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以他一〇一岁的高龄辞世。这是一个喜丧。这位誉满全球的文学泰斗，在诸多荣誉中最看中的是中国政府晚年授予他的“人民作家”。此间，所有媒体都在怀念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几乎很少没有从巴老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的。经济学家们也概莫能外。经济学如何怀念与感恩巴老？经济学应该从这位老人身上学习什么？我以为经济学最缺少的就是“巴老品格”，怀念他，感恩他，学习他，就是要发扬他的品格。

首先是巴老讲真话品格。其实，巴老一生都是一位具有诚实品性的人，而他晚年的《随想录》更是一部“讲真话的书”之经典。何为讲真话？巴老自述道:“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学界，太缺乏这种讲真话的勇气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不用说，因为那时讲假话、空话、套话成风，而讲真话则遭殃。面对人口问题马寅初讲了真话，面对上一世纪60年三年灾祸问题彭德怀讲了真话，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讲了真话，如此等等，结果如何人人皆知。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风气再现，经济学界开始讲真话。然而，充其量也只能说，有人讲真话，有人在某些问题上讲了真话，在整体上却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这有一个语境问题，也不能全怪学者，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圣人。学者也要生存，也有名利追求，因而他们的话语中有虚假成分实属难免。

郎咸平何以在大陆一炮打红？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功力，是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凡见解，还是他对经济学体系独到的建树，都不是！仅仅是他讲了真话。他就是指出“皇帝的新衣”秘密那个天真的“小男孩”。其实，MBO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科龙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不是没有看到。有的，可能就是事中人，就是从中获得过经济利益与各种好处的人，他不可能自打嘴巴，说出影响他名誉的秘密来。有的，虽然看出来了但没有话语权，他的话说不到地方，他纵然说了也没有那种影响力。这就是，大人物出口气，也会在媒体上吹出一片惊人文字，小人物拼命呐喊也没多少人去搭理他。而更多的，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听也可，不听也罢。当然，作为经济学家，还要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去伪存真的本领，否则想说真话也不能。

其次，是巴老的批判品格。纵览巴老的大作，批判精神充溢字里行间。无论是激流三部曲还是爱情三部曲，还是其它作品，他对旧制度、旧礼教、旧传统、旧道德的批判是那样的犀利，那样的尖锐，那样的富于朝气。特别是在《随想录》中，不仅有对历史的批判，有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他的自我批判精神。

　　批判，是学术的生命，是知识前进的火车头。几乎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所有世界名著特别是经济学名著，都是在批判中建树宏伟理论大厦的。斯密的《国富》、李嘉图的《原理》充满着对前人的理论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其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今那些经济学诺奖的获得者，其宏篇巨著，其理论创新，何尝不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相比之下，现今中国经济学界太缺乏批判精神了。要么陈陈相因，要么粉饰太平，要么脸色行事。最近还连续上演“奏折经济学”的闹剧，真让学术无颜见父老乡亲。改革到今天，我们需要进行反思，需要一场大辩论，需要对改革进行自我批判，在批判中摒弃，在批判中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看好当今学界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论争。没有各学派之间的争论，哪怕是激烈的学术斗争，难以找寻正确的改革路径。英雄不问出身，真理亦不问门派。经济学期待在批判中寻找生机。

最后是巴老的独立品格。巴老的独立精神是一贯的，晚年尤其突出。从旧社会到新中国，首先他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他是中国作协为数不多的几位依靠自己写作的稿费生存与发展的名家。这并不是他独立精神的精华，思考、思想与人文精神的独立，才巴老独立品格的本质。巴老曾经说过:“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没有了独立思考，又如何能讲真话？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独立是多么的奢侈，多么地遥不可及。有网友讲，中国经济学从来都是“御用经济学”，这种说法决非无缘无故。实际上，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经济学长期生存在“官房经济学”的状态下，它的独立品格，正是由马克思铸就，而他的后继者们未能对这一品格发扬光大。所以，人们常常会想到马克思的一句著名“抱怨”：我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的依附性真是大有长进：一是经济学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在一些学者那里，经济学成为一种辩护学，领导人观点的论证学，政治生活的调味品；或者成为某些学者仕途升迁奠基石与政治资本。经济学真正沦为政治奴仆。二是经济学对金钱的依附。学者走穴，是新时代的一大发明。学者们恰似演艺明星，体育巨星，空中飞人式地行走于江湖，拿巨额的出场费。要么在企业兼职，为企业办事，拿高额双酬。要么为企业做项目，直接为资本的赚钱献计献策，直接为资本的行为无耻辩护。经济学在这里成为资本的使唤丫环。三是经济学对人的依附。也有一些学者，综合地从属于某个权威或者权威机构，成为真正人的附庸。一个依附于权、钱、人的学术，独立性荡然无存。科学没有了独立性，谈何真理性。经济学家在现实生活中被分为三部分：政府经济学家，主要职责是为政府经济学政策而锦上添花；企业经济学家，主要职责是为企业谋利而摇唇鼓舌；独立的公众经济学家有几多？有几人为公共大众的利益呼喊，有几人为当今劳动者、农民工的权益献力？

鉴此我们说，正是因为这些品格，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巴金是20世纪的良知符号”。

中国经济学是令人忧虑的，但也不全是。也有一些令人安慰的东西。当我们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迎面我们会看到一尊雕像──孙冶方，可以说，巴金品格就是经济学上的孙冶方品格。除去马寅初，孙冶方，还有刚刚谢世的追求只唯实不唯上的薛暮桥，至今仍坚持社会主义产品论的骆耕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