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观

读中国历史，在绵延数千年的时间中，我总想试图抓住一些脉络和关键的东西，来加深自己的理解。一般来说，试图为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寻找所谓的亘古不变的特征是徒劳且无用的，但我仍然努力从我所阅读的文献和评述中发掘自己所感兴趣的部分，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一些幼稚但是对我而言很有意义的观点，因为它能帮助我在繁杂的故事中寻找线索和理解其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 社会结构及价值观 无疑的事，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的国家。中国的自古以来的社会结构，基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即强调以一个家庭或者氏族而不是单个的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家族的利益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这也许和中国是农耕社会，人口迁徙较少，人们比较依赖家族生存有关。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世界上，他并非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利益个体，他同时还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丈夫，可能还是家族里的指定继承者等，即他是作为一个家族中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他有自己的地位，作用和责任。他的成长离不开家族的环境，而其生存的意义也是和家族联系起来的。举个例子，一个中国传统男人的理想不外乎封妻荫子，衣锦还乡，他的荣耀地位等都是和其家族联系起来的，而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往往会有家族内部的支持和帮助。这和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价值判断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将在稍后谈到。理解了中国这种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单位基础，其上面的政府和国家也是类似。“家国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是一种放大。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如同小家庭的父母一样，政府在国家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其自身，对国家内部的百姓也如同子女一般有着爱护治理，使其安居乐业的责任。政府和人民，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有着对等的地位，而是父子关系，地位是由上下区别的，如同父亲的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可以干涉个人的生活，这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是不一样的。而谈到这里，就必须谈谈中国维系自己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的这种价值体系。为了维持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存在着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判断体系，作为稳定这种结构的纽带和工具。中国的这种价值体系有三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是血缘，正名和道德。无疑地，血缘是家族联系的基础，而家族的结构也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父母对子女，兄长对弟弟都有着天然的权威和责任。在一个家族内部，是有一种由血缘关系确定的尊卑，上下次序的。而推而广之，一个国家内部，也有君主，臣下，百姓的阶层分别。这种分别虽然不像家族内部那样是由血缘先验的决定，但在一个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君臣关系也随之确定。在家族内部和国家中，存在着有权利和责任区别的不同阶层，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次，维护这种阶层间的稳定，靠的是“正名”，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里，我觉得每句的第一个字应该作动词讲，即父亲应该像做父亲一样，对子女进行管教和教育，处理家庭事务等，而儿子也应该像儿子该做的那样服从父亲的决定，尽到自己的孝道，君臣之间，同样如此。儒家的这种正名思想，在于维护那种有差别的社会结构，它强调各阶层有着自己的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阶层范围内尽力做到一种完美的角色。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去我们总认为罪恶的封建礼教一味强调父亲和君主的权威，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压迫。然而父亲和君主其实拥有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支撑家庭和“平天下”的义务。正名的思想非是为了强调一个阶层服从另一个，而是强调各阶层该做什么，必要的时候，儿子也有和父亲争辩的权利，民众在君主没有尽到自己的为君之道时也有合理反抗的权利。而作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最核心的一环，是道德至上的思想。区别于西方以契约形式出现的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的秩序的制度，道德是一种非形式的，相对含糊的，以事实正义为核心的体系。道德是中国人在处理事物时的最高判断，相对于西方的“合法性”。中国强调“合道德性”。举个例子，中国每次在某大臣篡位之后，举行的所谓“禅位”仪式中，总要强调新君更加有“德”。而在发动某次叛乱或起义时，反叛者也同样要批驳当道者的“无德”。想想陈琳写的讨曹檄文，满篇都在攻击曹操的个人品质甚至其家族内其他人的品质。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对他来说没有法律上的约束，而制约皇帝的行为的，是道德要求，即皇帝的行为也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而这里必循强调的是中国所独有的史官传统。史官的责任是客观地记录下当政者的行为，并以道德的规范评价之。所谓“春秋笔法”，就强调要以史书作为道德的教材，鞭挞暴君奸臣的恶行，弘扬志士仁人的善意。“春秋出，则乱臣贼子惧”，其实，惧的不仅仅是乱臣贼子，还有贵为天子的皇帝。中国有个可贵的传统就是皇帝是不能干涉史官的活动的，史官有独立记录历史的权力。这样的话，皇帝的行为最终也要在道德的天平上做个衡量。当然，总有世俗的力量想要干涉史官的活动，而中国另一个优良传统，即后朝为前朝修史，又制约的当权者的行为——就算你封了现世人的口，最终的道德评价也是不可逃避的。儒家几千年来不遗余力的强调着尧舜与纣桀的区别，其实，远古的那几个君王早就演化成一种标志——有德之君，在历史上会有着尧舜一般的万世称颂的待遇，而暴虐的君王无疑有着象纣桀一样遗臭万年的可能。这对深受道德主义熏陶的君主们无疑是一种巨大制约。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第一位的，而成文的条例法规是第二位的，历史上每每有刚直不阿为民做主的官员私放官粮等事出现，而这种为了道德而违反法规的事也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而在基层，处理各种民间纠纷的标准就更加是以是否符合道德和事实正义为依据的，实施者一般是德高望重的乡里的族长或是乡绅一类人物。只有在矛盾很激烈的时候，才会采取诉讼到衙门，请求国家法律的裁决。而中国的法律，又往往给了法官很大自由裁量的权力，裁量的标准呢？无疑还是道德。这三个部分结合起来，就组成了中国价值体系的框架。由于对血缘的重视，建立了有差别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结构依靠正名运动来维持，而判断一切在现实中是否合理的和正确的标准则是道德。相对应的，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契约关系进行协调，而法律——一种个人间公共的契约具有最高的判断性，道德很大程度上宗教的附属产物，是为了得救和信仰的带有功利性质的道德，是对法律的补充，而不象是中国那样是法律设计的基础。

国家性格 中国的国家性格，我觉得可以是以“平天下”为导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生轨迹。所谓“平天下”，简言之就是要保持国家的稳定，民众的安居乐业。一个政府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开疆辟土或是发展经济，而是给民众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道德高尚，太平安宁的社会。这大概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东面面临太平洋，南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西是青藏高原和中亚的荒漠，北是西伯利亚荒原，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很少受到其他强势文明的影响，而中国又内部不象欧洲小国林立，大部分时间是处于统一的状态，就没有象欧洲各个国家那样有强烈生存压力，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由于周围没有强大文明的压力，发展经济和技术就不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庞大帝国的稳定，为了稳定和有效的统治甚至可以牺牲领土。比如在施琅收复台湾之后，就有很多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不利于治理为由建议把岛民内迁大陆，放弃台湾岛。就是说在传统的观点中，维持整个帝国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为此可以放弃部分不能有效控制的领土。在汉唐的中后期，就每每有中央政府放弃对边疆上的某些领土或放弃对某些小国的宗主权，收缩兵力保持帝国的整体的稳定。对于中国人来说，开疆辟土固然好，但那是在国家强盛时的奢侈品。与民休息，保持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第一位的。汉武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就曾深深忏悔自己穷兵黩武对百姓造成的损害。“为万世开太平”，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而那种所谓“用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则是一种偶然或是非主流的意识。这样的话，帝国在初期的扩张之后大都比较内敛，以期建立有效统治，保持人民的生活稳定。追求“平天下”的理想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传统中对兼并的深深厌恶，历代王朝都以反对兼并为要务，尤其东汉由于地方豪强的崛起而削弱国家权力和财政收入的教训使各朝在设计田制和税制时都刻意的打压地方的大地主豪强。在政府看来，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打击了国家税收的基础——大量的小自耕农，国家收入因此减少。无地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是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大量的农民起义都是由无地的流民引起的。地方豪强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甚至会对抗政府，这是追求天下太平的国家性格所不能允许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国家对能迅速积累大量财富的大商人亦是采取打压的态度，商人的经商会受到政府限制，社会地位也较低，即使有财富也得不到尊重。中国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有着广大的地域和人口，各地都有不同的经济文化情况，在当时信息传送很不方便，各地交通亦不发达的时候，在各地建立一个有效的统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世界上幅员广阔的帝国大多寿命不长，原因就是在军事征服后不能在各地建立有效的统治，马其顿帝国，法兰克帝国，蒙古帝国都是如此。而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小政府策略，即中国政府的规模和其他帝国想比是比较小的，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干涉是比较少的。由于在中国道德是强于法律的价值标准，所以大部分的民间纠纷是通过乡里的自治组织，由当地较有威望的人仲裁来解决，比如家族的族长，当地的举人等，举个例子象《阿Q正传》里的赵家。这样的话政府的治安和法律工作人员就会很少，往往是当地的行政首脑兼任法官，一个县的政府人员只有大约几十人。这种道德式治理使中国在保持较少行政人员从而较少财政开支的情况下保持地方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中对政府干涉民间经济生活基本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老子》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儒家也一直反对“与民争利”。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就是儒家与法家关于是否对盐铁进行国家专营而作的激烈辩论。在王安石进行变法，试图用国家力量干预民间的商业和金融时，司马光和苏轼等人就进行了强烈的反对，认为这是和小民争微末之利。而汉初所谓的黄老之数也强调与民休息不加干涉的政策。那种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治大国，若烹小鲜”才是真正理想政府。而这和西方现在的自由主义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经济的较少干涉，避免了在当时信息及执政素质落后的情况下官僚体系对民间进行干涉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的政府构建是采用以一种理想化的设计铺向全国，而在实践中对设计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变通的方法，这样既保持了帝国内部的一致性，又兼顾了各地的实际，建立了一种低成本高稳定的帝国结构。在这么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保持了一种制度在数百年的时间内基本不变，在古代社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地方发展的不平衡，而制度又不能改进以适应这种不同往往会导致无效率，这也是各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平天下”的国家性格是一个影响中国的重要因素，以此可以解释很多现象。那么什么是确切的“平天下”？我觉得《礼运 大同篇》无疑是最好的解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中国人心中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