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 资 的 立 宪 理 论

唐 寿 宁 内容提要

投资的立宪理论属于一项经济学纯理论的研究。这项研究旨在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所注意的核心不再是传统理论所关注的稀缺、效率标准，而是一致同意标准。当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被看作是一项集体决策时，就可以使一致同意概念有了一个经济活动的落脚点。投资活动中的风险实际上是要求投资决策贯彻一致同意规则的一种约束。如果一项投资决策取得了全体投资者的同意，那么就找不出风险存在的根据。由此就提出了在投资决策中如何体现、加总投资者意见的问题。把金融产品看作是投资者体现其权利、表达其对于投资决策的意见的工具，把金融机构组织看作是投资者为了满足其权利要求而建立的投资者组合形式，就可以对投资决策中如何贯彻一致同意规则进行讨论。这样，就使得对于投资活动有了一个不同于已有理论的解释。这体现了对于原有理论加以拓展的一个探索。之所以称为投资的立宪理论，就是因为借鉴了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讨论是围绕着一致同意这一基本概念展开的。

前 言

从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的时候起，我就为自己设定了两个也许只是到现在我才能说得清楚但在我的内心却始终没有含糊过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寻求提出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将是能够体现融合了中国经济的特殊制度特征的，而不仅仅是对于发达市场经济加以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努力着重于对原有理论的拓展。我是在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１９８６年开始接触公共选择理论进而知道立宪经济学的。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一理论是一个我一直在寻求的理论切入点。我认为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代表着对于原有经济理论的一个扩展方向，我的拓展就是立足在立宪范式基础上的。

第二个目标是找到这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在具体经济活动中切入点。如果不能进入实际的经济活动的分析，那么，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就是成问题的。相比较而言，构想一个一般性的框架可能是容易一些的，而寻找到一个具体经济活动的切入点，使所构想的框架能够进入到具体经济活动的解释中，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了。至少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没有找到具体的切入点，一般性理论框架的构建实际上也只能停留在泛泛的论述之中。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就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我的研究要把立宪理论引入投资活动中，使立宪经济学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把投资活动作为具体经济运行的切入点，并不是我的一个刻意选择。几年的银行工作经历使我对储蓄、投资有切身的感受，所关注的问题也自然围绕着这一领域而展开。虽然不是刻意选择投资活动作为具体的切入点，但后来发现，投资活动作为一个具体的展开领域，却是再合适不过了。风险与一致同意这两个概念，竟然是这样的对应。

作这样的努力可以说是一项跨度很大的工作，既要关注方法论方面的论述，又得熟悉所要涉及的具体经济活动。我自己感到十分的不易，甚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不仅是一项对我来说勉为其难的工作，而且有着相当的风险。因为如果弄不好的话，我可能两头都没沾上边。既没有在具体经济活动领域作出更细致的解释，又没有在方法论的领域形成更为丰富的积累。

我在投资的立宪理论这一题目下所作的研究，可以说浓缩了我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追求。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所注意的核心不再是传统理论所关注的稀缺、效率标准，而是一致同意标准。当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被看作是一项集体决策时，就可以使一致同意概念有了一个经济活动的落脚点。投资活动中的风险实际上是要求投资决策贯彻一致同意规则的一种约束。如果一项投资决策取得了全体投资者的同意，那么就找不出风险存在的根据。由此就提出了在投资决策中如何体现、加总投资者意见的问题。把金融产品看作是投资者体现其权利、表达其对于投资决策的意见的工具，把金融机构组织看作是投资者为了满足其权利要求而建立的投资者组合形式，就可以对投资决策中如何贯彻一致同意规则进行讨论。这样，就使得对于投资活动有了一个不同于已有理论的解释。这体现了对于原有理论加以拓展的一个探索。之所以称为投资的立宪理论，就是因为借鉴了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讨论是围绕着一致同意这一基本概念展开的。

进行这一理论拓展的必要性在于，当我们以一致同意作为解释经济活动的基本概念时，就使我们可以以贯彻一致同意规则的不同情形对不同的制度规则加以概括。因为，一致同意概念具有更为广阔的内含，具有普遍的容纳性，也就是具有一般性的特征，从而使不同制度规则下的投资活动可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获得解释。

以立宪范式对投资活动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尝试。这一尝试既努力对立宪经济学加以发展和深化，又旨在对投资理论作某种提升。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体现了一个立足于中国进行理论拓展的探索。

我所说的立足中国以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不可否认是体现了某种“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王亚南，１９５５，第３０１页）的倾向。在这一点上，我想我是受到了王亚南先生的影响的。２０年前在厦门大学图书馆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这两本书时的激动，是我一直不能忘怀的。也许就是这件事塑造了我的研究风格。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的特殊运行机制问题，关注着经济史，关注着纯理论的进展，一直想着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不过，我同时也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建立一个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理由，而应该是对原有的理论加以拓展，建设一个能够涵括不同经济制度的更为一般性的框架。当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参加到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的建设中去的时候，经济学基本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时所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自然会大大减少。

上面对于我的研究主题及背景的介绍，只是想向读者交待一下我的研究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我很清楚要在这方面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我的研究有资格成为一小粒铺路石子的话，我就十分满足了。

我相信进行理论研究与做其他事一样，整个事件的进展也是由若干的机遇组成的。上面所说的找到理论与实际经济活动的两个切入点，就属于一种机遇。而我考取张曙光老师的博士生，则是我能够初步完成这项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如果没有必须如期提交博士论文这一逼迫，我的研究可能一直停留在所谓的准备阶段，完成之日遥遥无期。张曙光老师对我的充分理解与信任，则是对我提出的最高要求，这实际上是让我对自己多年来的理论探索作一个阶段性的整理，这比起出一个具体的选题让我做，显然是更深一层的爱护与压力。我与张曙光老师之间的这一默契，恐怕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另外，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我的邻居李军先生借给我他暂时不住的住房，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让我深为感动。王广谦先生、张宇燕先生也为我的写作方便提供了支持，特此致谢。经济系的李明芝老师从我报考博士生直到安排论文答辩，都给予了很多帮助，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23 22:23:3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