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编译/刘志伟

　　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虽然看起来前景黯淡，当前的金融危机终将过去。然而，没有一种危机能够消逝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任何后遗症。而这一次的遗留，最引人注目的将是全球性的思想战争——哪一种经济模式最可能造福于大多数人。第三世界将会热衷于挑起这场战争，世界80%的人口都居住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中，14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资本主义和美国人所标示的社会主义之间，斗争仍然激烈。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众多，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今后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这一现实。

　　哪一种经济模式可能造福多数  


　　1989年柏林墙倒塌，成了标志性的事件。一段时间内，共产主义的式微似乎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尤其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胜利。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大声宣告“历史的终结”，认为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实际上，历史学家会把1989年后的20年标示为美国式繁荣的短暂时期，而随着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崩塌，以及随之发生的经济混乱和慌乱的拯救措施不断出台，这个时代已然结束。于是，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受约束的市场自己就能够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的争论也就此停住。如今，只有那些中毒至深的人才会坚信市场是自我修正的，或是我们可以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来确保一切都诚实正确地进行。

　　这场经济争论在发展中国家悄然兴起。西方人试图忘记，190年前，世界三分之一的GDP都是中国拥有的，而突然之间，殖民探索和不公平的贸易协定，伴随着欧洲和美国的科技革命，把发展中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到195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百分比只有不到5%。19世纪中期，英国和法国发动了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战争，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称谓，是因为除了毒品之外，西方世界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卖给中国。鸦片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间接导致了大范围的毒品上瘾。这是西方企图纠正国际收支问题的一个早期尝试。

　　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留下混杂的遗产——一个明显后果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受到了残酷剥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相应解释：剥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结束经济殖民主义的延续。在一些地区，如非洲，剥削是显而易见的：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环境的破坏，只得到了微薄的回报。其他的地方则很隐蔽。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世界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当作后殖民时代实施控制的利器。这些机构推动市场原教旨主义(它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这是美国人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市场”所定义的一个理想化概念。他们敦促金融部门放松管制，进行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大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支持它们，他们很多人都来自自由市场经济的圣殿——美国芝加哥大学。而最终，“芝加哥男孩”们的项目并没有带来他们承诺的结果。收入停滞不前，即便有增长，财富只是集中在上层人手中。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中日益频繁——过去30年中爆发过100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美国用不同药方医治自己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越来越不相信西方的帮助是出于利他主义。他们怀疑自由市场理论的花言巧语只是用来掩盖以往的商业利益。西方国家的伪善加强了这些怀疑。欧美并没有向第三世界开放其本国的农产品市场，而这往往是所有贫困国家所能提供的唯一商品。他们强迫发展中国家在开始新产业的时候取消农业补贴，而他们自己却提供大量补贴给本国的农场主。

　　自由市场理念被证明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的伪装。“私有化”意味着外国人可以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矿山和油田。这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大量的垄断和准垄断的利润，如电信业。“自由化”意味着，他们能获得高回报率的贷款，而在贷款无法回收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迫使他们损失社会化，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要被迫来还债。这还意味着，外国公司能够毁灭新兴产业，抑制企业发展的才能。虽然资本自由流动，劳动力却不会——只有那些最有天赋的个人，才能在全球市场中找到好工作。

　　自由市场理念的前景，并不总是美妙。在亚洲总有些国家抵制“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理论的简便说法)。他们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亚洲的巨人——中国和印度，有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并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的国家，事情发展并不顺利。

　　在第三世界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批评中，美国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方式成为最后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影响的国家削减赤字和支出。在泰国，这导致艾滋病的重新泛滥；在印度尼西亚，这意味着削减挨饿的人民的粮食补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利率，在某些国家超过了50%。他们教导印度尼西亚要对银行强硬，要求ZF不要救助他们。他们说，这会是一个可怕的先例，是对瑞士钟表般精确运行的自由市场可怕的干预。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之间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人们并没打算忽视之。为了把美国拉出深渊，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大量增加开支和大规模的赤字，即使利率已经降低到零；银行正在被拯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一些处理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官员，现在正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于是，人们不由得问道，为什么美国用不同药方医治自己？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对多年来受到的胁迫感到愤怒：他们应该采取美国制度，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给美国银行，这将使他们能够了解“好”银行的做法，应该出售自己的公司和银行给美国人，特别是在危机期间用跳楼价卖出。华盛顿说，这将是痛苦的，但最终你们将收获更好的。美国派出了财政部部长(两党)环绕全球进行宣讲。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人看来，这扇旋转门，使美国金融领袖们从容穿梭于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这让他们更具有可信性；这些人似乎同时掌握着金钱和政治权力。美国金融领导人正确地认为对美国或世界有利的就是对金融市场有利的，但他们反过来的想法则是错误的，即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和世界有利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美国经济的失败所进行的激烈批判并不是幸灾乐祸激起的，因为他们需要发现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真正为他们未来所采用。事实上，这些国家都希望看到美国迅速恢复。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自己无法做到美国试图恢复其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他们知道，即使是这些巨额的开支也很难快速奏效；他们知道，来自美国衰退的冲击波已导致短短几年的跨度中又有两亿人陷入贫困。他们越来越多地相信，任何美国提出的经济理论都会付诸实施，而不仅仅只是热忱而已。

　　
　　(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