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关注行为经济学，所以看到理性非理性这样的字眼就很敏感，下面是文中摘录的燕京大学林迈可教授《中国与冷战》一书中的的一段话，和主题无关，不过看着也挺有意思，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因为对经济形势失去控制，西方文明似乎就要走向崩溃，并且当时的经济理论无法对发生的一切给予满意的解释……对于使用闲置劳动力、设备和原材料生产人们需要的东西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目标，人们就是不知如何下手。对这种形势的反应恰类似于目前对国际危机的反应……

实际上，西方文明并没有安然渡过大萧条……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把经济危机看成一次挑战而非一种命运的人们发展出了新的经济理论，使得经济系统看起来再也不会像大萧条那样失去控制……

现在危机已经从经济学转向国际关系。恰如在大萧条中一样，危机形势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其明显的非理性……

我这里试图表达的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萨伊定律就是这样的假设：大多数人都理性地行事，也就是说，给定他们可得的知识，他们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最能执行他们意图的事情……只有基于“相当一部分政治行动都是非理性的”这一假设，我们才能去理解这个系统……当然，并不是说我已经写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凯恩斯《通论》，但我确实希望我的想法能为其他人提供一个起点，从而设计出一套理论，在这套理论下，国际形势是可控的。

凯恩斯的理性观是否也可以为行为经济学所借鉴呢？

这种宝贝也找得到，偶真是服了你啦。正考虑考虑加入恒山派。

据偶所知，早期安徽大学得益于南京大学（即中央大学）。经济学方面偶倒不清楚，但偶知道安大以前有一个罗马法的泰斗，叫周某（后一个字偶不认识），写了本罗马法教程，直到现在无人能超越，法学院史际春教授就是其弟子。当时一篇纪念文章写道：为什么我们当中没有真正的学者？因为我们没有用心。意思大致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学者处境很惨。

毛主席以前一声令下，东北农学院这个世界水平的大学不得不搬到乡下，和农民打成一片。毛主席说，研究农学，要想农民学习！结果，中国从此在没有世界水平的农学院。

"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中国罗马法泰斗周枏在寂寞中远去

吴晨光

我手执96枝白菊花，为一个崇高而沉默的灵魂送行。 2003年11月30日，我第一次来合肥采访周枏（nán）时，曾把一束康乃馨献给这位时年95岁的法学宗师，祝他健康。世事无常，半年后的今天，如同白菊代替了红康乃馨一样，一幅遗像凝固了这位老人恬静的笑容。 他于2004年4月15日辞世，摆脱了呼吸道与肾病对他的双重折磨。曾经的卧室--如今的灵堂里，弥漫着香火与鲜花混合的味道。 曾经的鲜衣怒马 作为一位中国法学界无人不知的罗马法泰斗，周枏却沉寂了足足半个世纪。 与梁启超、蔡元培、费孝通等人的35部著作一起，周枏的《罗马法原论》被选入"商务印书馆文库"。当代著名法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徐国栋对此书评论说："此书，是中国最权威的罗马法著作。" 序言第三页："本书问世，历经曲折。"此言不假，从初稿到付梓，前后竟然长达五十余年。 1926年，时年18岁的周枏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创办于清末，曾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赞助和支持--编者注）就读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罗马法的内容。"那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时效制度’与’共同海损’。" 我见到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为他出具的出国留学证明信："学生周枏系江苏省溧阳人，现年21岁。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堪优良……" 从1928年9月开始，周枏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苦读6年，他先后获得了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周枏被授予博士学位时，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在比利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超过10个。 "罗马法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被称为’万法之源’，尤其是当今全部民法的鼻祖。"一位法学人士说，"当今世界有两大法系--在法、德及中国等地实行的大陆法，以及在美、英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实行的英美法。罗马法对两法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曾称之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1934年归国后，周枏先后执教于上海持志学院、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地。"周枏先生为学生讲授罗马法的首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远流长，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外国知识？"有法学界前辈回忆说，"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思想，开始在学生中传播。" "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父亲共写出了33万字的罗马法讲义。"周枏的儿子周枏一煊说，"当时的中华书局已经打算将其列入大学用书出版，但终因战乱而作罢。" 解放前夕，周枏出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时，文学家钱锺书也在该校任中文教授，两人相交甚深。 钱锺书曾以"鼋头渚"（无锡一著名景点）为上联征集下联，周枏笑答"燕尾洲"（江西的风景区），二人相对抚掌大笑。 那时候的周枏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法学领域纵情驰骋，非常自信乐观。 被逐渐遗忘 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但好景不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殊环境里，英美法系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徐国栋回忆说，按当时的观念，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 从1952年到1956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多达165种苏联法学教材，竟然无一涉及罗马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周枏和其他一大批法学精英受到了排挤。 1958年，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青海师范学院对他承诺将建立法律系，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停办。 周枏就这样，被"遗落"在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在西北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 祸不单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为人正直的他被指责和批判。 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周枏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 他女儿周枏莉华回忆那段屈辱的经历时说："直到父亲1972年退休时，一名工作人员还轻蔑地当面斥责他--’你算什么教授’！" 周枏的家人也深受牵连，他的子女虽然成绩优秀，却被禁止报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周枏结发之妻因为生活严重不适，把生命留在了西宁。那些日子，时隔多年，周枏甚至都不愿意回忆了。作为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忍受着外加给他的这一切。但信念是坚硬的。据周枏一煊回忆，红卫兵来抄家时，父亲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此后《罗马法原论》的问世。 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一个法学大师在偏远一隅空耗着人生本该开花结果的黄金阶段，直到进入垂垂暮年。 人生始自"古来稀" 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枏的好友钱锺书被平反、其作品《围城》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已回上海赋闲的周枏仍因无单位收留而四处"巡游讲学"。 一个机会终于在周枏72岁高龄时姗姗来迟。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枏教授主讲罗马法。一颗火星燃亮一片，当时参加进修班的中南政法学院、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的十几位教师，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大学的罗马法专家。 1987年，安徽大学决定将周枏的讲稿整理出书，并成立了五人小组为此工作。7年过去，1994年，《罗马法原论》终于面世。 周枏知道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拼尽老命，为这个并不曾厚待他的世间留下他的专长。 他对工作的执著令人惊叹，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 他的关爱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里，虽然生活拮据，却从不收取学生的一分钱馈赠。周枏淡泊名利，在这段时间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 1980年代初，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法律词典--《法学词典》的编撰，此后又加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写组。 1985年，作为五名资深民法专家之一，他对中国《民法通则》进行了最终审稿。彭真委员长很惊讶--"想不到安徽大学还有这样的人才！" 桃李满天下。周枏在安徽大学工作的10年里，曾为三届硕士研究生授课，弟子中很多人已经成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源扩教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主任蒋敏等。 1997年，时届89岁的周枏开始参与《英美法词典》的校订。（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没有报酬、不问署名，在此后的5年里，周枏一直为词典无偿工作。"他的手已经颤抖，无法写字，便让第二任妻子--黄友瑜把注解记录下来。"当事者回忆说。 在此期间，这位法学泰斗一直居住在上海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筒子楼里，那里几乎不见阳光。2002年5月，周枏不得不搬回在安徽大学的女儿周枏莉华家--不足50平米、建于50年前的老楼中。老房，墙皮和地板已斑驳不堪。今年年初，西侧卧室的顶棚上，约一平米的白灰突然脱落。 周枏莉华说，安徽大学已经决定分给老人一套92平方米的新房。但由于工程屡屡脱期，父亲在离开之前没有实现乔迁的愿望。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曾感叹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遗愿，完成的与未竟的 "老师的治学严谨持续到了生命的终结。"参与整理《罗马法原论》后记的田田说，"4月12日，我见他最后一面时，他还叮嘱我，要把后记再行校正。" 4月14日，医院为周枏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死神来得很快，15日下午4时，老先生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周枏莉华正在去学校筹集医药费的路上，赶回不及。下午4时20分，周枏静静地走了，孤独一人。 按照周枏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将捐献给红十字会，他的藏书将捐献给安大等四所高校。 我站在灵堂里，默默地悼念着这位法学大家。 他的影子突然跳出来，一切变得如此鲜活。今年1月初，当我再次拜访他时，提出要为他拍照。老人兴奋地笑起来，用手指着柜子--原来，他要戴上一顶漂亮的红帽子才肯合影。 "他们中的又一位离开了。"参与编辑《英美法词典》的薛波感叹说，他所见过的那些学贯中西、平和近人的法律前辈们正一个个逝去。 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奇武去世； 1999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开墅教授去世；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教授卢峻去世； 2002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科院蔡晋教授去世； 2003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后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也离开了。 他们曾经的梦想，曾经的热血，和曾经的孤独，此时都化已为沉寂，正如那首美国军歌所唱，"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 后记：周枏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04年4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合肥殡仪馆进行。周枏先生的亲友及安徽大学有关人士参加了葬礼。 或许，能让逝者安心的是，目前中国罗马法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就如同他在《我与罗马法》一文中写到的："北有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研究中心，南有厦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还定期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经常派人到国外研究交流。信息时代的到来，可在互联网上便捷地查到罗马法的资料。希望有志于该法研究的同仁们继续努力，定会结出丰硕成果。"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说的多好啊，当时偶读到这里，心理发紧，不知是惭愧还是痛惜。

三次拒绝国民党的赴台邀请，是不是品行之一种？俺真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