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史公司马迁有言：“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熙熙攘攘皆为利去。”。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利益的多样化和分散化，使得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随之五花八门~五彩缤纷。这使得我一度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可后来发现，一旦主掌经济命脉的政权要有统一行动，那么，在事实中有党有仇，有对立有矛盾，有纠纷有纠葛的各色人等，会统一于“如一人”般的行动中。如果有人说这是类似于共产主义的体制了，我想亦不为过。
2.龚民要求的国企公有制，无非是通过让利益全民化，来实现责任和权力的全民化。这是从经济层面上的考虑，那么从我上面提到的社会层面呢？同样有好处。中国人对恶行的态度，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真落到自己头上，又恨别人的冷漠和自私。所以，只有让社会每个公民的利益可以互相影响和互相制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才能解决有关民权的社会纷争。
3.我一度以为，中国已不需要马克思做国家偶像了，其实不然。正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以及阶层的分野，马克思所宣扬的阶级平权化，才可以为ZF所依傍。通过广泛的，在阶级平权方面的努力，才可以达到最大可能的社会和谐。所以我和朋友所过，中国需要两种“羊头”：一种是马列的，一种是儒家的。马克思的功用是横向的，儒家的功用是纵向的，因为儒家对维持等级尊卑的次序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