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钱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谈到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感触。“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钱老原先的讲话，意在启示创新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在无意中表达了钱老对科学家巴斯德话语的认同，即“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这点和当下杨振宁的事结合起来，仿佛就显得恰如其分了。把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给分割开来并且封锁，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是不利的。但是当下人类社会最广义的交互形态就是以国际、国别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现阶段并不能摆脱这一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束缚，只得在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权衡，更确切说是挣扎。我们无法说清楚哪种利益是更值得去维护的。那么我们所谓的道义或民族或人类的评价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么？

曾经看过柴静对丁仲礼院士的一个访谈视频，当时这一采访引发了一些讨论。丁院士与柴静针锋相对的问答，言辞异常激烈，非常精彩。院士曾经在回答柴静的提问时说道：“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千年计划的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么？这是国家利益么？这是个人利益么？”“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环境气候演化，这我很乐观，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跟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彼时柴静的问题与丁院士的回答相比，显得有一些苍白或者说是无力。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与人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当一个人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处，研究的标的物关乎人类的生存，研究的范围达到人类日常活动的最大极限，研究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人类历史，他的话必定是掷地有声的，而丁仲礼院士的着眼点很明显已经超越了“人”的范畴，因此他很乐观。我们退一个台阶，回到人类利益这一高度，如果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家的国籍是否还重要呢？

有人说谢霆锋和李亚鹏有一些神似，而翁帆和年轻时的杜致礼不仅神似，而且都曾经是杨振宁的学生。笔者不能找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之间不是爱情。况且，爱情是伟大的，涵义是广博的，地位是崇高的，处于地域、种族、宗教、文化、性别之上，更何况是年龄呢？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拥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独立完整的人格，有权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譬如回国与不回国，入籍与不入籍，结婚与不结婚，如是云云。在合法的前提下，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就好。因此笔者没有资格用自己的道德去强暴别人的行为。

笔者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最后一课》，故事的背景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大部分被占领，当地学校最后一次法语授课的场景。从那堂课起，孩子们不能再说母语。为了寻找感受那种切肤之痛，笔者曾造访了德法边境的小城斯特拉斯堡，遗憾的是：置身于历史之外，德法双语的路牌并没有增加任何的违和，正如我们看蚂蚁打群架，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笔者是一介凡夫，并不拥有上帝视角，也注定逃脱不了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

按照正常的逻辑，一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人，放弃本国国籍成为中科院院士，愿意为中国的科研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添砖加瓦，这已经超越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必定会举国上下颂德歌功。但是在这个值得盛赞的一般性的状态值下，加入了若干个条件，却让国人生出了仇恨。细想想，引发公众批评和仇视的条件大至有三，一是出生于中国的杨振宁获得诺奖后随即入籍美帝，年至耄耋入籍中国，两次入籍的人生奥秘；二是坊间段子里流传的同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二人貌合神离，剪不断理还乱的功过是非；三是邓稼先丹心照汗青、出师身先死的壮烈与杨振宁二十八和八十二、最美不过夕阳红的风流，二老迥异人生的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