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09:18 AM来自/凤凰网

作者：任剑涛

布热津斯基离世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战略双雄——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从此，上演独角戏了。况且，基辛格也处在“廉颇老矣”的状况。他们俩曾经亮眼的大战略研究会不会因此衰颓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从眼下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行回顾他们的教益。如果说盖棺定论是个定势的话，那么基辛格的教益还需要稍后归纳。就布热津斯基而言，已经可以概括他在大战略研究上的功过了。

面对布热津斯基，中美两国的反应会大不相同。对美国而言，布热津斯基不过是一个曾经上演“旋转门”大戏的历史人物。即使是他在退出政坛以后，还发挥着不小的学术影响力，但实际的政治影响，已经渐趋式微。在具体的政治史演进中，布热津斯基被限定在卡特总统的时代。跨过任职期限进入大战略的观念史视野，布热津斯基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留下了足以让人们礼敬的经典作品。

汉语出版界跟进翻译布热津斯基的作品相当及时。他的代表作被命名为四“大”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其实，这些著作的书名，颇有译者和出版者对“大”的故意为之。

因为只有《大失败》与《大棋局》两书的原名直接使用了“大”这个概念。不过，类似的汉译作品，倒是画龙点睛，准确标明了布热津斯基政治学理论、战略研究、国际关系著作的特点：他正是在宏大视野中处理相关主题的，也正是以这样的宏大视野展示了他只眼独具的理论能力——他是二十世纪国际局势演变的准确预言家，也是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大师。

不需要重复布热津斯基对苏东局势预言的先知性预见。不管人们将之归之于布热津斯基的意识形态狂热，还是归之于他的理论预见性，亦或是归之于他的政治领悟能力。历史印证了的预言，人们就不得不谦逊地承认它的价值。

布热津斯基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具有这样的预见力。他在任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对苏联国际行为完全失察，对伊朗局势判断失准，对印度国家状态的错误估价，都让人诟病。但从总体上讲，他对国际形势，尤其是纵横捭阖，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设计与实践，只有基辛格能与之媲美，国际社会罕有其匹。

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人有理由对布热津斯基悲喜交集。布热津斯基对共产主义的怨怼，让部分国人绝对接受不了，其实也不需要接受他的相关说辞；不过他当年力主联华制苏，促使中美建交，让国人一定心生好感。需要断然指出的是，这些激发国人对布热津斯基的复杂个人体验的经验感受，大致是不能用来评价他的历史地位的。因为这些事件不过是具体历史处境中的政策应对而已，常常不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恒常价值。

有问，布热津斯基是一个具有超越历史阶段、因而足以进入历史深层记忆的人物吗？即刻回答，有些轻率。但起码从几个角度讲，布热津斯基的大战略研究，对于所有热衷大国建构的国度来讲，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这让布热津斯基的有关论述与做派，确实超越国境界限，具有普遍启发意义。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如何真正抓住成为大国、尤其是长盛不衰的大国的国之根本，确实是一个难题。布热津斯基提点人们，一个被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交错撕裂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维持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即使这样的国家像苏联那样曾经显得相当成功，也于事无补。一个大国，必须在广泛的国际视野中观察国家问题，必须在制度的建构上夯实国家根基，必须在纵横捭阖的国际战略中赢得发展先机，必须在国际核心战略（如欧亚大陆战略）中稳住阵脚，必须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适时调整国家战略。这正是布热津斯基大战略之“大”的特性体现。

对中国今天而言，战略研究似成热点。但具有布热津斯基那样宏大视野的独到眼光和力透纸背的真知灼见者甚少。既定政策诠释的热情，常常让人们对国际大势视而不见，所述所议，常常让人觉得是孤陋寡闻的产物、井底之蛙的物议、谄媚权势的说辞。走出这样的战略研究窘境，恐怕是强力支持中国复兴，并在国际社会发挥日益重大作用的前提条件。有鉴于此，布热津斯基对国人最大的启发，不在意识形态的对垒，而在国际眼光的塑造。

何以布热津斯基具有独到的国际眼光，以至于可以生发如此具有预见性的战略研究成果呢？简而言之，原因有三：

一是“旋转门”的独特体验，让战略研究的考量足以打通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玄关。致力研究大国战略的学者，常常只具有单一的经验体认，要不限于书斋的玄想，要不落于对策的媚上。结果两头不靠岸，战略言说自然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布热津斯基从学术研究出发，得有宝贵机会进入政界，直接介入国家高层的外交决策，两相结合，观察国家战略的视野自是不同他人。一个缺乏国家战略领导实践的人，是很难具有他那样的洞察力的；一个缺乏扎实理论训练的人，同样是很难阐述清楚他亲历的国际政治事件的。唯有两相叩击，才能高人一头，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二是国家立场和超国家视角的精巧结合，让战略研究超越单纯的国家主义立场表达，具有纵横国际社会，维护国家利益的两头兼顾能量。布热津斯基是那种具有不同国家与制度体认的学者与政治家混合体，因此，他不会自限于狭小的国家天地来谈论国家战略问题。诚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美国从中苏美瘸脚三大国的国际体系，一跃而成孑然独立的超级大国。这对纵横国际政治舞台的布热津斯基来讲，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历史体验。这种国家体验，非置身美国处境之中，可能很难真切理解。但即便置身美国的处境中，缺乏超国家的大眼光，也是无法准确捕捉到其中的大战略信息的。一味限于美国的自卖自夸，是人所熟悉的、大多数美国国家战略论者的陋见；一些具有自我批评和否定立场的美国学者，则限于一味的自我痛斥。这都是缺少启发作用的战略思维。正是在传统地缘政治战略的基点上，开拓当代地缘政治思路的布热津斯基，才揭示了欧亚大陆不变的国际战略地位，让美国抓住了国际舞台上的战略机缘，真正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致力建构大国的国家，从中可以获得建构自己国家战略的宏大进路。

三是意识形态的热情与政治克制的约束性结合，让布热津斯基既具有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精神支撑，又具有克制意识形态冲动的政治洞察力，以免造成太多盲点，无以透视复杂的国际局势。布热津斯基无疑是二十世纪冷战的理论产儿。必须承认，正是由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局限，造成他无法准确预见某些重大国际事务的盲点，以至于出现前述决策失误。但总的说来，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直接构成他的国际事务研究结论。他某些具有深刻启迪价值的国际关系结论，来自于他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和全面透视。这样的结论，绝对不是意识形态偏执狂可以提供出来的。这就告诉大战略的研究者们，缺乏价值信念的人，无法勾画战略研究的稳定框架；而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大战略研究者，又只能发出一些毫无价值的意识形态呓语。以政治克制规训意识形态，是一个大国战略的研究者与设计者超越常人而有所见的前提条件。

布热津斯基走了。他留下的，不仅是予人启发的专门著作，更可宝贵的，是留下了全球化时代思考大国战略的高超方法。他值得人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