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指出，中外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重大创新，完全可以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从主要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构建了揭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新体系是以“新的活劳动价值论”、“利已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高效结合论”等为理论假设和基础的，并以“五过程法”、“四层次法”等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现。这些创新方法、理论假设和原理及其政策思路理应被应用经济学的科学创新所吸纳。但正当中外现代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大量创新时，我国应用经济学的一些学科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脱离，直接照搬照抄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论著，最多加上某些中国统计资料和案例，从而缺乏学术原创，处于学术“被殖民”和“学术搬运工”状态。这有悖于中央倡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精神，也不利于中国学术“走出去”。因此，当前有必要强调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引领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此，需要培养和自我塑造成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栖”教研创新性人才，不断完善精通政治经济学和一、二门应用经济学的“两栖”知识结构。一些经济学前辈已给中青年学者作出了榜样。例如，复旦大学研究《资本论》的著名专家张薰华，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先后开创性地主编和撰写出《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论著。过去，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也大都是精通政治经济学并用之于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可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贸易学、金融学、财政学等，已有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些重要成果，就是似乎较难做到的会计学，国内外也有若干进展。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法国马恩河谷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迪劳内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常美妙的理论。而且由于资本主义体系还在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有效的，它也是应用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着理论和实践脱节缺陷，其完善途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铁民教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应对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形成正确的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科学的思想体系；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方法论；第三，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在创新。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应立足现实中国国情，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成果。
上海市委党校唐珏岚副教授举例说，就国外来看，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迪劳内教授，1971年就出版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会计学的实践》一书；2002年4月国际《会计学观察评论》发表R.A.布耶尔《为什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优于边际效用论：现代金融报告的案例》一文，指出价值和利润来源理论构成了会计理论的核心部分，确认西方少数学者已根据劳动价值论，清晰地设计出了现代资本主义会计理论体系；2005年，英国约克大学的史蒂夫.汤姆斯在《会计学观察评论》发表的《资产定价模型，劳动价值理论及对会计理论的意义》论文又指出，西方主流会计和金融理论无法合理解释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马克思的方法被发展应用于包括管理学、劳动力租金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结合现代金融和会计的分析方法，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工具。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朝科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是全面和丰富的。他完成了劳动价值论体系，创建了剩余价值理论，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进行了独到和开创性的研究。此外，还应包括有均衡和非均衡论、垄断竞争论、不完全生产论和有效生产论、消费理论中的“普通人”论、心理定律的物质基础、风险理论、预期理论、不确定性（既偶然性理论）、增长理论及干中经济学模型、危机理论（特别是其特殊性中间性危机）、金融理论中的利息理（其利息理论要远远在庞巴维克时差利息理论之上）论和虚拟资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中有诸多经济学术原创性的思想和方法论原理，因而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李保民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个学科体系，既包括作为学科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以前者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学科群。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认为指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是一门为其它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基础课程。近些年来，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学科教育与西方接轨，淡化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科教育中的指导地位，在不少地方各门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基本是引进的国外原版教材及其翻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也几乎失去了对各门专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遏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乃至政策服务，将由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垄断。

二、怎样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

    程恩富强调，第一，要建立和健全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互动互促关系，发表更多的学科交叉成果。从数十门经济学科大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学科中分化出来看，它们原本就是分析方法相联、理论分层相关、政策应用相通的，因而才有经济学一、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内在联系和差别。现在提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以及和自然科学的“文理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难道经济科学内部反而要断绝学术渊源和相互渗透吗？第二，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在有扬有弃地借鉴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学术原创和应用高效。以文化经济学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罕见的条件下，我们充分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适当汲取西方经济学合理因子，率先进行学术拓荒，并编写出国内第一本大文化领域的应用经济学著作，即《文化经济学》，分析文化劳动和收入、文化投资和效益、文化商品和市场等，以后又视实践的发展充实改版，成为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的典范之一。
    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起点仍然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欣广教授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需要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这门学科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而逐步建立起来了，但应当结合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和周期理论来分析国民经济活动系统，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国民经济学的体系是一个既对内又对外的体系，通过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构建合理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在于处理好市场调节系统与计划调节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这要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智慧。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康静萍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应用学科建设不是很完善，劳动经济学这个学科建设也亟需创新。我国劳动力流动中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与我国劳动经济理论的研究滞后有必然的联系。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运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框架，而我国目前的劳动经济学主要还是运用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对劳动经济问题作一些专题性研究，对策性研究多于理论研究，研究的成果显得没有深度。有关工资决定理论的建设、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建设、工会和集体谈判、就业和失业、个人收入分配等，都须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来探讨和创新。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张兴茂教授认为，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基于物质利益去分析阶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阶级关系的基本方法论，离开了这一点，就会陷入理论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当前，研究劳动关系和劳资关系要贯彻这一方法和精神。
    广东茂名学院经济管理系梅春国教授认为在税收学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物质基础与利益关系原理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创新。现在流行的避税地和减税的做法，目的是为了增加公司利益。从宏观角度来说，是为了繁荣经济，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不能不指出，税收学的很多做法，其基本出发点在于物质基础和利益关系原理的运用，即“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 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有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去修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指导。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涛提出，无论经济学理论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消费者在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时，总不可避免地面临相互之间的潜在或实际的合作或竞争。与传统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修正的完全竞争基准模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指导下，从消费者外部性视角出发，考虑了厂商和消费者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给单纯的理性人赋予了社会人的色彩，不仅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研究体系之不足，更拓展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使得这一新理论可以应用于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尽管考虑消费者外部性后，由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扩展，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的求解趋于复杂，却扩大了该模型的内涵及外延，使新模型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而且包括了其他更为复杂的情形，也使理论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思华教授和方时姣强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密切关系，特别是马恩关于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学科建设性意义，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和现代文明的思想，我们已经提出和论证了生态文明和生态时代的理论，而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 ”复合系统的运行轨迹，可持续发展文明观（即生态文明观）的世界观基础，就是生态学世界观的有机整体论，即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理论 。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对现代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有先驱性意义。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蕴含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被重新发现。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衔教授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思想的考察，认为：“马克思为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而构建的五部门联系平衡表及其交换过程分析，不仅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最初表达，而且是一个投入－产出模型。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是投入－产出分析的先驱。同时，借助于马克思五部门联系平衡表可以实现马克思抽象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化、应用化并使之取得现代形式”。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陈大柴副教授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从企业社会责任为起点，论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和实施的历史必然性、规律性问题，研究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进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机制和实现机制问题。他认为，当前国际上主要是以社会责任标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和验证的工具和手段，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历经两个多世纪历史演变和社会治理不断创新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这一国际化运动的主旨在于通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缓和、缓解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大众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确保劳动者与大众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塞尔维亚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博士生波波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他把资本主义福利悬殊的来源归结为：1、现有的技术不发挥其潜力，主要是因为有效需求消费不足的问题，或者垄断性行为和协调失败；2、现有的技术水平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主要因为廉价劳动力妨碍更快的机械化和机器人的普及；3、最后才是公平地再分配问题，追求一种较平等的又不妨害效率的收入分配。基于此，他进一步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揭示现实与潜在福利水平的差距之大，并建立缩小这种差距的宏观制度和产权形式。他认为这种战略就意味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把宏观制度和产权关系看成一个不变的事实，而是了解了经济的潜力和现有制度为什么不能完全实现这个潜力，探索改善现实的办法。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云中教授认为，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经济周期理论对于预防、缓解经济非常态周期的增长经济学有积极作用。我国今天的经济社会情况与马克思当时有很大差别或本质差别，经济运行的周期的表现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周期也具有很大差别或本质差别，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以货币和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货币和信用等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运行仍有重大影响，因而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经济周期理论对于预防、缓解经济增长周期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应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克服非常态的经济周期，以保持经济的健康运行，并有必要引入经常性的收入分配政策。
    广西大学商学院王选庆教授在《产权风险理论是马克思产权学说的精髓》一文中首先着眼于对马克思整个产权理论的定性分析，从质疑风险、保险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矛盾出发，探寻出产权风险性现代信用经济的本质特征，得出产权风险理论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精髓的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产权思想。他认为 《资本论》中，马克思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对资本义产权的风险性进行了分析。不论是从微观层面还是从宏观层面上看，“产权风险性”概念都是描绘资本主义经济或现代信用经济的传神之笔，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实质上就是产权风险理论。这一理论对风险理论和实务有启迪意义。
    此外，日本的东京农工大学丰田隆教授、武藏大学的后藤光蔵教授、东京农业大学教授冈部守、岐阜大学今井健教授，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皮特．费雷斯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系余斌副教授，河南大学许兴亚和耿明斋教授，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龚晓莺教授等先后分析了政治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技术创新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等密切关系。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