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白浪一帆
皇帝與欽差大臣的從屬關係或許可以利用組織理論（organizational theory）中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觀點分析。依照明清兩代的政權結構，皇帝坐鎮京師，至於各省則由（總）督（巡）撫來監管。亦即，皇帝是主理人（principal），任命（雇用）各省督撫成為代理人，（agent）秉承皇命，代為治理地方百姓。
俗語：天高皇帝遠，出了天子腳下京城的文武百官多數會想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從』，皇帝無不絞盡腦汁，想盡辦法來確保屬下臣工盡忠職守，不會貪墨受賄，甚至懷有二心，意圖篡位。當年曾國藩掃平太平天國之後，趕緊解散湘軍，就是怕朝廷有錯誤聯想，功高震主之後，惹禍上身。這可說是統兵將帥的封疆大吏從代理人的角度出發來揣測皇帝（主理人）的心意。
代理成本之所以有趣與有用，乃是因為它提出的三個假設，相當切合人性：
1. 有限理性—主理人無法完全監督代理人。所謂人心隔肚皮，臣工可能貌似忠誠，卻心懷詭詐。加以帝國幅員遼闊，距離使得皇帝可能鞭長莫及。
2. 主理人與代理人的目標不同。皇帝想確保皇權獨大長久；臣工不管是發展抱負或是明哲保身，不得不結為朋黨來自保，進而升官進爵，裂土封侯。
3. 人（主理人與代理人）是自利的。至此，朋黨利益可能高於皇朝利益。
由於皇帝與朝臣督撫的目標多所歧異以及資訊不對稱，便會產生所謂的代理成本（林東清，資訊管理，2008， p. 140；李寿喜，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的逻辑关系，2008， p. 45），包括：
1. 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皇帝會了監督各省督撫，所導致的非生產性的額外成本。例如明朝的東廠制度，清代康熙以下的密摺制度。甚至傳言，曹雪芹父祖擔任的江寧織造，除了正職的供應皇室絲綢衣物用品之外，尚有結納江南名士與偵防地方官吏的使命。
2. 擔保成本（bonding cost）：各省督撫為了應付監督查察，所導致的非生產性的額外成本。結黨自保，送禮孝敬等是。
3. 殘餘損失（residual loss）：由於政治鬥爭﹑權力遊戲﹑粉飾太平﹑本位主義﹑消極不合作等所造成的皇朝損失。
對皇帝而言，面臨上述的代理成本，他可以設計一套激勵（incentive）制度來消除或減少代理成本，只要：
激勵成本 ≦ 監督成本＋擔保成本＋殘餘損失
古時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同姓宗室或是異姓諸侯，便是著重激勵面。讓代理人（諸侯）的利益與主理人的利益能夠一致。但隨著統治技術的進步，使得監督成本下降，導致皇帝可以少付點激勵成本。所以郡縣制度取代分封諸國。故自秦漢以降，中國歷朝的中央集權程度與日俱增。清初康熙皇帝之所以推動『削藩』政策，其中不乏因為籠絡吳三桂等三藩所耗用國庫收入近半，亦即『削藩』可以降低皇帝老子必須付出的激勵成本（保護費）。
回到版主的考題：
皇帝老子除了要取得地方資訊，有時也要欽差大臣代為處理某些臨時的疑難雜症，但有些若是嚴重，也是會動搖國本的疑難雜症，例如科場舞弊案。
蒐集資訊的方法一旦機構化（institutionalized）成為常設組織後，便會如同總督﹑巡撫﹑布政使司﹑與按察使司等衙門需要支付經常預算或費用之外，皇帝勢必還要選派另外的人力或單位來監測上述的常設機構。所以除了這些機構的維護成本之外，皇帝還要支付另一筆監督成本。而且有難保這些機構不會互相串連，肮瀣一氣。所以對皇帝而言，另一個成本較低的選擇就是選派欽差大臣，其成本較低的原因如下：
1. 有事再派欽差，只需付出直接成本。
2. 欽差若是辦好差事，也只需要一次的賞賜。
3. 欽差會感恩皇帝對他的賞識（無形報酬），讓他辦差，所以欽差付出的心力會比他想要求的實質補償為低，亦即皇帝可以從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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