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还是有区别，一是可能当时翻译过来时很难导致现在困惑，另一种是确实存在差别。如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引起的原因不同，有的说制度创新被看作是对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与生产率增长的滞后反应，认为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还有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而制度创新则有点完全排异以前先存的制度，是一种全新的，这或许跟社会状况有关，相信这样的变化是有适用范围的，如企业或团体，但对一个国家则用的更多的可能是制度变迁。另外不知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会有怎样的效果？ 不妨试试！

我觉得无论是书上,还是论文中,都 没有讲清供求的分析更是没有讲清.盼高人来讲一讲呀..

关键在于对“创新”的理解。

广义上，创新是内部矛盾的自我扬弃，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因此，它能促进事物自身的积极发展。在中文的语境中，更主要指过程，而不是结果。变迁是指事物变化的状态或结果，体现了一种变化，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在语境中，更偏向于结果。创新强调了事物内在联系性，变迁强调了事物外在变化情况上。比如，小农经济的变迁，不能说小农经济的创新；只能说中国的政治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变迁，而不能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创新；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变迁了，应说社会主义体制创新了。

狭义上，两者区别却正是你所说的“联系”：在数学逻辑上，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来说说经济学上狭义的理解。

那么，制度变迁是如何产生的呢？从学习和意识形态出发，诺斯的理论是：

首先，要区分一下制度和组织。简单讲，制度是游戏规则，组织是游戏参与者，组织的形式可以是企业、政党、经营机构、学校或大学。在给定目标函数下（利润最大化、赢得选举、商业经营、教育学生），组织积极地获取技术和知识，而这些技术和知识能增强在广泛存在的稀缺性和竞争下的生存可能性。（Given its objective function--profit maximization, winning elections, regulating businesses, educating students--the organization which may be a firm, a political party, a regulatory agency, a school or college, will engage in acquir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will enhance its survival possi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ubiquitous scarcity and hence competition.）

而变迁的主体是“企业家”，即组织的决策者。“企业家”的主观认识（意识形态）决定他们的选择。这种能带来收益的技术和知识是制度矩阵中内在的激励结构的函数。学习和技术的获取将导致“企业家”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来解析（应对）环境。反过来，这种意识形态也将改变潜在选择能认识到的相对价格。事实上，它通常是外在变化和内在学习的混合体。这种内在学习可以触发选择，而选择则导致制度变迁。 （The kinds of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will pay off will be a function of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nherent in the institutional matrix. The agent of change is the entrepreneur, the decision maker(s) in organizations.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mental models) of entrepreneurs determine the choices they make. The acquisition of learning and skills will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ntal models by entrepreneurs to decipher the environment; in turn the models will alter perceived relative prices of potential choices. In fact it is usually some mixture of external change and internal learning that triggers the choices that lead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正式制度的变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革命性的变迁及路径依赖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在此不再赘述。

诺斯等把社会的变迁总结为： “现实”→信仰→制度→特定（具体）的政策→结果（改变了现实） “reality” > beliefs > institutions > specific policies > outcomes (and, thus, altered “reality”)

美国经济史的一个拓展轮廓阐述了制度、组织和参与者的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产生了制度变迁。（An extended sketch from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illustrates the way in which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mental models of the actors interact to produce institutional change.）

诺斯2000年以后的思路还是以学习、信仰和认知等展开的。

另参见：诺斯. INSTITUTIONAL CHANGE: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arning,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r. 1, 2004

奖励zhangweiguo金钱30 。

非常感谢4楼的,

不过我觉得诺斯等西方学者在讲制度变迁(好象他们并没有特别地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进行区分吧)主体时，总是把他们定义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他们在把制度变迁主体分层次时，也分为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等，我总感觉比较的别扭，一是举例子时很难界定哪些是初级团体，哪些是次级团体（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举了些中国改革的例子，不过我并没有感到很有说服力。而按其他的学者的划分：分为国家、自愿联合体、个人，我觉得这样在解释力和解释的方便程度上大大提高了）。

在讲到变迁时，他们也把制度环境定为宪法秩序，并把它看成外生变量。具体制度安排（实际上按我的理解，他们也就是在说比宪法小的制度子概念吧，包括国家法律，或者企业等方面的制度）在制度环境中发生变化。不过他们在讲到经济增长和制度的关系时，又自然不自然的把制度定义到了国家基本制度这个含义上。

正因为这些原因，我感觉到他们在说明问题时，总在把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搞混了．另外，不管按外文来翻译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是否会有不同，我感觉从中文来讲肯定是不同的．（联系区别的话，４楼的说的比我全面，我也基本赞同。）

或许是出于对国外那些先驱和著名学者的尊重吧，我看到不少中国学者在编教材和写论文时，总是喜欢用那些学者的原话，而不管那个翻译过来的原话在中文中念起来是多么的别扭（尽管在他们本国语言中不会是那么拗口）．我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制度经济学不久的人，丝毫不敢怀疑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水平和能力。不过，我在这里想建议中国学者和学生，在下定义和研究时，参考国外先进理论当然很有必要，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析呢？？在别人下了定义后，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角度去多思考呢。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是想向广大学者和学生求助。希望大家在发言时，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非要引用某某大师的原话吧。（请注意：这里是讨论，不是写论文，没有人会要求一定要注明引文的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