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想做自己的主人，却常常沦为金钱的奴隶。金钱总是肆无忌惮地驱使弄臣，羞辱良臣，漠视底线，践踏原则，撕毁契约，暗设交易，激发贪欲，收买人心。金钱正在把我们每个个体逼入绝境。世界颠倒了个个儿——金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你却面临生活的沦丧、价值观的崩溃与理想的退守。这是一次集体经历的失败主义，一出西方金钱观与中国价值观冲突的戏剧，也是一个正义与利益换位的Money世界。

仅仅在30年前，你仍对这一切深信不疑：物价不会随便上升；塞车永不会在你的城市发生；单位可以终老；熟人存款绝对和你差不多；蜂皇浆足以补身；一辆自行车就够了；有工作就自然有老婆和房子；你热爱的作家绝不会写低俗作品；没上大学不代表没有竞争力；每月给父母钱是一种义务；让中国超过美国比个人幸福更重要……你的幸福感建立在社会贡献度上，你是时代建设的一颗钉子，你没有想过攀比。

仅仅在30年后，世界就颠倒了个个儿：忽上忽下的猪肉价格代表了跌宕的CPI，17元一公斤；你因不敢相信国产奶粉而选择美国奶粉，要210元一罐；刚逃离堵车现场又要面对高速收费，需120元一程；修电器的人不再是邻居而是物管公司，交200元一月；你一边失眠一边办健身中心年卡，付3500元一年；你一边对同事态度冷漠一边参加搭讪培训班，给800元一课……你的幸福感建立在每月的收支账单上，你只为自己而活，你的人生发动机是你没完没了的欲望。

无法否认，金钱已经开始主宰你的自由，变成了你生活的国王。

钱的中国拐点

随着中国的开放，西方的金钱逻辑亦来到中国。理想主义的偶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有闲阶级。今天，韩国《韩经商业周刊》这样描述“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德国《世界报》引用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马库斯陶贝教授的话：“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异常浓厚，事业与成就首先是以金钱衡量。”

赢者通吃的时代，钱成为了最近30年中国人思想与生活转变的一个拐点。整个社会对金钱的集体向往，催生了中国中产阶级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图谱——他们有学历、有房、有车、有家庭，手持多只具有成长性的股票，却没有私人生活的情趣。罗伯特·索洛在《资本主义的今天》里写过，人们抱怨工作的冷淡无趣和非人性化，成就感和满足感荡然无存。同理，中国的中产们一边分期付款支付所拥有的一切，一边抱怨缺乏幸福感、价值观崩溃。

姓钱的中国人总喜欢给孩子起个与钱抗衡的名字，诸如钱锺书、钱学森，避免钻到钱眼里的俗气。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关于钱的各种矛盾之中：爱钱，又怕有钱；不承认钱是生活的全部，但生活的一切都不得不围绕着钱；不承认钱是人生的唯一价值，但回首往事，除却为钱奔波的奋斗经历，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陈——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是失去了多元的生活选择，才退一步去追求金钱；还是因为追求金钱，才导致了生活的沦丧。

钱无罪，人有病
  
“这个世界将要失去某样东西时，这样的东西价格必须上涨。”《超级金钱》里的“大人物”温菲尔德如是说过。在物欲旺盛的这个时代，纯爱、友情、梦想与信仰早就物以稀为贵，与你内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钱的距离越来越近。

德国多特蒙德的海德玛丽女士曾做过一个脱离金钱世界的试验。这位50多岁的教师及心理治疗师在6年时间里，只和别人进行劳动与实物交换。她给文化中心做饭，只为使用电脑；她给孩子补习德语，报酬是一顿晚饭；她帮别人照顾小猫，以换来一张车票。结果，社会人士给了既不交税也不上缴社会福利的她一个负面的评价： “社会的寄生虫”。市政府更持否定态度，因为没有税收的任何“贸易”，对城镇而言都是灾难。

这就是商业社会的逻辑，它造就的一个金钱为尊的“非环境”。金钱成为成功学标准背后，是这个社会的集体无力感与失败感——在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习惯怀疑多于信任；在资源紧缺的城市，我们习惯生存先于梦想；在商业时代，我们习惯以利益得失作为行事标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盲目相信西方的进步，却忽略了高速发展带来的文化断裂；在多元的文化世代，我们反而找不到共有的追求与梦想，金钱成了唯一的大范围目标符号。


成功是一种毒药，钱是它的药引。如果金钱到最后，没有给中国有钱的人带来幸福，却让中国没钱的人不断抱怨，我们又该如何填补这30年观念骤变所带来的心理落差、道德错位与文化断裂？

金钱更多了，但生活更没兴致了

坏经济并未让我们变好，投机之风、炒作之心未改。鼓动经济曲线的是人性中最不安分的部分，它们召唤金钱又受金钱驱使。

中国人近十年来所受有关金钱的教育或教训，超过过往一个世纪的总和。今天连我儿子都懂得“钱最亲”，小小年纪就知道有钱才是硬道理，他们比玩具升级、比老爸车子房子，背后都在比钱。

成功而不快乐

成功而不快乐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算一笔账，有钱了成功了，可周围早夭的、得病的、郁闷的，却比以前多多了。

没钱时你是钱的老板，有钱后钱是你的老板。当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有钱而不快乐是时下通病。穷忙族为金钱打拼职场，九成人认为工作并不快乐。高企的房价让自命不凡者低下高傲的头。房奴一辈子身负蜗牛壳的房子辛苦劳作，那些迟买房者更是跳着脚骂经济学家误导苍生，让他们错过最佳入货时机。还有那些跳桥的、跳楼的，都是钱这个冤家惹的祸。

关于房奴有个笑话：小蜜蜂向蝴蝶求婚，蜜蜂说：“嫁给我吧！我每天都让你吃上最甜的蜂蜜。”蝴蝶说：“你天天忙来忙去就知道吃！甜食会让我变笨的，我要嫁给蜗牛！”蜜蜂说：“为啥呀？”蝴蝶说：“你看你整天都住集体宿舍，人家蜗牛好歹是个一居室。”这下明白为啥80后也急着买房了吧。

金钱是欲望的发动机

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更需要钱了？过去看病不是问题，现在看病成了问题，而且病还特别多。过去几个孩子一块儿养，现在一个孩子都养不起。而且还啃老。

中国人是否被金钱异化了呢？钱不是符号，用钱买的东西才是符号，名车、时装、豪宅催人奋进，叫人钱紧。如《胡润百富之选》仔细列出新贵们必备的三十几项物件，什么万宝龙的金笔、卡地亚的表和星河湾的房子。无此，你枉称新贵。

按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老师的说法，现代人所需可分为两种商品：温饱商品和地位商品。温饱商品满足基本需求，地位商品满足攀比需求，而攀比是无止境的。温饱商品无需许多钱，地位商品需要许多钱，因为攀比，这山望着那山高。

举个例子，有人爱吃大葱蘸酱，近三十年来身份几经变换，由打工到老板，这个温饱需求没变；但他的地位商品却不断升级，比如坐驾从夏利跃升为大奔。

英国纪录片《人类足迹》耗时两年计算出每位地球人的基本需求常数：平均寿命：78.5岁；交友个数：1700个；吃掉的牛：4.5只；吃掉的鸡：1201只；喝掉的啤酒：10351升；做爱：4239次。这个统计有英国人的误差，但人一辈子的基本需求大致就这么多了。

还是按郑老师的说法，人一生只追求三种境界：舒服、牛逼和刺激。就是说，钱最终要换算成舒服、牛逼和刺激。而幸福是什么呢？没有比幸福更空泛的一个词了。幸福就是对着镜头说“Yeah！”吗？

钱能说话。今年公布的全球慈善榜，一度搅得东南亚各国抬不起头来的老坏蛋索罗斯名列第二，排在比尔·盖茨之后。老索用钱搞垮东南亚小国经济，所赚之钱最后用到行善。这就是用钱发言、用钱说话的一个典型例子。索罗斯个人能吃多少、用多少、玩多少，都比不上他搞垮东南亚后行善牛逼和刺激。

钱给索罗斯带来无比实现感。可多数情况下，钱败坏了我们的生活兴致。我们不再谈人生，饭桌上比钱比成功，人变得很犬儒，看什么都不顺，看谁谁都傻。我们正在失去生活本味。

有一则关于二奶的笑话，说让男人迅速阳痿的一招，就是在亲密时在他耳边嘀咕一声：“最近风声很紧！”另一则让女人失去兴致的笑话，说只要在亲密时在她耳边嘀咕一声：“得，忘了还有一笔款没收回呢！”
警惕金钱成为新的奴役工具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100年前就断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毒奶粉”、“黑砖窑”、“嫖处案”等事件应验了这个断言，比“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更让世人震惊。

金钱背后是控制。金钱这个高耸的M大字下是唉声叹气和自动就范。宏观调控、微观调控都是调控金钱，最终调控着你我的幸福感。比如房价，政府部门出具的地价占房价23%，业内并不认可，即便如此，再加上20%多的税费也占到房价一半，你说谁是高房价的推手？小产权房价格超低坏了规矩，所以反小产权房时他们异口同声。又如股市，股市潮起潮落，对散户的求财心理利益集团早已拿捏得极准，收放之间，散户们的血汗钱就被卷进去了。

我们看到一幅卡通图景：一张百元大票出了印钞厂后就开始了旅行，从银行到各单位财务处，经工资条发到个人手上，又经储蓄、购房或炒股瞎折腾一通，转一圈又回到银行。期间伴随着人们患得患失，起起伏伏，骂骂咧咧。对普通人而言，一点赚钱的实现感都没有，更别提兴致了。

中国旁边的小国不丹，为世界作榜样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不丹人民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感，而不光是物质上的满足。不丹人宣称，幸福就是只关心你周围的人或事。所以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得到保留。不丹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是饱受现代化煎熬的人们心中的伊甸园。

中国人民很行

衡量中国的人民行不行，你只能去问它的国民：城里人是否买得起房？农村人是否生得起病？大学生是否找得着工作？

新世纪以来，有几个口号注定是要被载入史册的：“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加油”和“中国可以说不”。

2007 年《新周刊》试图为中国人的欲望排序，“更多的钱”、“环游世界”和“中国天下第一”当选前三。如果是在30年前，这一顺序可能会重排。政治松绑与经济开放让中国人有了想富的欲望和富裕的权利。而今日呢？赚钱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主动力，借用汇丰银行某高官的话说：“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金钱就是我们的 Windows。”

上世纪80年代暴富起来的农民，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赌博、修坟、娶小老婆；90年代暴富起来的城里人，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买房、离婚和找情人；新世纪以后暴富起来的人，最常干的三件事就是出国转移财富、混个政协委员当当和包二奶。

说中国很行，你不能只看外汇储备有多少、收购了多少海外矿产和举办了多成功的奥运会，这部分国家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国民福利，数额越大反而越危险；说中国人民很行，你也不能只看首富们的总资产、世界500强名次和奢侈品销售数字，如果社会不能维持基本秩序与起码公正，富豪们生活越豪奢，证明社会危机越深重。

就像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你只能问他老婆一样，衡量中国的人民行不行，你只能去问它的国民：城里人是否买得起房？农村人是否生得起病？大学生是否找得着工作？说中国人民很行的除了神志不清的自大民族主义者，还包括部分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揣着明白当糊涂的阴谋家。前者不足虑，后者才深足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