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货币政策目标究竟是维持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还是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当正的成本冲击导致价格水平上升时，必须依靠通货紧缩才能使价格水平回到目标上来，试图稳定价格水平而不是通货膨胀的代价是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大的产出波动性。当钉住通货膨胀目标制时，中央银行公开宣布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将力图使通货膨胀率回到目标值。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钉住通货膨胀目标制以三个原则为基础：一是以产出缺口为中心；二是遵循泰勒规则；三是以前瞻性方式行事。这意味着新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灵活性”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着力于把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同时消除产出缺口。但是，由于钉住通货膨胀目标发挥政策效应的前提是央行在选择利率时已知当期全部信息（如成本冲击和需求冲击），这就要求央行在做当期货币政策决策时必须依靠对未来产出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如果央行和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不一致，就会造成经济的多重均衡。近年，有相当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厂商交错调整价格，通货膨胀会引起价格差异并造成损失，中央银行可以确保价格稳定来消除这一扭曲，因此，价格稳定应是货币政策的适当目标。

实际上，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对政策目标的选择有很大影响。Gali和Getler（1999）的混合型通货膨胀模型中，通货膨胀的前瞻性、后顾性兼而有之，通货膨胀导致的缺乏效率的产出差异使得价格稳定目标优于通货膨胀目标。但是，Wash（2003）对加入滞后通货膨胀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估计显示，随着滞后通货膨胀所获权重的增加，钉住价格目标制的政策效果变得越来越糟，钉住通货膨胀目标优于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目标。Salemi（2006）用前瞻性（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估计了美国1965-2001年的货币政策，显示在Volcker-Greespan时代通货膨胀目标比产出缺口目标更重要。货币政策目标究竟是维持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还是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在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 通货膨胀的动态性仍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实证问题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分析支柱之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是以价格缓慢调整理论为基础的，关于价格缓慢调整的基础模型并未赋予通货膨胀过程任何内在的动态性质。但是，如果在通货膨胀调整方程中加入滞后通货膨胀，其系数从统计学和经济学角度都具有显著性，说明通货膨胀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内生持续性。Rudebusch和Svensson（1999,2002）用产出缺口变量（用消除趋势的GDP表示）近似表示边际成本指标，对加入滞后通货膨胀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显示通货膨胀主要是后顾性的。Gali和Getler（1999），Sbordone（2002）直接使用实际边际成本指标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发现前瞻性通货膨胀模型拟合的通货膨胀序列同60年代以后美国的通货膨胀很接近。实证结果大相径庭，问题主要出在用产出缺口近似边际成本的合理性上。因为为了从边际成本过渡到产出缺口，用闲暇—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代替实际工资，就否定了名义工资刚性假设。但是，如果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部分厂商没有按最优方式定价，而是依据最新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率重新定价（这一假设比较合乎实际），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就可以含有滞后通货膨胀成分。

现在，越来越多的货币经济学家在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中加入滞后通货膨胀，这无疑反映了通货膨胀粘性在最优货币政策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如果通货膨胀具有粘性，降低通货膨胀必定会导致衰退。通货膨胀动态调整的性质和结构性粘性程度已被认为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最主要参数之一。目前，对于结构性粘性在通货膨胀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仍未取得一致认识。Fuhrer（2005）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显示，结构性粘性是通货膨胀动态性的主要推动因素。Amano（2007）建立了通货膨胀结构性粘性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模型，发现最优货币政策是福利稳定目标下产出缺口相对权重、通货膨胀对产出波动的敏感性和实际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粘性程度的函数，公众降低通货膨胀粘性的预期可以减小通货膨胀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动态性仍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实证问题。

（三） 货币政策工具规则仍是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之一

自从“泰勒规则”提出以来，已有大量文献对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泰勒规则或类似的简单规则进行了估计或修正。现在，新凯恩斯主义者对这一规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工具规则中名义利率动态性的界定。近来的实证研究显示，基本的泰勒规则加上滞后名义利率作补充，可以很好地描述政策利率的真实行为。Glarida（2000），Rudebusch（2002）估计名义利率的粘性结构系数大约在0.7左右，名义利率具有很强的内生持续性。但是，Cochrane和Piazzesi（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名义利率的变化主要依赖于利率期限结构，而与滞后利率无关。目前，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滞后利率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利率平滑化目标导致名义利率惯性。但遭到了Svensson（2003）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利率波动相当厉害。另一种解释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导致利率惯。Woodfood（2003）认为公众基于货币政策的历史操作形成预期，央行参考公众预期制定货币政策将导致名义利率的惯性行为。然而，Lansing（2005）证明中央银行衡量趋势产出的误差项所具有的序列相关性和滞后利率相关，造成了公众预期导致利率惯性的假象。

二是致力于推导工具规则系数的最优值。估计政策工具规则系数最优值的文献很多，结果差异也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工具规则设定形式的不同。Rudebusch和Svensson（1999）估计了随意性政策下，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都具有后顾性特征时泰勒规则参数的最优值，当产出和通货膨胀权重相同时，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与泰勒原则相符。Lubik和Marzo（2007）分析了当期、前瞻性和后顾性泰勒规则实现均衡的限制条件，但并未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由于泰勒规则是以中央银行能够遵守承诺为前提的，在既定的政策环境（比如随意性政策规则）下，并不能很好描述名义利率的真实行为，货币政策工具规则仍是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之一。