后与收入分配不均正逐步侵蚀着这种替代效应，消费结构的不改变让中国的环境保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中国是一个庞大国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特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连续性的巨大需求对于工业转型是极为不利的，因为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投入到了维持巨大需求的再生产过程，这就意味在投入工业转型的资金显得非常有限，导致工业转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业转型的巨大资金缺口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转型时间变得漫长，因而不确定因素激增，如环境风险因素。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进程，它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资本投资让我们迅速形成了工业基础的原始积累，但是全球化的二十多年来，它的恶果逐步在发达国家进一步显现：收入分配不均持续扩大，全球化让资本力量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发达国家在追逐的利益的步伐中，进行制造业外移，最终导致了绝大部分的蓝领阶层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时至今日的全球不断崛起的政治保守势力，是对这种“最优比较优势”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的持续反弹。   

对于解决中国的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工业转型，我们的工业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全球资本的刺激，也许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对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工业升级的刺激。那么即使逆全球化成为一段时期的主流，不断缩小的市场或许会为中国解决工业导致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带来契机（因为在更小的市场下，市场更具要弹性），同时不断扩大与流通的资本也可以为中国的工业转型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