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上海：从陈毅禁娼到皇甫平（周瑞金）的“性产业”
上海：从陈毅禁娼到皇甫平（周瑞金）的“性产业”
云淡水暖
春节以来，一直在网络时政论坛上被热议着的，还是莫过于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了，有人还发问皇甫平的“短文”缘何“引起轩然大波”，其结论是“有人”或者说“有些人”在“反对改革”。而草民不知道这些“有人”或者说“有些人”在“社会上”孰多孰少，如果像有人所说的引起了“轩然大波”，看来不在少数，因为少数“非主流”的“社会人士”在像皇甫平（周瑞金）这样的自称为“改革捍卫者”的“主流”人士面前，是无论如何掀不起“轩然大波”的，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也说其动笔写《改革不可动摇》的起因是因为“心存忧虑”。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所“心存忧虑”的现象有“有些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浪波。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媒体又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国高校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云云，所以“思想理论界一些同志已敏锐警觉到当前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的思潮。”（《答《东方网》编辑先生问》周瑞金 东方网），此点先按下不表。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心存忧虑”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性产业”，同样是东方网的“东方评论”网站，于1月16日发表了署名周瑞金的文章，题目是“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我在日前写的《改革动摇不得》一文中，谈到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使之从市场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主体，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看来，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用“靠深化改革、全面改革去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的“妙计”中，就包括了为“地下性产业”提供“公共品的需求”和“转变政府职能，…变成公共服务主体”了。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的出发点是出于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社会学家估计，卖淫嫖娼人员的‘查处率’才到10%。他们认为我国社会实际上已形成地下‘性产业’，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去年产值达到5000亿人民币。…‘制黄贩黄’是它的广告部门，‘三陪’服务是它的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治疗’性病是它的售后服务部门，而直接‘以钱买性’和‘以性换钱’则是它的核心‘生产’部门。”，草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表达，就是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主动”地将其宏文《改革动摇不得》中的观点与“性产业”相联系，提出了将“性产业”公开化、阳光化实际上就是“合法化”的高论。
此论并非由所谓“性学家”、“社会学家”喊出，而是由一个自称“一个为党的主流媒体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报人”、“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有个特点，因为是党和国家直接培养成长的，所以有很浓的感恩心和很强的责任感。”、“.的一员”（《答《东方网》编辑先生问》周瑞金 东方网）在主流网络媒体发出，实在令人感慨系之，草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年届70有余的“老报人”、“老党员”身上，还有如此“与时俱进”的“超前意识”，还以为又是“国际接轨”了，但仔细一查，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就在连续被国际经济评级机构评为“最自由经济体系”著称的香港，也是于1935年就步当时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德禁娼而禁止公娼了，至今仍然未“开禁”。
就在皇甫平（周瑞金）所提出此论的城市——上海，5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世界瞩目的举动，就是大规模禁娼，2005年3月14日的《新闻午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报道，题目是“妓女比例曾居世界首位 1951上海创下禁娼史奇迹”，据报道，在1951年之前，上海的娼妓业，也就是皇甫平（周瑞金）先生笔下的时髦词儿“性产业”可谓“盛况空前”，“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另有资料表明，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人数不下10万人。”，如果当时也时兴计算GDP的话，估计此业对上海的经济“繁荣”的“贡献”不可小觑。《新闻午报》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性别专家沈奕斐，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就亲历过一件事情，“他在共舞台看戏，他的警卫员小王就在汽车附近巡逻。这时候，有一个很年轻的十六七岁的陌生姑娘去拉小王的衣角，跟他说：‘睡一觉，两块钱，干不干？’小王就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这个时候小姑娘就一下跑进了胡同，陈毅市长知道这个事情后，觉得生气，但是又觉得这个妓女很可怜，为了两块钱就卖身。所以这些事情触动了市政府要尽快去解决、而且要彻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
“为了两块钱就卖身”，陈毅市长、人民政府知道娼妓业存在的根源是贫穷。香港有一个为女“性工作者”争取权益的组织叫紫藤社，其网站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目前在香港仍然有大量卖淫行为的根源“事实上大部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妇女都是因经济压力，当中有不少更是中年的单亲妇女，在现在的社会难以找到工作。她们亦是靠自己努力养活家人。”、“她们的存在反映出当地社会妇女的贫穷情况”。
旧中国因为贫富差距巨大，民不聊生，穷人家的女性没有生活来源，被迫出卖肉体，成为“性商品”，此种现象的存在，与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初衷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所以，陈毅市长、人民政府决心要拿下这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毒瘤。
据报道，当时的娼妓对政府的解救行动是有相当大抵触的，可能因为担心断了生计，大多数妓女还患有性病，恐怕不为社会所接纳，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诉苦加教育的.“改造”旧事物的“拿手”动作，还动用了巨大的财力保证治疗妓女们的性病
，“在上海医药仓库里所存的那些盘尼西林，原来是准备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陈毅市长看了以后特批说，先要把妇女教养所这些妇女姐妹们的毛病治好。”、“一个妓女早期的梅毒患者，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一百多元才能治愈她早期的病，而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九十元，所以治疗她的费用要超过一两黄金，这个价值是非常昂贵的。政府投入了比较大的物资力量，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万。通过治疗性病是让这些妇女意识到，新社会新中国真的是很好。”“妇女教养所出色的改造工作，也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先后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前来考察、学习。比如，法国曾尝试了十几年的禁娼工作，但没有取得成功。因此，上海市政府此次的改造工作，堪称世界禁娼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不知道当时参加、经历了上海10数万娼妓大改造的人们看了“改革捍卫者”皇甫平（周瑞金）先生的高论后作何感想，在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洋洋2千字的文章中，大谈“地下性产业”的危害，什么危害家庭呀、什么性病传播呀，什么政府应该放弃“严打”、“禁止”呀，要“公开、公平、廉洁”呀，
可是，皇甫平（周瑞金）先生就是不谈为什么在其讴歌不已的所谓“人均收入也‘水涨船高’到1500美元”的年代，会有如此多的妇女在卖淫。
是不是在皇甫平（周瑞金）先生看来，既然“禁不了”就不如“合法化”，那现如今“禁不了”的还有赌博、吸毒贩毒，是不是也应该期盼“转变政府职能，使之从市场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主体，”，为“地下赌博业”、“地下吸毒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使之“公开化、透明化、合法化”呢，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在大声疾呼要捍卫那些来路不明的“财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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