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中国经济周期就不难发现，上一轮经济高涨在2006、2007年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繁荣是在投资和净出口的合力下推动的，而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升反降，使得我们原来就畸形的需求结构进一步扭曲，对外部经济和投资的倚赖进一步加重。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将严重依赖于外部经济的和投资需求的稳定。但是，不幸的是，2006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步由虚拟经济渗透到了实体经济，并迅速散播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同时，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见表1和2），两方面的作用极大压缩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打击了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和投资行为。所有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则是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神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不再会出现。
表1 2008年8月美元对主要币种的贬值幅度

	以2002年为基期（%）	以2005 年为基期（%）
欧元	66.667	15.385
人民币	19.957	19.957
日元	18.182	-4.545
瑞士法郎	57.407	6.481

表2  2008年8月主要大宗商品的涨幅（美元标价）

	以2002年初为基期 （%）	以2005年初为基期（%）
石油	485.000	178.571
锡	400.000	125.000
锌	120.000	37.500
铜	425.000	145.000
铅	236.000	86.667
黄金	177.667	98.333
白银	290.244	146.154

表面现象也并不足以说明当今中国经济困局的全部。从纯粹意义上说，用各种技术估算的中国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持续回落[1]。而组织分工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和资本优势的相对衰落，资本的出走也并不令人意外。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下降预示着现有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的态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高经济增长受到阻滞是或早或晚的事，只是这种必然在次贷危机背景下出现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稳定、高速的增长，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有三大因素：其一是制度改革释放出的生产力；其二是后发的技术优势对生产力的推动；其三是利用了本轮世界经济的景气。而目前这些因素的效力基本释放殆尽[2]，因此，从国内的视角看，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两个工作：一是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避免对大宗商品的过度倚赖，争取上游利润空间；二是加强对新能源、技术和材料的开发利用，以期抢占长期增长点。



[1] 关于中国生产率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郑京海等的专门论述。
[2] 就此可以回忆家电产业的等离子技术之争，以及微软的黑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