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发展60年。新中国经济60年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的制度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纵向比较，拿新中国60年与之前的100年相比较，总体成就巨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举世瞩目，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一组数据可以简单说明，60年，平均GDP达到8.1%，2008年的GDP是1958年的2.5万倍，60年，中国成为全球脱贫最好的国家，贸易增加额翻了2255倍。              从发展路径来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1949-1978和后三十年1978-2009。分析的主线就是体制的变革，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其中包括了所有制、分配方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1949-1978，前30年，是计划体制下的增长，虽然出现过波折，但总体向好，经济增长平均为7.2%。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计划经济做物质准备；53-57年，苏联援助时期，实行“一五”计划，国家重点建设了163个重点项目，为计划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物质积累和制度的准备；58-78年，正式开始提出实行计划经济，大力发展重工业，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格局形成。这30年有很多波折，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学家重新评定了计划经济时代，纠正了妖魔化的计划经济，充分肯定了计划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作用。对于后30年的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包括这段时期的钢铁工业，原子弹等等。虽然计划经济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不能将它妖魔化，对于后30年的发展，也是很值得的。因此，在学界，专家们充分辨证的分析了前30年。
            后30年，78至今，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建立。这段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理论逐步完善，微观主体权利得以实现，市场基础作用得到体现，对外开放作用凸显，资本的功能得到释放。可以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盛行下，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影响下，中国具备了发展经济学中所具备的经济起飞阶段的绝大部分条件。中国经济潜力得以充分的释放，发展成果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这30年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消费和内需不足，导致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严重失衡，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出现问题。2、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在前30年，基尼系数不到0.3，而2009年，达到了0.496。可见，财富在向富人加速聚集，收入分配极不合理，群体问题日益增多。3、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果实不能被广大人民所共享。4、社会生产的组织结构问题。社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和高度垄断导致就业不对称对经济产生持久而严重的影响。5、对社会功能的忽视。只注重经济增长，轻视发展，忽略社保、医保体系建设，造成经济社会的活力下降，社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落后。6、经济增长的代价巨大。包括资源，环境的代价，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巨大。
             总体来说，60年的发展有问题，有成绩。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巨大，能否持续进步，主要看后30年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转变是否成功。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发展问题。金融危机的的原因有四大点。一是自由主义泛滥的产物，金融深化的必然性；二是凯恩斯主义产物；三是世界储蓄消费的不均衡。四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实际上，回头看，马克思说的最对，最准。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可以从三方面表现和解释1、比例失调，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2、收入分配不公引发购买力和消费不足论。3、平均利润率下降。产业资本转向虚拟经济，以提高利润率。
        此次金融危机具体表现为双重的生产过剩（第三产业展主导的金融产品过剩和实体经济过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世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世界消费不足的趋势。对中国的影响也不言而喻，中国此次受了内伤，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没有输入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问题也会出现经济的下滑，08年上半年实际上就是结构问题引发的经济危机，所以，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线。这次危机只不过出现了重合和叠加，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使得经济增速，CPI、PPI双缩，失业率骤升，出口骤降。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结构问题一直存在，并且每10年都会爆发，只是趋势越来越严重，59、69、79、89、99都是经济危机年，都隔了10年。
        危机不用多说，但是规律和表现必要要弄清。面对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对策，短期效果明显（在《内需复苏明显》中已阐述），但长期效应令人质疑，甚至货币政策退出合适与否成为往后几年兴衰以否的关键。政府4万亿，大部分通过贷款形式流向市场，必然引起流动性过剩，货币增速远远超过了潜在GDP的增速。对于货币政策的担心，不是通胀，因为短期不可能通胀，原因就在于工资没上涨，消费也上不去，加上基础产能过剩，价格不可能上涨，也就不可能通胀，流动性带来的关键是资产泡沫，房市和股市。货币太宽松，退出不好容易出问题，事实证明，时间资金一收缩，股市就跌，前段时间的股市下跌已经佐证了货币政策的捆绑效应。退出的方式还要深入研究，过猛，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未来十年都可能是萧条状态。可能会延续1997年的后果，要知道1997年仅仅多释放了3000多亿贷款，而2009年已经下放了2万亿，97年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1997年-2003年萧条。而现在如何，值得很好的反思。综合来看，这次危机中国政府调控代价巨大，而且难以收场了。反倒财政政策可以在宽松一点，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一般不能超过60%，但中国现在只有30%多一点，空间很大，美国等国家就不一样了，美国的赤字总量是其GDP的2倍，日本是3倍，西方那些国家是财政政策已经动不了了，只能动货币政策，很显然中国不应在和美国耗下去，要调整政策的方向了。单就2万亿而言，就会让中国经济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实质已经付出了代价。另外，对于2万亿投入方向也值得商榷，从方式看，资金还是流向了传统的产业，经济还是在走原来的老路子，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是在用一个泡沫推动一个更大的泡沫，类似日本寓言。这是危机中我们采取政策的利弊。
         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这些挑战不是短时间积累下来的，是长期发展的产物而没有得到纠正。任何一次危机，都会产生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此次危机必然也是如此，因此，危机会产生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可以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首先，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这包括创新经济产业，以电能为载体的信息产业、依靠化学能源，新能源及储能新材料、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低碳经济等等。学者一致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很有可能产生的领域在于绿色、环境、低碳、智能、可持续等领域。抓好新产业的发展，是在未来30年的后危机时代保证经济增长的关键和着力点。其次，看抑制落后产能，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此次危机中的政策在以后长期会存在，虽然4万亿有稳固作用，但是对落后的产能有固化和强化功能。表现在：钢铁、水泥、玻璃、多晶硅、风能等领域。调整这些产业会花费巨大的精力，但也尤为重要。再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产业结构与组织不合理，经济发展粗放，政府行为错位和缺位，体制机制不健全，都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去变革。要加强技术的进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技术的推动，因此，要减少政府挤出效应，继续培育市场微观主体。最后，要完善社会功能。是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降低资产值过高的问题，防止财富向少数人聚集。第二就是加强新劳动法的实施，加强工人的权力，形成抗衡力量，积极维护自身权力。第三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成果。
          可以说，中国经济潜力无限，市场巨大，发展迅速，解决好了经济结构问题、质量问题，中国经济会发生质的变化。抓好了新兴产业，中国经济就能够在后危机时代迅猛发展。搞好了社会建设，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速是8%左右，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人均GDP十年可以翻翻。2008年，人均3400美元，今年能到3500美元；到2020年，人均能达到7000美元，到2030年，能达到15000美元，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中国就能赶上美国，可以看到，这些数据是有依据的，换言之，只要我们经济能够平稳健康增长，我们的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中的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基本的取向。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回顾新中国的60年历程，分析当前危机的原因和策略，谋划未来30年的发展就具有了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