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他是把“理性人”作为一个前提假设来展开论述的，但是这个“理性人假设”被我们这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偷换成了“不讲道德的人”进而把假设偷换成了理所应当的情况。
      我们这里有人为此摇旗呐喊站阵助威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需要这种不讲道德。而这种需要是普遍的而非个别的。不是吗？ 聪明极了，也胆大极了，之所以如此狗胆包天，就是因为如果对己不利，那么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是所谓的理性。

      在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一定有立场存在，不存在没有立场的经济活动。一个人在经济领域，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就一定奉行完全不同的理论，站在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问题不在于这种不同，而在于只要在经济领域反对劳动价值论或者没有劳动价值论概念的，就一定竭力把拿别人的钱来用是光荣的，用光别人的钱是聪明，巧取豪夺他人的劳动成果是机灵当作自己信条，只要有人监视和约束这种聪明，那么他就会更加不择手段做出见不得光的事情，还把这种利用职务和知识来侵占他人财产的举动叫做“脑力劳动”。如果这就是脑力劳动，那么我们国家不需要这种脑力劳动者。

       为什么我们国家高学历的金融罪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教育中既没有能建立其严格的监管机制，又丢掉了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宗旨，以个人赚钱多少为衡量一个人一切方面的标准，于是这个国家不仅在金融领域，而且在一切方面都被一批阴险狡诈，卑鄙龌龊的所谓“精英”所掌控。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经济越来越走向滑坡的根本原因。阶级斗争始终有新动向，剥削不仅仅是指利用资本来占有他人劳动中的无偿部分，同时，利用职务和知识实现这个目的的同样属于剥削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