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企业的两个问题
黄焕金
一
按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企业可以解释为避免工人劳动者受到资本家剥削所设立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个生产性机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企业是工人占有企业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企业产品剩余价值的一种经济机构；即企业是属于这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但是，目前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企业内部工人所有的企业。这样就产生了问题：企业的全民所有与企业的工人所有存在什么关系与矛盾？全民是劳动者，某个国企的工人也是劳动者，那么，某个国企到底属于谁，才符合马克思“避免雇佣劳动与剥削”的思想？显然，如果某个企业只属于它内部的工人，而不属于全民所有，那么这种企业虽然符合马克思这个思想，但却不符合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与意义，当然，它可以被看作“集体所有制企业”，因而在以所有制为衡量标准的传统意识形态里具有社会主义企业属性。但是这里所考察的是国有企业，而不是通常存在的集体企业；如果国有企业是属于全民所有，那么作为国有企业“资本家”的“全民”，是不是在国有企业里存在雇佣剥削现象，即存在“全民”剥削企业工人的现象，因为企业的剩余价值当然不属于企业工人所有，是属于“全民”所有。如此的话，设立国有企业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仍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只不过这里的剥削是“全民”剥削个人，而这些个人，同时也是“全民”之中的一部分。
而在缺乏民主体制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又很容易被虚置，变成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再被虚置，变成政府所有，政府所有又再被虚置，变成官员所有，最终，全民所有滋生起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特权阶级直至走到“全民”的反面。因此，全民所有必然要有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作为基础，国有制要想成为公有制，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否则国有制不能成为公有制。
如果想让国有企业符合马克思所设置的“避免雇佣劳动与剥削”，则在一个国家里应该只有一个国有企业，一个超级企业，这个企业把国家的所有工人都纳入其中，这样，就没有“全民”剥削个别工人的现象，因为个别工人与全民之间在这超级企业中已经合而为一了。当然，可以把各个企业看成这个唯一的超级国企各个车间，在这些车间之间，当然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只是“计划”调拨关系，而这就是存在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而改革则想在这个车间之间建立市场交换关系。能否成立？要么无法建立交换关系，要么让这些车间具有独立产权而不再是超级国企的车间。
二
所有国有制论者无形中都存在一种观念，即国有企业是必定赚钱的，并且所赚的钱必定比私有经济向国家缴纳的税费更多。因为设置国企的根本现实目的，就是通过它来赚更多的钱以供给国家支出需要，而国家支出是为了全民的，是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的经济基础。因此，国有企业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实际上就是指国有企业必定能够赚钱，赚更多的钱以维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支出，从而维护社会主义体制。但是他们却几乎从理论上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国家办国有企业是需要付出很大成本的，由于这个成本，因此国家办国有企业并不一定赚钱，更难赚更多的钱。相反，如果办得不好，还有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这种负担既可以体现为对国家财政的负担，又可能体现为银行的呆坏帐负担或者股市负担。但最终都要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国家财政来源于社会经济所缴纳的税费，最终来源于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牺牲。因为社会弱势群体不能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成本转嫁给别人、别的阶层，只能自己吞下苦果。
实际上从50多年国家办企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国家为办这些企业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并没有为国家赚什么钱，相反却亏损累累。尤其是市场经济改革后，国有企业更是亏损得无以为继，经过长达20多年对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与挽救，最后不得不“抓大放小”。而市场化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之所以还赚点钱，那是因为国家给予它们市场垄断地位，国家将市场分割给每个国有企业，让其赚取一点钱。而通过这种手法赚钱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价格剥削，比如著名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是一种让国有企业超额赚钱，从而使国家获得工业化建设积累的手段。而到今天国家放弃了这种市场分割后，在市场化开放之后，供给竞争渐渐增多了，于是国有企业渐渐由赚钱变成了亏损，国家不断贴补、不断注资却仍然亏损。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难题是谁都知道的情况。相反，私有经济不需要国家投资，却不断向国家交纳税费。因此，从投入产出来看，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从私有经济那里所获得的纯收益（即收入减去投资成本）要比国家办国有企业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私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更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因为正是私有经济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使国家拥有了承担社会主义责任的实力，比如使国家拥有了向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基础资源保障等等的力量。
所以，从投入产出角度来比较国家从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大小差别。过去那种想通过国家自己办企业从而获得更多收益的想法，已经被客观的经济规律（投入产出规律）所击破，回过头来国家才发现，让私有经济充分发展使自己所获得的“无本万利”的收益，要比自己办企业更好得多。因此，如果国家能够彻底消除对私有经济的歧视，能够将其与国有经济真正一视同仁，则私有经济的发展还会更大，对国家的“无本万利”的贡献还会更大。至于私有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就业民生，这个贡献之大就更不用说了。
也许有人说，现在为国家赚钱最多的仍然是那些大国有企业。但是，它们是否仍然依靠改革前那种市场垄断状态而生存？如果是这种生存方式，那么这些企业的获利，不过是私有经济给予它的结果。比如石油资源是国有企业垄断，因此它可以依靠石油产品的出售而获得超额利润。但如果没有一个对石油资源产生巨大需求的私有经济平台，它们会获得这些超额利润吗？如果市场上没有私有经济，只有几个国企寡头，则这些寡头的产品买给谁？赚谁的钱？因此，如果说目前的国有企业很赚钱，那也是存在一个规模很大的私有经济平台的缘故。排斥私有经济，就象资产阶级排斥无产阶级，奴隶主排斥奴隶一样，它们自己也生存不下去。
国有经济占用国家与社会大部分资源但经济效益不好，而“自生自灭”并能够“无本万利”地向国家提供税费的私有经济的发展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资源（政策资源、金融资源、市场资源等等），甚至曾经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这是国家与社会贫困的根本原因。而贫困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比资本主义更富裕，并且是共同富裕。对于共同富裕来说，单纯有经济权利而没有政治权利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说明同时存在着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