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期多家媒体又把马寅初抬了出来炒作一番，腾讯网还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批判列为网友投票选出的60年最具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并刊登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原作者的纪念文章，这个观点一再被提起，陈词滥调，了无新意，但谬种流传、传播甚广，误导了很多人。
为了更深入的全面解读马寅初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马寅初１８８２年６月出生在浙江省，青年时代主修经济学，曾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里出任财经方面的政府要员，本不是人口学家。先后娶过一妻一妾（他的第二位夫人和他结婚时刚刚13岁），育有7个子女。1957年7月他发表《新人口论》，被认为是当代的马尔萨斯而受到批判。
然而风水轮流转，到了70年代末，马老先生不但予以平反而且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这个半路出家的所谓的人口学家被抬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６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千千万万下牛棚、流放、甚至惨死的知识分子不知道有几人享受到如此的殊荣），1980年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2年病逝，享年100岁。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在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同年7月5日《人民日报》予以发表，全文分为十个部分，主要内容是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快，消费过大导致积累不足，他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科学研究、粮食生产等几个方面认为必须控制人口，主张晚婚晚育，修改婚姻法，提高婚育年龄，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并且认为：“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还曾经提出“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有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观点。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文章，随后这个观点广为流传，很多国人如醉如痴的崇拜他，怀念他，为他当年的建议不被采纳而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尤其好笑的是，他的fans中居然有相当部分是1957年后出生的应该划入所谓的“误增3亿”里面的人。
错批一人的说法同马寅初人口学上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当时并没有错批马寅初。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环境学、人口学理论还不够完善，但至少有几点可以判断马的理论即使在当时也是有缺陷的：其一：他认为当时“人口增殖率为20‰，并且城市的增殖率高于乡村，我国人口增殖太快”。然而他只注意到解放初期的高生育率却忽视了当时的高死亡率。解放初期，婴儿死亡率高达20%，而现在这一比率不到0.5%，在医疗技术落后，婴儿死亡率极高的年代限制生育后果是严重的。其二，他只看到了人口的消费能力，忽略了人的创造能力，被批为“只见口，不见手”，不得不承认批判者是公正客观的。其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还没有好的工具（节育避孕的工具和技术），无法有效推行控制人口的措施，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还不能适应，不能接受晚婚晚育的理念。其四，当时世界还不和平，国际形势处于动荡中，需要储备相当的年青人口应对战争威胁。其五，二战后世界各国出现了婴儿潮，当时全球包括西方的生育率都相当高，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进行人口控制，个别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曾经倡导家庭计划，但从来未有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五十年代，我国平均生育率为6左右，这个数据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准，即使最发达的美国生育率也达到了4左右，正是这批婴儿潮的出现，带来了二战后全球空前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
许多计生支持者指责毛泽东没有采纳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方案并鼓励生育，导致毛时代所谓的人口爆炸是没有依据的。毛时代大部分时间没有强制性的限制生育，但也没有大规模的鼓励生育，自50年代起已经提到节制生育的问题，60年代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70年代提出“晚、稀、少”的口号，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此后的人口增长只是惯性增长。我们可以列举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截至1979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75亿，22年间，总共增加3.29亿，假定采纳马寅初的建议可以少生3亿人，则22年间我国人口几乎是零增长，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惯性原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再把中国大陆1957年到1979年人口增长和同期全球人口增长进行对比，根据上面的数据，1957年至1979年，我国人口增长1.5倍，同期世界人口总数从1957年的30亿左右增加到1979年的44亿左右，增长1.47倍，由此看出从1957年至1979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而同期我国台湾从1000万增长到1748万，增长1.7倍，远快于中国大陆，台湾人也没有因人口问题而指责蒋氏父子，相反台湾现在采取的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当然批判马寅初的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行政归行政，学术归学术，制定什么样的生育政策应该由学术界去探讨争辩，而不应动用行政力量去批判和干预，这违背了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扼杀了学术自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为以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