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对现实的理解有限，特别是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每一个人只能研究一个非常有限的经济学问题。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从事不同经济学研究的人，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能够进行交流，彼此理解和沟通。

当前，所谓马与非马、西与非西之间，往往是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进行沟通与交流，结果势不两利。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之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民主社会的核心是可协调性，协调的基础是共同语言和可交流性。楼主总结的众多的道路，最后也只会导致经济学界的更加混乱。

实际上，就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问题就是内部无法交流，仅就劳动价值论问题就不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怎么能发展呢？

我的答案是：结合1和2两个观点。

1、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不是墨守成规；

2、必须吸收世界先进的发展方向，科学成果；

3、必须结合中国的实践，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

其中第3个是目的；第1个是政权的保证和思想的保证；第2个是发展的保证。

3、从反对马克思主义地位出发，充分运用社会现实和各种知识，发展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理论。

第三点根本没有意义，政治现实决定了不能从反对马克思主义地位出发。而且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理论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当今学界共有三大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斯拉法的交换价值论。这三种不同的价值论近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发展，去研究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去钻牛角尖，很难出成果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在道义上谴责了资本主义，他在纯经济学上的成就只就是生产过剩论。

真正能够在经济理论上支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实就是西方洛桑学派。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论本身是人类的理性高度发达的产物，而这种关于经济体系的认识又必然会强化人类主宰外部世界的信心。所以说一般均衡是经济理性主义的登峰造极的理论成果，应该说是恰当的。一般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有力的内在的。它的结论与马克思在中年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愿望有着某种极为接近的特性。这也是瓦尔拉斯主义者即使不喜欢社会主义，但也很愿意在理论上给予社会主义以支持的理由。同样，社会主义者对于瓦尔拉斯体系的好感似乎也要远远超出其他的西方经济学体系。

洛桑学派的帕雷托虽然认为完全自由市场有效率，同样也用他也诚认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是最有效率的，相反后者更能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

语言本身是个次要问题，引起分歧的不是语言，而是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劳动价值论争论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各方听不懂别人的语言，而是各方的思维方式不同，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不同。

语言的含混，只是因为争论过程中，各方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认识还不清楚，不能以简单的逻辑讲出来。

只要我们愿意将讨论进行下去，在批评对方的同时不断剖析自己，分歧终会以显露出来，这才是争论终结的地方。经过这样的过程，双方都理解了对方，也都明确了自己的目的和途径。

但现实中的争论，往往是各方迫不及待地想战胜对方。从一开始就只打算彻底打垮对方，不打算对自己作任何一点反思。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相互理解，各说各话，说不清楚就靠嗓门，再不行就靠权力，最终付诸武力。

分歧不可怕，有分歧表示有差异，有差异表示有新的结合可能。没有男女的基本差异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没有1和0的基本差异就不会有神奇的电子世界。

真正可怕的是不允许有差异，不允许有分歧，想想我们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时代吧！

洛桑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那场争论，最后究竟是谁赢了，您不会不清楚吧？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是最有效率的”这样的说法早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

凡是仔细研究过哈耶克"知识的社会利用"这篇重要论文的人，不可能不为其中闪耀的知性之光所震动。可是兰格好像没有真正理解哈耶克要说的道理。坦率地说，兰格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本质的理解就其深度而言无法与奥地利学派的任何一个成员相提并论。

建构理性主义的主张，在帕雷托和瓦尔拉斯的时代，在马克思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思想家。但当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经过强权体制的空前黑暗之后，人们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我们所“建构”的美好蓝图总是不能实现？总是会被卑鄙地扭曲？实际上，这是二十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思想成果，她在理论上阐明了“建构”的不可能性。

任何一种思想，如果停留在思考层面，可能都是有益的；但如果不能通过在自由意志下一致同意的原则来说服大家接受，相反总是要强制性的“建构”来实现其理想，通常只能是一场灾难。

兰格和米塞斯的争论学术上公认是兰格赢了。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基于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差异的论辩与兰格和米塞斯争论的层次不同。

两人争论的都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说“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是最有效率的”是与“完全的自由竞争是最有效率的”相对应的。前者因中央对个人知识的有限了解而不可能实现，后者又何尝不因经济人的非现实性而不可能实现。

所谓的哈耶克的胜利并非由于他的论证就比兰格等人更加逻辑严密，而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市场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政权的颠覆支撑了哈耶克的观点。

我十分欣赏哈耶克的思想，但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同理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很富有战斗性和吸引力，却难以结出实践的果实。

赞同理论不能停留在思辨层面上，必须回到实践中。但不认为一致同意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是立足实践的理论基础，这不过是一种新的帕累托最优而已。

两次大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果，恰恰是盲目乐观的自由主义的后果，是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自食其果。

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发动第一次大战的主要精神力量，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因此而被暗杀；苏联是战胜纳粹德国的主要力量。正因如此，战间和战后社会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盛行欧洲，自由主义衰落，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成为异端。

什么叫做“兰格和米赛斯的论争公认是米赛斯输了”？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在这篇文章中，米赛斯提到价格机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兰格没注意罢了。而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三十年代初，哈耶克1935年在再版了米塞斯的文章时立即提出对兰格模式的批评。主要观点都已成形，此后兰格未做公开回应。

有趣的是，1980年代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信，兰格在这封信中指出：“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事实上，我当然会建议只要可能即只有当买卖单位的数量足够大时，由完全的市场过程定价。只有当这些单位的数量如此之小以致于制造商寡占、买主寡占和双方垄断居主导地位时，我才赞成由公共机构根据我在小册子里提出的原则定价，以作为一种实际的解决方式。在这样的情形下，定价也是在资本主义下进行的，只是这是垄断的定价，而不是价格有利于公共福利政策。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从这封信看，兰格的观点有所退却。中央计划局定价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而不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兰格在信中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定价，这表明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在论战中服输。

奥地利学派表达的可不是一个“理论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奥地利并不赞成新古典的“静态均衡”以及理想条件下的理论抽象。哈耶克想表达的意思最简单的来说，无非是“没有人比个体自己更清楚它需要或需求什么”，这无需依赖“新古典理性”而成立。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更低的交易费用，而不是因为它没有交易费用。

哈耶克的胜利，在于他思想的深刻，而不在于他的逻辑严密。哈耶克的思想至今未能数学化。哈耶克的胜利，也远远早于苏东模式的破产，时间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而已。

至于理性经济人“不完全正确”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一种对“理性”的错误理解。说过很多次了，不再重复。

我在十六楼说的很清楚，我批评的是“建构理性”，可不独是“马克思主义”。

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在那时候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盛行的地方，而是形形色色建构色彩很浓的思想盘踞之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破产恰恰说明了自由主义在当时德国没有市场。

正因为对此的反思，战后德国走上一条信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创造了“德国奇迹”。

而战后在西欧兴起的左翼，可都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而东欧兴起的马克思主义，那不过是铁蹄下的产物而已。

“‘不可能’是个刚性的词汇；我丝毫也不怀疑，米塞斯之所以站不住脚，关键就在这个词上。”——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页。

两次大战的根源不在于谁挑起了战争，而在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无视市场经济的垄断趋向和扩张性导致的国家间冲突。是凯恩斯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凯恩斯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也是哈耶克的死敌。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战后不是主流。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交锋最频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欧洲和美国的干预主义。

创造“德国奇迹”的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弗莱堡的新自由主义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有根本差异，弗莱堡学派不主张极端的抽象的自由，而是在计划与市场的理想类型之间研究现实的经济秩序。“我们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瓦尔特·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页

即使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内部也不都是哈耶克的盟友。所谓的一致同意原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或者说宪政理论的核心。但这个原则不过是帕累托最优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表现，任何一个人获利不以损失他人利益为前提，这才能一致同意，否则就有人反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可以被兰格用来论证中央计划，一致同意原则一旦有了严格的逻辑形式阐明其运行机制，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至高权力设计一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

这不就是美国正在它征服的国家中实践的，并意欲在全世界实践的东西吗？所谓的宪政理论现阶段的基本倾向就是要把美国政治制度克隆到全世界。这种计划政治和计划经济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哈耶克是理性的，他必然会反对这种新的理性主义。

哈耶克与米塞斯的根本区别在于他反对理性主义（不是反对理性）。但哈耶克的困境也在于此，他不能给他坚持的政治经济形态一个明晰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因为一旦有了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就会成为理性主义的工具，用于设计人类社会。也因为如此，哈耶克不可能在论理的或者形式化的理论争论中获胜，他的胜利仅仅在他所反对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失败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因此，我把哈耶克看作反对理性主义的良药，但同时也是不结果实的花朵。

自从发现马克思也只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预言家之后，我不相信任何先知先觉的人，我只相信我的亲身感受，只接受我真正理解了的道理，不论是谁说的。

以上判断，来自我初步的独立的思考，而不是深入的研究，肯定会有不当之处，但大方向我有把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14 20:44:05编辑过]

学理论不能让理论束缚住了头脑。有些人学了西方的一些理论，就忘记了自己以前说话的方式，言必称“康德”。

学无非是为了用。没学经济学之前，我照吃照喝，照样把心得体会给朋友说。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看懂了一部日本电影，就完完全全变成日本人，只是让我们更了解日本人，有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有些方面可以引以为戒。

同样，如果我们看懂了《资本论》，又看懂了《经济学原理》，这不会让我们的脑袋死机，只会让我们有了更宽广的思维空间，增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如果非要立一个为本，立另一个为敌，只能降低我们头脑的容量。

太阳底下无新事，读读思想史，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是新的。但是，任何旧的东西，你理解了，用你自己的方式自由组合，在实践中自由运用，那就是新的。

所以，我不在乎选定什么理论，马克思的话、马歇尔的话、毛主席的话、老妈的话、老婆的话我都听听、想想，有用就用，没用放一边。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一般情况下，我遇到宣扬主流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就会从同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参与讨论。遇到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会以自由主义的角度参与讨论。

所谓的经济学语言本身就包含着思想、价值观、甚至是基本的分析逻辑。人们不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本身，也就说明了这种思想、价值观和逻辑上的分歧和对立。

此外，经济学不是艺术，可以各自把玩而不顾他人。经济学是现实的，任何人创造的经济学语言必须能够为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注定要有主流，也是不同的经济学迫不急待地要争当主流的原因。一旦绝大多数人接受了某种经济学的思想、价值观和分析逻辑，就会形成路径依赖，要想扭转需要几代人的功夫。

当前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实践的混乱也是源于此，绝大多数控制经济命脉的政府官员或领导者，只有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但是，国家又在搞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十多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争夺高校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理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这些人必竟是很有限的一批人。

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现状看，不是一个走什么道路问题，而是要确立一个能够被多数国人普遍接受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价值观和分析逻辑。而其他研究方式或者如楼主所说的不同研究道路，只是一种理论补充，以促进主流的不断发展。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正是在非主流经济学的推动下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您觉得这能说明什么？兰格赢了，米赛斯输了？“不可能”当然是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之信息约束条件下的一般结论。科学之为科学，就要求它在逻辑上可以求错，而在实证上尚未被否定。在逻辑上不可能错的判断只能是“套套逻辑”。

两次大战的根源是什么，我倒是不太相信这种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炮制出来的中国教科书结论。19世纪末的欧洲，自由主义的思想早已式微，而随着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统一，当时在欧洲，主要是在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尘嚣一时，霍亨索伦王室、哈布斯堡王室、罗曼诺夫王室以及后来的第三帝国，法西斯，军国主义先天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攻击性，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由于普鲁士通过两次对外战争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的干预和对外的战争可以使得先前弱小的国家人民生活更加好一些。

而这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后果，同时也是出于扩军备战的需要，则是不同国家均普遍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许多国家经济寡头的出现，与其说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毋宁说是国家干预的后果。即使在当时经济最自由的美国，根据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的研究，认为造成美国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造成的，在于当时不恰当的货币紧缩政策，而美国政府在一战后的税收和政府开支力度均远远大于19世纪末。

当然，凯恩斯药方在短期是有效的，但真正挽救资本主义的，在我看来不是凯恩斯或者罗斯福，而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凯恩斯在观点上是哈耶克的死敌，难道能证明哈耶克错了？

谁也没有说过所有的“自由主义”都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区分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的标尺并不是是否主张政府干预或者干预到什么程度，而是这种干预或者不干预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架构设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哈耶克和弗莱堡的这一点区别根本不是“根本性的”，倒是弗莱堡与之前统治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才是根本性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战后兴起的左翼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应民众的选择而实施他们的政治理想，也因为民众的抛弃而中断。而民众认识到在短期的凯恩斯干预有助于他们的利益时，他们选择凯恩斯主义者，而一旦发现凯恩斯药方在长期的无效，他们就会抛弃凯恩斯主义者。这就是我说的“真正挽救资本主义的，在我看来不是凯恩斯或者罗斯福，而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

我实在不太明白您想要表达什么。“一致同意原则”的出发点和归依是个人理性，而不是建构理性。在一致同意原则下，并不能得出克隆“美国模式”的结论，而是说，在一国实施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应当是本国国民在自愿不强迫的原则下，自由意志的表达。赋予民众根据不断变化的约束下的自由选择权力，这才是“宪政经济学”的核心表达。

您所假设的情况，哈耶克当然不会同意，但那并不是“一致同意原则”的逻辑结论，而不过是您的建构。

哈耶克反对的是建构理性而非个人理性，在这一点上他和米赛斯没有根本区别。只要不是刻意歪曲，我想哈耶克不会成为任何建构理性者的工具。哈耶克的没有设计，本身就是设计。

有独立的思考很好，实际上个人理性的一般结论是谁的思考也不能代替别人的思考，谁也不能假定自己可以为别人来勾画美好蓝图，或者假定自己能为别人或者社会来建立一个幸福生活的框架。个体的选择，应该通过一个自由的市场来表达，权力的选择也应该通过一个竞争的政客市场来表达。

曾经与一位学友讨论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最终进入到思想意识领域。这位同学认为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相适应的是基督教思想，因此主张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不能削足适履，西方经济思想可以为我所用，但没有必要为了使它更加好用而消除我们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基础。

西方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是否能够、是否应该成为我们的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是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某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西方经济学的确是以一种思想和价值观为前提的，其逻辑关系不分析这个前提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只能是蜻蜓点水，更有意义的讨论在主流经济学以外。

当前的社会矛盾并不都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左派经济学家抨击西方经济学价值观对中国社会意识的不良影响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不赞同左派的夺权运动，这是理论上无能的表现。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一些官僚和经济学家的思想僵化、知识老旧，太简单化了。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选择什么经济学的问题，如果这么简单早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是从西方舶来的两种经济理论都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我晕倒。

这就是您要我们掌握的“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这就是“证伪主义”？这就该“压制”了？

坦率说一句，您太无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