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的法则大多从自然法则演化而来，奴役与统治是进化之后的弱肉强食。翻开中国的历史，从殷商时期的奴隶制度说起，那时人附庸于人，强者总想利用弱者来为自己劳作，精神上，可以满足强者的征服欲，物质上，可以节省辛苦的汗水，这是本质性的命题，当强者更强的时候，他就要奴役、统治、雇佣更多的弱者，他必须拥有更为完善的制度来服务这一目的，而不单单是皮鞭和脚镣，国家应用而生了，与其共生的还有金字塔式的统治集团，统治集团的稳定性要求内部有一定的顺序，这就是马克思笔下的阶级。军队、监狱、官僚、律法都是形形色色、各种形式的制度，为那个高高在上的强者服务的制度，是强者统治弱者的制度。人类的经验给他们带来了农牧业，利用土地和牲畜等资源大大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定居劳作代替打猎捕鱼，人力不再是生存的第一位，土地和工具更为重要，那么，封建制度的到来就不为怪了。封建帝制下，有句名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代表了什么呢？所有的一切属于皇帝，那个终极的强者，此时，农民拥有了生存权，有了对自己生命掌握的权力，帝王不能任意地残杀人民，但不排除以各种名义和暴力掩盖下的掠杀，但起码有了掩盖，但农民的土地属于帝王，这个帝王指一个人亦或一个家族，农民对土地的耕作成果有部分必须属于帝王，因为土地是帝王的，这应该是租赁关系，弱者与强者之间关于生产要素的租赁。此时，国家属于帝王，国家不属于人民，不要因为国家防御外敌就误认为国家属于人民。中国人是非常仔细和认真的，他们日益完善这套制度，以至于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可以永远存续下去，因为几乎弱者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帝王都是血肉之躯。在经历外来侵略和内部纷争之后，中国进入了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相信有共产主义的存在。在这种制度下，财产属于国家和集体，国家属于全民，党领导国家。党是纯净的党，是人民热爱的党，是经历过考验的党，党不是抽象的，是这个团体所打的旗帜和他们的信仰。在这个制度中，人人都有财产，但全部交给国家和集体，由国家和集体来管理，即财产共有，相对于封建制度，人民拥有了财产所有权，人民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财产共有是相对于财产私有的，在生产低下的情况下，共有能最大限度保障群体的生存，但在物质生活已经满足生存基本条件后，共有却只能降低效率，滋生贪污，践踏公平。但是如果平均分配，就可以弥补这种委托代理的弊端。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拥有权力的强者，而没有拥有财产的强者，但最要命的是共同占有和平均分配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的惰性终究要将共有财产消耗殆尽，却被制度所限制而不能提高效率，真可能发生“活人被尿憋死”，因为没有撒尿的地方。于是，制度改革发生了，国家允许人民可以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部分的生产工具，以此来生产更多的产品，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加，人们发现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地飞快，但谨慎的领导者知道如果快速的私有化，不但颠覆了党的初衷，而且会产生诸如东欧国家的恶果，所以私有化慢慢的进行着，暗流涌动。渐渐的，社会中出现了两种财产所有形式：共有的、私有的。这两种制度相互并存，却又相互斗争，私有地不断侵蚀共有的来壮大自己，共有的属于全民，私有的却属于个人，人民逐渐变的愤怒，因为他们共有的财产被部分的人所占有，这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理应属于全民，由国家代为管理，由此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但管理者对财产的所有举动不可能全部为人民所知晓，于是人民只能寄希望于管理者的诚信。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效率和利润的提高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将会自动死亡。对，不能见死不救，要效率，必须让共有的变成私有的，管理层收购、非共经济参股成为一剂剂良药，至此，国有企业迅速成长，甚至扬名海内外。国家比较高兴，毕竟国有企业由死复生，人民情感复杂，他们没有能力来理清这种改革下对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许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国家和自己的关系，也许只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这八个大字。国有企业按财产的价值出售给了私有者，但财产的价值不代表财产所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