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暴力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暴力作用”也是“经济行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暴力也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章，还有《工作日》一章有很多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有专门的《暴力论》。

马克思强调经济力，也就是客观规律，当然其表现可能是“暴力”，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的“所谓的原始积累”中所说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血和火的！

原始积累充满了血和火的！

暴力行为  资本主义的产生就充满着血腥和肮脏的

中国在80年代的初期产生了资本主义，但它充满了血腥了吗/?即便是著名的圈地运动也主要是经济行为。原本封建领主的土地是分小块租给佃农的，后来随着羊毛业的发展，地主将土地从佃农收回，整块的出租给租地农场主更有利可图而已。当然，很多佃农无地可种，生活比较困难，但这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并且英国羊毛业的发展也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另一方面，当时（相当于中国明朝的时候）英国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所以也产生了不少的社会矛盾。。。。。

最后，让你们见识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事实吧！
摘自《资本与改革》第十四章第四节的几段话：

1984年，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8个省、市、区的272个村庄的37422个农户，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其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占其总数的3.5％。专业户的平均收入为7408元，相当于一般农户的6.1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一批平均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即“万元户”，占农户总数的0.56％。1984年同1983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23.6％，专业户增加51％，“万元户”增加62％。这些收入较多的农户雇工也多。家庭纯收入6000～9000元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3％，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50％；家庭纯收入9000元以上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1％，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40％。[2]
所以，包产到户的推行，农民的分化就出现了。随着与地租合一的实物赋税和劳役转化为货币[3]，农民的分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因为，这一方面使农民遭受剥夺[4]，另一方面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只有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工人。
事实表明，平均分配土地只不过使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束缚，确立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从而能够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变成“支配自身”的“自由人手”。
这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使得乡镇企业[6]尤其是私营企业迅猛发展[7]。它的崛起，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奇观。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8]”
从各类调查中可以发现，八十年代初时，当内地的私营企业还是星星点点时，1983年、1984年在沿海地区已大量涌现出私营企业，1987年底中国大陆雇工8人或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达15万户，1988年发展到22.5万户。
从下表中也可大致了解各地私营企业的创业时期，温州上海一带的私营企业有一半多是1984、1985年创业的；据安徽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对该省5556户私营企业创业时间的调查，在1984年至1987年创办的私营企业占93.38％[9]。
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其初衷不是为了实现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重建部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历史的进程已向我们展示：这场改革实际上在中国农村发育了商品经济机制，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为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前提”。并且“货币财富在私人手中日益积聚”，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农村专业户、城乡个体工商户通过自身积累。。。 [10]。
包产到户的实行，为私有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私有资本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由哪一个人设计的，而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见《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第259－260页，张厚义明立志主编）。

[2]
（摘自《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第234页，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少数人手中积累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前提。“任何雇主在经营开始前，必须首先积累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然后才能开办工厂，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也是这样。”（摘自《再造魂魄——中国私营经济问题报告》孟捷、姜少敏编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出版）。

[3]


[4

[6]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私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以乡镇企业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当时多数乡镇企业其实就是戴了“红帽子”的私营企业。“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各地调查摸底，1987年全国约有5万余家私营企业是以乡镇集体企业存在的，约占当年22.5万家以各种形态存在的私营企业数的22.2％。……据浙江省工商联1995年的调查资料，原先为城乡集体性质经改变注册性质为私营企业的，约占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数的23.8％，实为私营企业但仍登记为集体的占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数的6.3%,两者合计有30.1％的私营企业曾以集体企业存在或仍以集体企业注册。”（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73页）由于私营企业地位较低，不少私营企业为便于生产经营，挂着集体牌子，据权威部门测算，在乡、村、镇、街道一级企业中，约有70％是这类企业（《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月6日）。

[7]
《中国私营经济：贡献与前景》的作者胡家勇认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私营企业发展奠定历史条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刺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是，农村承包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出现了大量农产品剩余，这就为农业劳动力脱离土地和粮食种植提供了最基本条件。二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财产占有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私营企业诞生提供了条件。三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把大量农民变成自由劳动力，从而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雇工来源。我国私营企业中有许多是从个体经济演化而来的。个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资金规模日益扩大，产值逐年递增，雇员人数也随之增加，其自身也逐渐演变为私营经济。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9]
贾铤、梁传运、秦少相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

[10]（摘自张厚义、刘文璞著《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准确地说，这场改革是一次资本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生产的范围。这场改革的总的后果在于它清除了资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同时使资本生产大大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