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羡慕啊！呵呵，努力……

Thank you. Today I came to MIT by bus no. 1 and came back by Red T train. The later is near to MIT Sloan building.

看了感觉很厉害哦。

我也想上哈佛！！！

效率与情感的两难冲突



标签： 就业  效率  国企  

晚上吃饭时，我浏览了一下赠送的《波士顿环球报》，发现一则新闻《州长威胁对Hyatt宾馆进行抵制》。大意是，麻省（马萨诸塞州）州长Deval Patrick对Hyatt宾馆解雇了近百名清洁工表示不满，要求其重新雇佣这些人，否则就号召全州的雇员对该宾馆进行联合抵制。而宾馆负责人则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谴责声明，指斥州长不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创造新的职位，却威胁宾馆现有的雇员。

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由企业制度。因此，州长这种公然干预企业雇工的行为在相当保守的麻省是不受上层精英待见的。当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有工作比有理念更重要，因此这些人很可能会在Patrick的连任竞选中支持他。很奇怪，麻省作为英国人登陆北美大陆的第一站，一向自诩为“美国之魂”（The Spirit of America），居然让一个民主党人做了他们的州长。有趣的是，Patrick州长的背景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类似：黑人，哈佛法学院毕业，民主党，律师出身。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私营企业关心效率和利润，而政府关心就业和选民情感。看起来，两者经常有点水火不相容。最低工资立法就集中反映了这种冲突。我在想，是不是存在一种也许两全其美的方案：经济低潮时，降低工资但是不解雇人，等经济繁荣时逐步提高工资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雇佣人数。这样做，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边际成本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企业的固定成本，但是这并未损失效率。等经济好转时，调整边际工资但是将以前多支出的固定工资逐步摊销。这其实是一种动态优化。理论上肯定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工人存在的工资刚性、工会的强硬态度以及政府的承诺可能会导致动态效率无法实现。
由于政府、工人和私营企业之间不存在一个有约束力的承诺协议，因此上述方案难以在美国实现。但是却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过去，国有企业主张“两个人的活三个人干”，其实就是牺牲效率换取情感和政绩。问题在于，我们将一种临时举措长期化了，因此也就损害长期效率了。

The solution you proposed does exist in the U.S.. After subprime debt crisis, most companies chose to lay off employees, such as Wall Street monsters, while there were still some companies froze new hiring and salary such as Microsoft. Furthermore, there were companies that did both.

To freeze or reduce salary is a more common practice in the U.S. than in China. The biggest 4 accouting firms, for instance, raise salaries more than 10% annully in China, while only 2-3% in the U.S., a rate that approximately matches inflation rate. Unless you get a promotion, your salary will probably remain unchaged for years. For those who want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families or those who lose career ambitions , they also prefer a demotion in rank or a reduction in wage.

The strength of labor union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some extent. Take a large manafacturing company, say, CAT, as an example, the company is more likely to fire employees in headquarters with supporting functions, but reluctant to fire workers in factories or plants.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 workers in plants usually have formed strong unions while office staffs not.

参观肯尼迪总统纪念馆



标签： 肯尼迪  


美国历史不长，总统不多，但是被美国平民记住的总统却很少，而约翰·F·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一位。肯尼迪出生在麻省，他的纪念馆就建在麻省波士顿港湾。肯尼迪总统纪念馆（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一座镶嵌了大量玻璃的奇特建筑，并且三面环海，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

进入纪念馆之后，观众通常先观看一段17分钟的肯尼迪自述电影，然后是参观一段曲折的肯尼迪生平事迹展览。资料表明，肯尼迪出身富豪家族，曾先后就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参加过海军，担任过众议院和参议员，43岁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三年后不幸遇刺身亡。肯尼迪纪念馆由全球三千六百万人的私人捐款集资建造，他的名字也被广泛地命名于大学、机场、航天中心、航空母舰、山峰和无数的街道。由此可见肯尼迪总统在民众心中的声望。肯尼迪并非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人，譬如他的私生活就屡遭诟病。然而，他在担任总统三年里，在古巴导弹危机、黑人和妇女平权运动、太空计划等方面颇有建树。

没有人是道德上的完人，除非他无所事事。幸运的是，伟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建功立业弥补自己道德上的不足，树立其光辉的形象。而普通人，只能期待做出一点点事业上的成就，来博得社会的声望。这就是差别。而那些既无法成为伟人又不甘寂寞的人，则处心积虑地攻击对手在道德上的瑕疵。当所有的问题都“泛道德化”之后，社会就成了由“小人”组成的乌合之众。

248# 聂辉华
这个要顶的，呵呵

聂老师加油！

今天第一次去参加由哈佛经济学系、商学院和法学院联合组织的“法、经济学与组织”午餐workshop。哈特教授之前特意叮嘱协调人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加入邮件清单。今天报告论文的是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研究生，题目是“西非的国家、法律和产权”。

    时下的经济学越来越不像是“文科”了。从学科基础来看，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大量引入。从研究论文来看，一篇“面面俱到”的论文需要使用各种绘图软件、数值模拟软件、计量软件和排版软件。有了这些要求，理科生很可能比文科生更能适应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尽管学科综合化的趋势也在加强，但经济学和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学等纯文科的融合仍然必须借助各种数量分析工具，否则经济学就在这些纯文科面前失去了优势。翻一翻政治科学的论文，你会发现几乎充满了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形同经济学论文。像哈佛这种跨院系研讨会能够举办，也足以说明经济学“工具化”的厉害。耶鲁大学还有一本杂志，就叫《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许这是经济学研究在思想疲乏时代的次优选择。就我所熟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而言，自1990年之后，鲜有理论上的重大进步。我的博士后导师哈特教授是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泰斗级人物，年过花甲还坚持不懈推进理论创新。他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在QJE上发表论文，试图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来为不完全契约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但是他每周参加的三次研讨会，90％的论文都是经验研究。我曾和他私下交流过这个问题，真是世易时移啊。另一个领军人物、MIT的Acemoglu教授是建模高手，但是其理论框架仍然没有超越诺斯和马克思。而当各种理论高下难辨时，经验研究大行其道也是理所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十年契约理论的经验检验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这是好事。至少，工具化建立起一道屏障，阻止了大量试图凭借大众传媒作为经济学家殿堂门票的投机之徒。相对中老年学者而言，青年学者疏于经验，自然重于技巧。更何况，很多青年人对于国内文章的“思想”是相当嗤之以鼻的。当内容高下难分时，形式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信号。于是，大量形式上正确但内容上空洞的论文出现在国内一流刊物上。最近几年，《经济研究》发表的理论模型的文章可能不到发表总数的10％。如果统计发表概率，可能更低，至少我本人的理论文章没有一次顺利发表。我曾开玩笑说，以后公布发表记录时，应该注明文章类型究竟属于“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但这样快速的形式化和“矫枉过正”的策略，会不会激起中老年学者的反感，从而阻碍了学术评价标准由“双轨制”向“单轨制”转轨呢？2005年那场风波便是明证。对青年学者而言，如何辨识“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在经济学界的施行，是一次需要大智大勇的挑战。

聂老师是我们青年的学习榜样,希望聂老师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不管自己到了何时何地,

热烈祝贺威廉姆森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刚看到新闻，得知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共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制度经济学家。他在交易费用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次获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倡导的治理机制分析及其在企业理论的应用。我自己写过两篇介绍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论文，分别是：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12期（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260）；聂辉华，2005，《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威廉姆森的学术思想以及面临的问题。在写这两篇文章之前，我曾跟威廉姆森通过几次邮件，特别提到“官僚成本”和“适应性成本”的内在冲突问题，威廉姆森说他当时试图在心理和行为经济学方面提供解释。
    当初来美国进修时，我选中的两个导师就是哈佛大学的Oliver Hart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Oliver Williamson教授。不过，考虑到后一个Oliver已经退休，而前一个Oliver还处在学术前沿，因此来到了哈佛。前几天在Hart教授的办公室里，我还谈起了制度经济学的问题。Hart教授说自己属于制度经济学家，因为他和Coase、North和Williasmon是一起的。如今，这三个人都先后获得了诺奖。当然，我从未后悔来到哈佛追随Hart教授。我每周在他组织的讨论会上要和他见三次面。身为学界权威，尚如此倾心学术，夫复何求？

该如何看待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的诺奖授予了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两位教授，这是对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者的鼓舞。在全球还没有走出衰退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促使人们从制度的层次反思当今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治理，特别是反思金融领域的治理。但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界且慢“弹冠相庆”！因为随之而来的“过度自信”和“盲目自信”可能仍然不利于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一个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我不得不忍痛泼几瓢冷水，说说“三个不代表”。

第一，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国内已经理解了威廉姆森的学术思想。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对威廉姆森以及新制度经济学（NIE）的理解尚停留在威廉姆森1985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文版层次，少数人可能看过其1996年的著作《治理机制》的中文版。遗憾的是，这两本书的翻译质量令人难以苟同，前一本书的副标题都翻译错了（原书为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中文版为“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后一本书更是错误连篇，连数学符号都对不上。威廉姆森在1991年、2000年和2002年先后发表了至少5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包括发表在JEL和JEP上的两篇综述，并且涉及到了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国内很多学生对NIE的学习还悬挂在张五常经济散文以及三联出版社那批劣质翻译书的阶段，岂非令人堪忧！

第二，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新制度经济学不需要模型。“主流”学者一向看不上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一是NIE没有进步，二是研究者没有模型。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派包括企业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等核心的三大分支，还包括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经济学等外围分支。而企业的产权理论经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Oliver Hart等人的不断努力，具有比较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成为完全主流的分析范式。（很荣幸，Hart教授正是我目前的博士后导师。^_^）而制度变迁理论，最近几年经过MIT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等人的努力，也已经构建了有力的数学模型。另外，对契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经验检验在十几年前也如火如荼地在国际学界出现了。即便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也已经出现了严谨的数学建模和经验分析文献。反观国内制度经济学界，多年多次的专题会议，说来说去不是理论综述就是与制度无关的计量回归。

第三，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威廉姆森教授的理论没有缺陷。诺奖颁授只是表明该理论的重要性，但重要不等于完美。我曾阅读过威廉姆森全部重要作品，写过近10万字笔记，也几次与威廉姆森本人沟通过。我认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解决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适应性协调的矛盾，没有内生化官僚主义成本，没有找到有限理性的基础，缺乏对资产专用性和企业并购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等等。瑕不掩瑜，但重要的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者和继承者，我们要正视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12期 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260
聂辉华，2005，《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267
聂辉华系列读书笔记5篇：http://www.niehuihua.com/List.Asp?ClassID=2&NClassID=13

威廉姆森获得诺奖的三个原因


说明：这是我应《21世纪经济报道》之约写的一个短评，发表于该报2009年10月15日，发表时题为《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如何可证伪》。关于威廉姆森的学术评价，我还是推荐读者阅读我2004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一个长篇综述《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260）。我没有比那篇文章更新的评论，何况那篇文章是在威廉姆森得奖之前写的，避免了“投机取巧”之嫌。

聂辉华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经济治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已经先后有科斯（1991年）和诺思（1993年）获奖，而新制度经济学目前并无重大进展，因此将奖项授予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是重复之举。实际上，这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和威廉姆森的贡献缺乏了解所导致的偏见。我曾阅读过威廉姆森教授的全部重要作品，我认为他获奖是实至名归。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威廉姆森首次提出了“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和“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两个概念，并继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所有组织形式的统一框架——“分立的结构选择分析法”。如今，“治理”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人们对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的关注也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资产专用性”一词则成为所有企业理论绕不过去的分析起点。在威廉姆森看来，政府、企业、市场和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混合组织等四类组织都是一种契约（contract），不同的契约对应于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不同的治理结构由交易费用决定。关键是，什么决定交易费用呢？威廉姆森认为，组织中的激励强度、协调能力、行政控制、契约法、官僚主义成本和契约不完全程度等特征决定了交易费用。人们应该针对不同契约的特点，为不同的组织选择交易费用最小的治理结构，并且不同特征的治理机制不能相互串换。例如，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特点是，激励强度很弱，协调能力很强，行政控制很严，契约法不起作用，官僚主义成本很高，契约高度不完全，而市场则是另一种极端。我们不应该在政府内部实行企业的治理机制，比如靠提成来激励官员为纳税人服务，这会导致激励扭曲。相反，如果我们在企业内部模仿政府体制，例如规定雇员的报酬完全由等级而非业绩决定，就会导致企业缺乏竞争活力。威廉姆森在1991年提出的这一统一分析框架是他区别于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遗憾的是，国内主要关注的是其早期贡献。
第二，威廉姆森细化了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概念，使交易费用成为一种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并继而构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分支。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重要概念，但是对于什么是交易费用、如何度量交易费用并没有提供更细致的分析。一些学者开玩笑说：“交易费用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其实，在假设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威廉姆森提出了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来刻画交易费用的方法，并利用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区分企业、市场和混合组织最佳边界的分析框架。这一努力使得交易费用真正成为一个可证伪的科学概念。根据Boerner和Macher（2000）的统计，TCE的经验研究论文已经从1994年的200篇增长到2000年的600篇。为此，威廉姆森在2002年自豪地宣称“TCE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那些批评交易费用概念的人，真应该多读一些威廉姆森的作品。
第三，威廉姆森促进了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诸学科的融合发展。他师承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1978年）的行为经济学传统，并致力于将法学、心理学注入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代表行为分析学派的“卡内基精神”和代表新古典学派的“理性精神”相结合，不仅要构建一个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理论，而且要构建一个能够融合所有相关学科和分析所有机构的新组织理论。事实上，威廉姆森应该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目前唯一的一位“法学、经济学和商学”教授。他在法学和管理学引起的变革很可能超过经济学，这也是国内经济学者所忽视的。
尽管威廉姆森教授得奖是名副其实，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是十全十美的。首先，他难以解释组织中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和事后调适问题的冲突，也没有为有限理性找到一个坚实的经济学基础。我目前的博士后导师、哈佛大学哈特（Oliver Hart）教授基本上解决了第一个难题，但是他回避了有限理性。在2004年10月份给我的一次回信中，威廉姆森教授说他正在考虑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继续思考有限理性的基础问题。此外，对交易费用与企业边界的因果关系检验也有待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期待新制度经济学在经历了“喧嚣的九十年代”之后，能够借机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作为一个处于制度转型的国家，中国无疑对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政策应用的需求非常巨大。我们衷心希望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能够躬逢其盛，改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为国为民创造福祉。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email: nie(at)fas.harvard.edu）

根据个人学习经济学的经验，觉得还是直接将数理和逻辑的好，故事和直觉可以自己去悟。

128# HP小强

请教聂大侠到哈佛读博士后需要多少Money。可否申请奖学金？？？

厉害啊，羡慕的不得了啊

聂老师真牛。。。

真的是好好学习了  谢谢聂老师！

中国版“常春藤联盟”流于形式

【按：原本不想评论国内“常春藤联盟”，因为自己的单位不在“联盟”之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但拗不过编辑的热情，还是写了一篇。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论之。这样想，心里也坦然了。反正我也不止一次批评过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系列奖项已经尘埃落定，中国人依然榜上无名，大家依然痛定思痛。一个共识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所以难以产生重大的原创性成果。我认为，没有学术自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竞争自由。而没有竞争自由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尚待变革，这一点可以理解；但一些大学作为既得利益者排斥竞争，这一点则难以原谅。

不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不是好大学。但因为深层次的体制和理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于是我们的大学就努力学习表面的东西。因为表面的东西上面看得见，下面也看得见，而且便于有关部门“在数目字上管理”。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也。例如，美国有“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包括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东北部7所大学。中国内地首批“985工程”高校北大、清华、浙大、哈工大、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中科大和西安交大，最近也搞了个中国版的“常春藤联盟”，而且是9所，在规模上就盖过了美国。据称，中国版“常春藤联盟”不仅要加强9校之间的学生交流和教学合作，更要走出国门，与美国正版的“常春藤联盟”进行国际合作。我估计，连哈佛大学都没有想过要搞“国际联盟”，但中国的大学它们就敢领先一步了。

这当然是做秀。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主要是一个体育联盟，基本无关学术。况且，美国“常春藤联盟”之间的学生交流是建立在差异化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比如，哈佛的学生可以去耶鲁选历史课，可以去康奈尔选农业经济课，也可以去哥伦比亚选新闻课。而中国的高校都是有等级的，并且这等级决定了资源的绝对倾斜。例如，国家“211工程”四分之三的经费给了清华和北大，两校在高考录取时是“零批次”。西安交大的学生也许想来北大选中文课，但北大的学生会跑到西安交大去学工商管理吗？哈佛的教师经常在MIT、耶鲁和剑桥等顶尖大学之间跳来跳去，因为要想升职和提薪，就得有人挖你。大家比赛挖，因此大学就必须用优厚的待遇和条件留住真正有水平的教师。中国的大学之间别说国际流动和省际流动，就是同城流动都困难重重。内地高校要是真有心为学生提供一流教育，与其花钱送学生到中国版“常春藤联盟”去交流，何不花钱直接送到美国正版“常春藤联盟”去呢？

这又不仅仅是做秀，中国版“常春藤联盟”的实质在于，它其实是一个排斥竞争的利益联盟。美国的“常春藤联盟”虽然在体育上联盟，但在学术上绝对不敢排斥其他大学。在美国经济学界，说哈佛和MIT“联盟”都是有可能，但要说哈佛和布朗、达特茅斯、哥伦比亚等大学联盟，纯属无稽之谈。重要的是，它们绝对不敢联合起来去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教育经费。而中国的9校联盟，相互认可，其实就是想形成一个无形的进入壁垒，以便在资源博弈中获取更多谈判筹码。别忘了，中国大学的经费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拨付，而政府拨款的主要依据就是大学的等级。换言之，中国大学的竞争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而这9所高校正是“985工程”首批高校，谁能相信它们能够跟其他大学公平竞争呢？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自由竞争。没有竞争的自由，哪里来的学术自由？中国的教育领域总被人形象地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然而，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否则，大学校长的作用在哪里？大学校长就应该是能够在体制内推进改革，推进公平竞争，推进学术自由。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主要大学不致力于革故鼎新，却结成既得利益之联盟，转而加剧了中国高校的落后。吴敬琏教授说得对，改革的主要障碍不再是思想守旧者的反对，而是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19日，开头部分有删节，链接为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20/150300.html。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科学和技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从你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他们就在抹杀你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希望聂老师能介绍一下您自己和哈佛的一些教授的治学态度，还有对待学术问题的思考方法，谢谢

聂老师 Go Go!!

聂老师 Go Go!!

聂老师加油 ！！！！！！！！！

赞！！！！！！！！！！！！！！！！！！！！！！！！！1

改革的主要障碍不再是思想守旧者的反对，而是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说得好！赞！

风雨哈佛路

在哈佛的日子其实并不轻松，也不顺利。一开始，学习和生活并不是很方便，我需要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最近，中餐车又关闭了，真是雪上加霜。基本上，我每周一、三上午去MIT听Holmstrom讲契约经济学，或者在哈佛听Aghion讲契约理论，周一中午是“法、经济学与组织”研讨会，周二中午是研究生午餐讨论会，周四下午是组织经济学研讨会。这三个研讨会都是导师哈特教授组织的，他每次都去，我基本上都会提问。只有周五没课，其他时间基本上是在看论文和改论文。国内还有个人的事情、学生的事情以及学校的事情需要处理，另外还要撰写一些非学术文章。

周一晚上收到哈特教授的邮件，约我今天（周三）下午谈我的研究工作。于是我这两天全力以赴改论文，总算在昨天半夜将论文发给了哈特。今天下午提心吊胆地去哈特办公室。这是我来哈佛两个月内第四次去他办公室说事。还好，他说因为来不及细看我的论文，关于论文的讨论在下周一下午再进行，今天只是问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问我每天干什么，如何开展工作，如何练英语。我讲了这边的一些困难，哈特也没想到好办法。他还问我是不是孤单（lonely），我说没觉得，能经常和他交流已经很不错了。谈了大概几十分钟，出门时风雨交加。

因为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快断了，我连着跑了好几个电脑店都没有发现合适的电源线。风吹雨打，我半身都湿了，书包也湿了。联想到哈特的关心，心里真是百味杂陈，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的名字《风雨哈佛路》！

聂老师，电源线如果是新点的Dell、HP或Thinkpad的电脑，您可以打电话或发邮件给客服，一般会马上寄过来；如果是比较老的型号，您可以到eBay上拍一个，可能需要一个paypal账号。需要帮助的话，您可以尝试联系哈佛或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本来海外的中餐也不可口，顺势改成三明治吧，呵呵。口语确实是问题，除非特别外向的同学，很多中国学生上学的时候得到的机会还远没有工作以后的机会多，如果是在实验室工作机会就更少了。

Thank you very much. I just now ordered a power cord on Amazon.com, and I find out it is the cheap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