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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of How OCW Transformed A Learner’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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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本第四册至80%。
感激的归还出于原主的恩情，无论何人被他人委托财产，就要负起归还的神圣责任。就出于友情的借用而言，慷慨的德行归于出借者这一方 ; 接受者要负起保管的责任。出于"保证"的状况下，以及其他在普通生活中图利自己的商业行为，这种恩惠要用等值物来补偿，归还的义务可以加以修正，这由贸易的性质来决定。拉丁语很顺利地用commodatum和mutuum两个字表示基本上的差异，我们的字汇比较匮乏，就全部混杂在一起，很含糊而普遍使用"借出"这个词。commodatum的意义是借用人有义务要归还同样的特定物品，这个物品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暂时提供使用而已;mutuum是指定给借用者使用或消耗，要根据所估算的数目、重量和尺寸，用等值的代用品负责完成相互的承诺。按照买卖合同，物品的绝对处理权转移给买主，对方要用适当数量的金银偿还应付的利益，这些金银代表尘世财产的价格和通用衡量标准。还有一种有关"场所"的契约，所应尽的义务更为复杂。像是土地、房屋、劳务和才能，都可以租用或雇用一段明确的期限，等到期满，物品本身要归还给原主，为了获得占用或雇用的利益，还要加上约定的报酬。在这些以图利为目的合约中，有时会加上合股与佣金。
在两个最纯真的时代里，从建立平等的自由权利到布匿战争结束为止，罗马从来没有产生谋逆叛乱的骚动，也很少受到重大罪行的污染。当党派的倾轧遍及国内外，激起各种恶行，逐渐感受到刑法已经丧失效用。西塞罗时代每个普通市民都能享受到元政府状况下的特权，共和国每个行政首长都受到诱惑要掌握国王的权柄，他们的德性如同自然或哲理的天赐果实，有资格受到全民热烈的称誉。
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为帝国的法律制定带来新的风气，甚至连本身的错误也都受到尊敬。接受摩西的律法当成神最早的正义，身为基督徒的君王要使自己制订的刑法，能够适用于道德和宗教各种程度不同的邪恶行为。
召集市民参加每个罪犯的审判已经成为很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市民和罪犯的人数愈来愈多，权宜的办法是运用常设的官员或是特定的检查官，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早期这种问题非常少见，只有很偶然的状况下才会发生，等到罗马建城七个世纪的初叶才成为永久的编组。每年选出的四位法务宫经过授权，负责审理叛逆、勒赎、资用公款和贿赂等国事犯。苏拉增加法务官的数目和新的罪行项目，以处理直接伤害个人安全的犯罪。检查官负责准备和指导法庭的审判工作，也只是宣读经大多数"法官"所同意的判决而已。法官虽然尊重事实，产生的偏见更多，已被比拟为英国的陪审团。法务官拟定一份年度名单，列入人选都是年高德馨的市民，负起这些重要而让人厌烦的工作。经过很多年宪法的奋斗以后，从元老院、骑士阶级和平民中间选择相等的人数，有四百五十人被指定进行单一的表决。一名罗马被告受到指控犯下重大的罪行，会用自我放逐或了断来阻止法律的宣判。直到他的罪名得到合法的证明，能够恢复他的清白无辜以及个人自由。或是最后的百人连的投票已经统计和宣布，他可以和平的离开，前往意大利、希腊或亚洲的联盟城市。这种民事诉讼的死亡可以保持他的名誉和财产，至少他的儿女不会受到影响;他也可能仍旧享受理性和感官的生活，只要心灵在习惯于罗马那种野心和嚣闹之后，能够忍受罗得岛或雅典的单调和宁静。需要不顾身家性命的努力才能逃脱凯撒的暴政，但是斯多噶学派的哲理使人熟悉这种努力，他们这些最勇敢的罗马人就是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合法鼓励自杀的行为。经过宣判巳经定罪的罪犯，处死以后尸体要受到示众的羞辱，也给儿女带来最大的不幸，财产全部充公，处于贫穷的困境。
罗马法经过查士丁尼删节以后，仍旧是神秘难解的学门，也是有利可图的职业，极为复杂的性质使得学习非常困难，加上从业人员私下运用各种手法，更是陷入十倍的黑暗之中。追求这门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超过应得的报酬。申请者由于穷困或明智，就会放弃最美好的权利。获得正义竟然如此昂贵，或许可以减低诉讼的风气，但是在不对称的压力之下，只会增加富人的影响力，使得贫民的处境更为悲惨。讼诉程序的进度缓慢而又耗费甚大，有钱的抗辩者居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甚至不必寄望碰到贪污的法官。在经验到一种恶习时难免引起愤怒之心，这也是我们的时代和国家无法避免的事，真是恨不得拿我们精心炮制的法律体系，去交换土耳其宗教法官极其简明快速的判决。我们平心静气想一下，为了保护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像这样的形式和延迟确有必要。法官的深文周内是暴政首要的工具，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应该有先见之明，解决在权力和勤奋无限扩展以后所产生的问题。然而查士丁尼的政府把自由和奴役的缺失全部结合在一起，罗马人在复杂多样的法律和主子的任意专制之下，在那个时代受到更多的压迫。
纳尔塞斯要是成为伦巴底人的对手，他们就会遭到失败。那些久经战阵的武土，过去是他在哥特战争中获胜的同伴，就会勉强出来迎击他们所畏惧和尊敬的敌人。拜占廷宫廷软弱无能，蛮族的行动变得师出有名，皇帝一度听取臣民的抱怨，因而造成意大利的毁灭。纳尔塞斯的德性受到贪婪的玷污，在统治行省长达十五年的期间，累积大量的金银财宝，已经超过私人财产应有的限度。他的政府运用高压手段而丧失民心，罗马代表团用放肆的言辞表达他们的不满，在查士丁的宝座前面竟敢大胆宣称，比起希腊宦官的专制，他们还是情愿容忍哥特君王的奴役。除非暴虐的统治者很快被调走，否则他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要另外选择一位主子。猜忌和诽谤的声音才刚战胜贝利萨留的功勋，现在又异口同声力言会有叛变发生的忧虑。皇帝指派新太守朗吉努斯 （Longinus) 取代意大利的征服者。将他召回的鄙下动机，从皇后索菲娅带有侮辱的命令中可见一斑:" 他必须将军事训练的工作留给一个男子汉 去做，回到皇宫的妇女中间有更适当的职位，我们会将一根卷线杆再交到宦官的手里。" 逼得一位英雄人物说出这样的话来答复，表示出气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 我会为她纺出这样一根线，要想解开可不那么容易。" 他并没有像奴隶或是牺牲者那样，出现在拜占廷皇宫的宫门前面，而是隐退到那不勒斯，从那里 (如果可以相信当时的说法) 邀请伦巴底人惩罚君主和人民的忘恩负义。人民的情绪会在暴怒以后发生变化，罗马人很快想起胜利将领所建立的功勋，或者是害怕他的愤恨产生不良后果，经由教皇出面斡旋，亲自前往那不勒斯负荆请罪。纳尔塞斯接受大家的悔改和歉意，表示出更温和的面容和更负责的言辞，同意将住处安置在卡皮托山。他的死亡不得其时而且使人有夭折之感，虽然他已经远过古稀之年，没有机会来改进晚年的过失，使得一生的成就变得前功尽弃。传出或真正发生阴谋事件，造成意大利人解除武装，分崩离析。士兵受到羞辱，极为愤怒，对将领的过世感到哀伤，他们不认识新的太守，朗吉努斯则不了解军队和行省的状况。意大利在前几年为瘟疫和饥懂摧残得十室九空，心怀不满的民众把自然的灾害归咎于统治者的罪恶或愚行。在第六世纪即将结束之前，罗马受到伦巴底人的武力威胁和希腊人的独裁统治，我们再次探索它进入最悲惨时期的命运。帝国中枢的转移和行省先后丧失，公众和私人的财源全部消耗殆尽。地球上那颗高耸的大树，阴影下曾栖息无数的民族，现在被砍掉枝叶，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在荒凉的地面任其枯萎。奉有派令的大臣和传送捷报的信差，再也不会在阿庇安或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相遇，随时都会遭到伦巴底人带着敌意的袭击，引起不断的恐惧。在一个权势极大而又安宁的首都，居民没有焦急不安的心情，才会去游览邻近地区的花园，并在想象中隐约绘出罗马人的苦难状况:他们浑身战栗的打开或关上城门，从城墙上看到在燃烧中的房屋，听到他们的同胞哀鸣的声音，像狗一样成对绑在一起，被拖着越过高山渡过大诲，到遥远的国度去当奴隶。农村生活处于这种时时紧张的状况就没有欢乐可言，更没有心情从事农耕的工作。罗马的平原很快变成可怕的荒野，只有贫癖的土地、污秽的水流和充斥着传染病的空气。世界的首都不再吸引好奇和进取的民族前来此地，但是机遇或需要使得外乡客漂游而至，会带着惊惧的心情观望空洞而荒凉的城市，禁不住要问起元老院和人民在哪里。
征服大不列颠的荣誉大部分归之于格列高利一世，凯撒的功劳只能占小部分。用船运到那个遥远的岛屿是四十个僧侣而不是六个军团，严苛的任务使他无法亲身参加危险的宗教战争，教皇感到非常遗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能够向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宣称，已经让肯特国王和一万盎格鲁-撒克逊人受洗。罗马的传教士就像原创教会的传教士一样，所使用的武器只有属灵和超自然的力量。格列高利的轻信或明智使他永远运用幽灵、奇迹和复活的证据，来坚定宗教的事实和真理。后代子孙对他的功绩极为推崇，不亚于他敬佩与他同时或前代人士的德行。历代教皇有权赐予天国的荣誉，格列高利在他那个阶级当中，是最后一位列入历书的圣徒。教皇的世俗权力是在那个时代的苦难中不知不觉产生，欧亚两洲被鲜血所漫染的时刻，罗马的主教必须以慈善与和平的使臣来进行统治。前面提过，罗马教会获得意大利、西西里和更遥远的行省很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一般由副辅祭担任代理人，对于地区的牧人和农民拥有民事甚至刑事的审判权。圣彼得的继承人就像提高警觉而又行事慎重的地主，处理他的世袭遗产。格列高利的书信里充满各种有益人心的教诲，像是不要从事结果可疑或令人烦恼的诉讼;对于收租使用的度量衡要保持公正;同意任何合理的延误;减少教会田地上奴隶的人头税，他们靠缴交罚金来买得结婚的权利。这些地产的租税或收益，要由教皇出钱冒险运到台伯河口。在运用这些财富时，他要像教会或贫苦家庭的忠诚管家，尽量考虑各种开源节流的办法，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他的收入和支付的账册非常繁复而且数量庞大，曾经在拉特兰大教堂保存三百多年，成为基督教财务制度的典范。他依照四大节庆把每季的收入按比例分配给教士、佣人奴仆、修道院、教堂、墓地、善堂、罗马的医院以及教区其他的用途。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他根据不同的季节，发给穷人规定数量的谷物、酒、奶醋、蔬菜、油、鱼、肉类、衣物和钱财，经常召唤负责财务和库管的职员要使用他的名义，满足贫苦家庭和绩优人士的额外需要。无依病患、孤儿寡妇、外乡旅人和朝圣香客的临时灾难，不论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他的救济。教皇经常将他简单的饮食分给够格与他同桌的子民，然后他才能安心食用。在那个艰困的岁月里，罗马的贵族和贵妇接受教会的恩惠，并不会感到羞愧。有三千名修女从她们的恩主手里获得食物和衣服。很多意大利的主教要逃避蛮族，躲进梵蒂冈好客主人的屋檐之下。格列高利可以被民众尊称为"国父"，始终保持恻隐之心和仁者的风范，只要看到街头有倒毙的乞儿，他会难过得几天无法从事圣职。罗马的不幸遭遇迫得神职人员处理平时和战时的事务，君王的缺席使他代行其职，究竟是出于虔诚还是野心，他自己都感到怀疑。格列高利将皇帝从长期不闻不问的酣睡中唤醒，揭露东罗马的太守和属下大臣的罪行或无能，指控为了保卫斯波莱托而抽调罗马所有的老兵。他同时也鼓励意大利人防守他们的城市和圣坛，以及在危机发生以后亲自指派军事护民官，必要时指挥行省部队的作战行动。但教皇的好战精神受到人道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制约，意大利战争期间采用征收贡金的办法，他毫不客气指责是令人厌恶的压迫行为。有些怯懦的士兵出于虔诚的心理，抛弃军旅生涯要出家成为僧侣，他违反皇帝的诏书加以保护。要是我们相信格列高利的说法，那就是他可以轻易利用伦巴底人的内部倾轧来造成他们的毁灭，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国王、公爵和伯爵来拯救这个不幸的民族，能够免于敌人的报复行动。他是基督教的主教，更愿意执行有利于和平的职务，经过他的斡旋，平息武力的冲突，但是他很担心，希腊人的权谋和伦巴底人的情绪很难达成神圣的承诺，无法遵守休战协议的各项要求。他感到签订全面而持久的和约已经毫无希望，竟然想在没有获得太守和皇帝的同意之下，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敌人的刀剑已经对准罗马，靠着教皇温和的辩才与及时的礼物，才能移走面临的危险。格列高利的功绩受到拜占廷宫廷的谴责和羞辱，但是获得心怀感激的人民真诚的敬爱，他像市民得到纯真的报酬，也像君王得到优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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