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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本第四册至100%，阅读完毕。
狄奥多西特别发出开会通告，以弗所第二次大公会议 (449年8月8日-11日) 的安排非常用心，包括东部帝国的六个大教区，每个教区出席十位都主教和十位主教，额外邀请受到重用和才德出众的人士，参加人数增加到一百三十五人。叙利亚的巴尔苏马斯 (Barsumas) 是僧侣的领袖和代表，参加开会，和使徒的继承人一起投票。作风专制的亚历山大里亚教长再度对自由辩论施加压力，从埃及的军械库中再度拿出同样的精神和物质武器。来自亚洲的老兵是一队射手，昕从狄奥斯科鲁斯的命令加人战争。势力强大的僧侣不可理喻又元恻隐之心，围攻主教座堂的门户。一般看来，神父发出不受约束的声音，接纳西里尔的信念甚至开除教会的诅咒，对于一些最有学问的东方人所倡导的双重性质邪说，指名道姓连同他们的作品进行严正的指责 :" 赶快用刀将那些分割基督的人劈成两半 ! 把他们剁成肉酱 ! 把他们活活烧死 !" 这些就是基督教宗教会议所表现的慈悲心肠。
埃及的信仰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失败的教派却得到一位教皇的支持，他对于阿提拉和根西里克的敌意毫无所惧。和利奥的神学理论以及名声响亮的巨著《书信集》，里面阐明天主降临及道成肉身的奥秘，以弗所的大公会议对这件事未予理睬。他和拉丁教会的权威使他们派出的使者受到侮辱，这些人逃脱苦役和死亡，回来以后叙述狄奥斯科鲁斯的暴虐行为，还有弗拉维安殉教的悲惨故事。和利奥召开行省的宗教会议，废除以弗所不合规定的议事程序，然而他本身的做法也未能尽合规定，于是要求在意大利自由信奉正统教义的行省，召开一次全国宗教大会 o 罗马主教成为基督徒的领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毫无危险可言。普拉西狄亚 (Placidia) 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亚，一字不易在他的命令上签字，拿来告诉在东部的君主，应该恢复教会的和平与统一。东部皇室的戏码受到那个手法高明的宦官所操纵，狄奥多西可以毫不犹豫的宣称，聂斯托利点燃的大火在受到公正的惩罚以后已经熄灭，教会已获得最后的和平与胜利。要不是皇帝的坐骑有幸暗地不起，希腊人或许还与一性论的异端邪说牵扯不清。
在马西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监督之下，疲惫不堪的神父被转送到卡尔西顿。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约四分之一哩的地方，在一个坡度平缓而又地势高起的山顶兴建圣优菲米亚 (St. Euphemia) 大教堂。整个建筑的三重结构可以称之为艺术和工程的奇迹，视野开阔宽广无垠的海陆景色，使得信徒在内心产生宁静的情绪，默思上帝和宇宙的奥秘。六百三十位主教按照位阶排列在教堂的正厅，东部的教长前面是代表团，其中第三位只是一位普通的神职人员。最尊贵的位置保留给二十位俗家人员，都是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的位阶。大厅的正中央放着装饰得非常华丽的福音书，教皇和皇家的主要官员还在仔细推敲有关信念的规章，使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第十二次会期呈显一片祥和之气 (449年8月8日 -11日)。他们的干预使得放纵的叫喊与咒骂静寂无声，虽然可以维持教会的尊严，做法还是有欠偏颇。代表团提出正式的控告以后，狄奥斯科鲁斯被迫走下宝座，成为阶下之囚，审判官已经将他视为罪犯。那些仇视西里尔更甚于聂斯托利的东部人，都把罗马人看成自己的救星:色雷斯、本都和亚洲这些地方，对于谋杀弗拉维安的凶手极为愤恨，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新任教长，靠着牺牲他们的恩主保住自己的职位。巴勒斯坦、马其顿和希腊的主教原来拥护西里尔的信仰，现在面对宗教会议极为炽热的战斗，这些领导人物连同听命的随员都从右翼转到左翼，像这样及时发生的反正事件决定胜利的归属。从亚历山大里亚乘船前来的十七名副主教当中，有四名受到引诱改变效忠的对象，另外十三名趴在地上叹息哭泣，请求宗教会议大发慈悲，并且很可怜的宣称，如果他们现在屈服，等回到埃及一定会被愤怒的民众杀死
。狄奥斯科鲁斯的同谋获得恩准，要用长期的悔罪来消除所犯的罪孽和过失。他们的罪过全部累积在他一个人的头上，狄奥斯科鲁斯既不要求也不希望得到赦免，那些恳请给予大赦人员的温和声音，被胜利和报复的叫声所淹没。过去追随他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费尽心机故意找出他个人的过错，说狄奥斯科鲁斯将教皇革出教会是鲁莽而且不合法的行为，还有他的个性倔强拒绝参加宗教会议(那时他是受到监禁的囚犯）很多证人出面为他的傲慢、贪婪和残酷作证，神父带着厌恶的神情听到教会的施舍款项浪费在舞女的身上，他的府邸甚至他使用的洛场，完全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妓女开放，下贱的潘索菲娅 (Pansophia) 或是艾琳 (Irene) 成为教长的侍妾，受到公开的款待。
运用第四次大公会议的名义，向基督教世界宣布，基督是一个人兼有两种性质:在阿波利纳里斯的异端和圣西里尔的信仰之间，划出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通往天堂之路就像锋利如剃刀的桥梁，任凭神学艺术家极为奇妙的双手，悬空架设在无底深渊的上面。在信仰盲从和思想奴化的十个世纪里，欧洲按照梵蒂冈的神谕决定他们的宗教观点。有些古代早已锈蚀不全的学说，被那些反对罗马教皇最高权威的改革分子，没有经过讨论就纳人他们的教条之中。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仍然在新教教会占有优势，争论所产生的骚动已经平息，今天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与信仰有关的"道成肉身"问题，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摸然视之。
道成肉身的信条原来只限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7世纪结束之前，已经传播到遥远的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所有的基督徒举行礼拜仪式，无论是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内心都存有这种观念，口里诵读同样的辞句。要是就人数和华丽的排场来看，获得正教基督徒的称呼还是太过于勉强。在东部非常显著之处在于使用并不光彩的名字，称为东正教徒 (Melchites) 或保皇分子 (Royalists)，这些人的信仰并非以《圣经》、理性和传统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尘世君王的专制权力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他们的敌人可能会断言，说是君士坦丁堡的神父所提出的主张，这些人自认是国王的奴隶。同时他们会怀着恶意很高兴的提到，马西安皇帝和他那处女新娘激励并改进卡尔西顿信条。处于优势地位的派系一定会劝告大家要尽服从的本分，那些异议分子力主自由的原则免于各种约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处于宗教迫害的权势之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沦为叛贼和逃犯。罗马那些最古老和最能发挥作用的盟友，受到训诲不要认为皇帝是基督徒的首领而应该是仇敌。语言是使人类的种族形成结合或分离的首要因素，出现一种特殊而又长久的标志，抛弃沟通的工具和复交的希望，很快可以用来区分东部的各种教派。
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二十五位都主教所组成的教阶制度，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又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有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