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农民吗？
王家范
　　在没有政治或其他外力的强制干预下，自主的“经济人”之间是可以达成双方情愿的经济协议关系，而这种协议关系的灵活性及其多样性，往往超出学者自身的想象力。
　　最近三十年里，“三农史”研究的视野不断得到开拓。由史料开发带来知识量的大幅扩增，已经有可能从同情地描绘农民艰辛困苦到铤而走险，转而进入到对他们不同时空条件下，平日的利益诉求、经营机制、市场回应，乃至群体状态的动态变迁、区域间的差异等等，作较为深入的专题探索。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各种活跃表现，显著推动着“三农”研究的逐步深化。我们对农民群体的了解开始摆脱居高临下的“他者”心态，谦逊地力求进入农村和农民的内部世界，把握第一手史料，寻求平凡和真实，这是最值得欣慰的进步。城市化的高潮，丝毫没有减弱对农民、农村乃至乡土社会的关注度。相反，因为“三农”的走向在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社会的关注度预料还会有所提高，新的问题还会不断被提出。
　　尽管成绩喜人，但谁也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完美到所有问题都足够清晰无误。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专题研究里，还是多少反映出我们对农民是既熟悉，又不完全熟悉; 既了解，又不透彻了解。本文限于篇幅，想挑出三个问题稍稍铺陈议论一番，不作进一步深究，只是希望能引起读者和同行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农民有“经济理性”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理论必讲新进口的舶来品。据黄宗智说，如何定义农民的特性，外国有三种学派：生存派、被剥削派和理性小农派。若再加上黄宗智自己的“商品小农派”，有人说总共是四派。
　　不少人只管依着一种外国学派的说法，拿出有利的史料做佐证，尽情发挥，批驳“他者”。这四种品性是相互排斥，还是相互兼容，多置之不问。我现在的疑问，这四种品性放到任何人群那里，不都普遍适用？城里人，镇上人，乡下人，识字的，不识字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只有外星人还属于未知数。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些共享的“人性”专派到“农民”的头上？我较早被养成了对理论的偏好，但到了年老，反而有所淡薄。原因是阅历告诉我，生活强高于理论，经验事实要比单一的概念复杂千百倍。克服理论和概念的绝对化，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丰富的“事实世界”中去，回归知识检验一切的老法子，靠丰富的经验事实修正理论的不足。
　　拿一个具体事例来稍为深入地讨论一下，农民是不是保守落后愚昧，缺乏经济理性？
　　大概上海市周围农村出生的，会知道有俗称为“铁搭”的这件江南特色农具，从宋元年间兴起，一直到现在，农民用它耕地碎土、平田起埨、挖沟排水，简单而实用。但颇有一些注重用工具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标志的学者，针对江南农民不用江东犁（曲辕犁）而用铁搭，弃畜力而用人力，定论为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已经停滞不前乃至衰落。因为用牛拉的江东犁，“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而用铁搭耕地，“人日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顾炎武），工效十分悬殊。有李伯重教授站了出来，援引陈恒力、游修龄等农学史家的研究成果，为之辩护说：铁搭虽然简单，但却是一种适合土壤黏重的水田农作的高效率农具。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黏重，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深耕可以加厚土壤的耕作层，有利于作物根系伸延发展；可以使土壤容纳更多的肥料；可以使土壤疏松多孔，提高土壤的蓄水、保肥和抗旱能力。因此明代江南农民使用铁搭进行深耕，无疑对江南平原的农田改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铁搭的使用，不是一种技术的倒退，相反是一种进步。对江东犁不适合水田，有专家撰文批评，认为李氏所说不实。
　　随后的讨论深入一步，跳过先进、落后之辩，探究江南农民何以会弃牛耕而用铁搭？曾雄生认为，农户用铁搭不用犁耕，根本原因是养牛的成本太高，贫户养不起牛。他引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史料作证：“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证据、思路都是好的，可惜仍固执于先进、落后的成见，对“便”字背后的意义漏过了。到了李根蟠教授手里，便点准了穴位。他说：从唐宋的有关诗文中可以看到，农民只要收成较好、手头较宽，总是尽量置办耕牛的。到了明清，放弃牛耕却成为贫苦农民的“理性”选择（理由同前）。这里我再补充《浦泖农咨》的说法：“耕牛，用水牛黄牛二种，价亦不甚悬殊。其最上者须四十余千，递减至七八千而止。现在通行者，大率二十千左右而已。计一牛之力，除车水外，可耕田五六十亩，自四月至九月，不须上料，但得一人斫青草饲之。九月以后，每日饲以棉花核饼两张，稻草三十觔。统计之，亦日须七八十文。”这段材料除了再次佐证养牛非有一定财力之家不能办以外，还与农户耕种面积（五六十亩以上）有关。明清史料透露出耕田较多的“上农”，他们多数仍选择用牛犁，因为农时紧张，必求工效和“速度”。对大多耕种只有十亩以下的小农，靠“多劳”也足够应付耕地下种的农事节律，力气长在身上，比较“经济”，不用牛也可以产生不低于上农的经济效率。要说“无奈”，不在这里，却在他们没有“财力”占有更多的田地。这叫什么？“量力而行”。“量力而行”，不也是一种经济理性吗？何谓寻求“最大利益化”？在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最大利益化，通俗地说，是在你经努力可以达到的范围内寻求最大利益化。不顾客观条件，要上就上“先进生产力”，如果在零碎泥泞的江南水田里，买一部“东方红”大功率拖拉机甩派头，那只会在违反经济理性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下才可能出现。农民是万不会干这等傻事的。理由很简单：不上算，不实用。
　　
　　农民与“经济协议”
　　百年来，我们的进步要感谢严复引进“进化论”的鼓动，但也带来了绝对化的“污染”，故而近二十多年里，“进化论”备受批评。细究起来，怪别人是没出息的表现，要怪就怪我们自己不好好直面生活现实，把经念歪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