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原来想分析企业作为雇佣关系和市场的纯粹交换关系的区别（边界问题），威廉姆森才使用等级和市场的概念，可惜阿尔奇安、张五常等人把雇用关系也看成是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就忽略了命令、不平等等问题。有时激进经济学在分析劳动关系时还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如何在契约关系网中引入不平等的权力？

听听nie及各位大侠的建议

最近看了一些科斯的演讲，发现同一个领域、同一个分支的经济学家之间分歧其实也蛮大的。根据威廉姆森（1985），阿尔钦（Alchian）已经承认由于资产专用性问题，企业与市场是有区别的，这纠正了他和德姆塞茨1972年的经典论文的观点。

激进经济学从权力的角度来研究契约问题的确有其道理。起码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真的很适合当下的中国——不知道这是不是研究者的悲哀。但是，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自由契约”与“产权清晰”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所以不平等权力问题不是很重要。要处理，只能当是特殊情况处理。比如，在Hart-Moore（1999）中，在双方缔约过程中，如果假定赋予一方“take-it-or-leave-it”（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谈判力，并且假定不存在再谈判，那么符合社会最优（first-best）的投资激励也能实现。我以为，这个假定，其实就是权力不对等下的缔约过程。

也就是说，一般还是采取对谈判力的假定和谈判策略的假定来模型化权力。应该说，中国当下契约的权力不平等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到实践中去观察。期待科斯式的Cassel旅行奖学金。

请各位批评。

考虑到上面的话太抽象，现在分2点进一步说明。考虑一个经典的研发案例，卖方（S）与买方（B）交易一个小产品，该产品对卖方的成本是C，买方购买后投入人力资本i，获得价值V。现在我们来分两种情况考虑不平等权力问题。

1、假设赋予买方“take-it-or-leave-it”的权力，即赋予买方全部谈判力，获得全部剩余。不允许再谈判发生。此时，满足买方利润最大化的公式P=V-C-i的解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解相同。也就是说，此时实现最优投资激励。这个模型，可以说明强势的资本家与弱小的工人之间的缔约过程。也可以说证明“奴隶制度是有效的”。1993年诺奖得主Fogel前几天在北大时仍坚信奴隶制度被摧毁不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与巴泽尔的看法相左，蛮有意思。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目前民工的命运。

2、在谈判中设置罚金（fine）F，使得F>C-c，c为卖方的外部选择权价格。如此，则买方也有积极性向买方提供合格的小产品。这个模型，可以形象地说明那些被迫以某种方式质押而不得不卖力工作的情形，比如民工被老板扣了身份证，大学生要城市户口等。当然，此时不一定能保证最优解实现。

总结一下，通过对谈判力和质押两种假设，我们可以在缔约过程中模型化不平等权力。如果考虑到轮流出价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丰富上述模型。注意到，我们并没有假设一定存在专用性投资，这扩大了模型的解释力。我这里只不过是对Aghion et al（1994）和Hart-Moore（1999）的模型做了简化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26 19:03:1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